這是在最近讀到的書《黑天鵝效應》。

黑天鵝效應（Black swan theory）是指極不可能發生，實際上卻又發生的事件。主要具有三大特性：

這個事件是個離群值，因為它出現在一般的期望範圍之外，過去的經驗讓人不相信其出現的可能。
一旦發生，人會因為天性使然而作出某種解釋，讓這事件成為可解釋或可預測。
它會帶來極大的衝擊。

最近理工一事真的令人震驚。在三個月前，我根本沒有想過自己的學校會成為戰場。
《黑天鵝效應》當中提到的價值觀是讓我大開眼界的，我希望自己能在這樣的混亂場面中獲益。

我在這用了用一篇比較長的博文進行點評。
這樣一來，你就可以判斷——哪些書值得你看，哪些不值得你看。
這篇讀書筆記，首先是寫給自己看的，然後才是給讀者看的。

序言關於鳥的羽毛

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以前，歐洲的所有人都確信天鵝全部是白色的，這是牢不可破的信念，因為它似乎在經驗中得到了完全的證實。對一些鳥類學家（以及非常關心鳥類顏色的其他人）來說，看見第一只黑天鵝大概是一種有趣的驚奇體驗，但這還不是澳大利亞發現黑天鵝的重要性所在。它顯示出我們通過觀察或經驗獲得的知識具有嚴重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僅僅一次觀察就可以顛覆上千年來對白天鵝的數百萬次確定性觀察中得出的結論，你只要看見一次黑天鵝（據說很醜）就夠了。
在這裏，「黑天鵝」是指滿足以下三個特點的事件：
首先，它具有意外性，即它在通常的預期之外，也就是在過去沒有任何能夠確定它發生的可能性的證據。其次，它會產生極端影響。第三，雖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們在事後為它的發生編織理由，並且或多或少認為它是可解釋和可預測的。
簡而言之，這三點概括起來就是：稀有性、沖擊性和事後（而不是事前）可預測性。

少數的黑天鵝事件幾乎能解釋這個世界中的所有事情，從思想的勝利到歷史事件的變遷，到我們的個人生活。自從大約1萬年前以來，黑天鵝事件的影響一直在擴大。這一影響在工業革命期間加劇，因為世界變得越來越覆雜，而正常事件，即我們學習和討論，並試圖通過閱讀報紙來預測的事件，變得越來越不順理成章。

本書的中心思想是揭示我們對隨機事件的無視，尤其是具有很大離差的隨機事件：為什麽我們，科學家或非科學家，精英或普通人會抓小放大？為什麽我們總是只看到細枝末節，而不是可能發生的重大事件，即使它們的巨大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如果你讚同我的觀點，為什麽讀報實際上降低了你對世界的認識呢？
我們很容易看到，生活正是少數重大事件的累積結果。即使你足不出戶（抑或你喜歡在酒吧高談闊論），認識到黑天鵝事件的影響力也並不難。做下面這個練習，審視一下你周圍的環境。數一數自你出生以來周圍發生的重大事件、技術變革和發明，把它們與人們在它們出現之前所預期的相比較，它們中有多少是在預料之中的？看看你自己的生活，你的職業選擇、你與配偶的邂逅、你被迫離開故土、你面臨的背叛、你突然的致富或潦倒，這些事有多少是按照計劃發生的？

你所不知道的事

黑天鵝的邏輯是，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事更有意義，因為許多黑天鵝事件正是由於它們不被預期而發生和加劇的。
想一想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假如它可以在9月10日被合理預料到，它就不會發生。如果這種可能性被認為是值得註意的，戰鬥機就會盤旋在雙子塔的上空、飛機就會有上鎖的防彈門，襲擊就不會發生，就是這樣。而一些別的事情就有可能發生。什麽事？我不知道。
看到一件事情發生正是因為人們認為它不應該發生，這是不是很奇怪？美國人對襲擊做了怎樣的預防呢？不管你知道什麽（紐約很容易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如果你的敵人知道你知道，就都可能沒有意義。這種認識可能讓你感覺很怪，但在這種戰略博弈中，你所知道的可能真的不重要。
這一點可以延伸到一切行業。想一想餐館業中充當撒手鐧的“秘密配方”。如果它被公開了，很明顯，隔壁的某個人就會模仿，使它變得平淡無奇。所以餐館業中的下一個撒手鐧必須是不易被現有大多數餐館想到的想法，它必須和人們的預期拉開一定的距離。越出乎人們的意料，競爭者就會越少，實施這一想法的企業家就會越成功。制鞋業和出版業以至任何行業都是一樣。科學理論也是一樣，沒人有興趣聽平淡無奇的東西。人類冒險的回報與對它的預期呈反相關。

我們總有一種「只關注」我們認為有道理的東西的沖動。今天，生活在這個星球上需要超乎尋常的想象力。我們缺乏想象力，而且壓制他人的想象力。

我們的世界是由極端、未知和非常不可能發生的（以我們現有的知識而言非常不可能發生的）事物主導的，而我們卻一直把時間花在討論瑣碎的事情上，只關註已知和重覆發生的事物。這意味著必須把極端事件當做起點，而不是把它當做意外事件置之不理。即使我們取得了知識上的進步和成長，或者正因為這種進步和成長，未來仍會越來越不可預測，而人性和社會“科學”合謀起來向我們隱藏這一點。

第一部分極端斯坦與黑天鵝現象

第一章自我欺騙的人類

歷史事件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展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來考慮一下信息的性質：在一個歷史事件發生之前存在無數個事實，其中只有相當少的一部分會在後來你對歷史事件的理解中有幫助。因為你的記憶有限而且是被過濾的，所以你會傾向於記住那些事後看來與事實相符的信息，除非你不會忘記任何事情，從而不得不生活在不斷積累的簡單信息的重負下。

那一天發生了一件具有重創性的金融事件：（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市場崩盤。更具重創性的是，它發生在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足夠老練的時候，我們有所有這些誇誇其談的柏拉圖化的經濟學家（以及騙人的以鐘形曲線為基礎的方程式）來預防，或者至少預測和控制大的震動。崩盤甚至不是由於某則新聞。事件的發生超越了事件前一天任何人所能想象的範圍，假如我指出了它的可能性，我會被看做瘋子。它滿足黑天鵝事件的條件，但當時我還不知道怎麽表達。
我在公園大道遇見了一位同事，正當我開始與他談話時，一名焦慮的婦女不顧一切地打斷我們的對話：“嗨，你們兩個知道發生什麽了嗎？”人行道上的人們看上去茫然無措。早一點的時候，我在我工作的第一波士頓的交易室裏看到有一些人在哭。一整天我都處在事件的震撼中，震驚的人們像探照燈下的兔子一樣亂跑。回家後，我的表兄亞歷克西斯打電話告訴我他的鄰居自殺了，從高層公寓跳了下去。這一點也不奇怪。我突然想到金融創傷可以比戰爭更打擊人的意志。（只要想一想，金融問題和隨之而來的羞辱可以導致自殺，而戰爭似乎並沒有如此直接的效果。）

我害怕得不償失的勝利：我知道自己是正確的，但又害怕自己的正確，以及目睹整個系統在我腳下崩潰。我並不真的想如此正確。我將永遠記住已故的吉米（Jimmy P.），他在看到自己的凈資產灰飛煙滅時，不斷半開玩笑地乞求屏幕上的價格不要再變動。
但在當時，我意識到我對錢根本不關心。我經歷了生命中最為奇怪的感受，一個震耳欲聾的聲音告訴我“我是正確的”，聲音如此之大，以至於我渾身都顫抖起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種震撼內心的感覺。我之後再也沒有經歷過這種感覺，也永遠不可能向那些從未經歷過的人描述。它是一種身心的震撼，好像是快樂、驕傲和恐懼的混合體。

1987年10月19日那天晚上，我一覺睡了12個小時。
我很難把這種確信的感覺告訴我的朋友，他們都由於市場崩盤而處於某種悲痛當中。當時的獎金與如今比起來非常微不足道，但是，假如我的雇主第一波士頓及金融系統能夠堅持到年底，我會得到一份適當的獎金。有時候人們會對這種狀況說一聲“去××的錢”，這話雖然粗俗，但能讓你表現得像個維多利亞時代的紳士，一個擺脫了奴役的人。它是一個心理上的緩沖，讓你無須成為巨富，而是讓你自由選擇一個新的職業，而不必過分擔憂經濟報酬，它使你不必強奸自己的意志。你不再對某個雇主或者就業本身產生任何理智和情感上的依賴，不再受某個人對你武斷而不公平的評價的擺布。（獨立對每個人都有特別的含義：我一直吃驚於那麽多高收入的人卻變得更加諂媚，因為他們變得更加依賴他們的客戶和雇主，也更加癡迷於賺更多的錢。）雖然按照某些標準來說這並不是豪言壯語，但它實際上幫我擺脫了經濟上的所有欲望。每當我把時間不是花在研究，而是花在追求物質財富上時，它都讓我感到羞愧。請註意，“去××的”代表掛掉電話之前的結束語。
那些日子交易員在賠錢時摔壞電話是極為平常的事。有的人喜歡摔椅子、桌子或者任何能夠發出聲響的東西。有一次，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名交易員試圖掐死我，來了4名保安才將他拖走。他生氣，是因為我站在他認為是他的“領地”的地方。誰會願意離開這樣的工作？把這種情形與大學餐廳中單調的午餐比較一下吧，那裏只有彬彬有禮的教授們談論著最新的院系爭鬥。於是我繼續留在“數理”和交易行業（現在仍然是），但管理好自己，只做最少量但極為密集（而且有趣）的工作，只關註最具技術性的方面，從不參加商業“會議”，避免與西裝革履卻不讀書的“成功者”為伍，並且平均每3年休息一年，彌補自己在科學和哲學方面落下的空白。為了慢慢提煉我的思想，我需要成為一個閑人，一個職業冥想者，懶洋洋地坐在咖啡館，遠離辦公桌和各種組織，睡到自然醒，貪婪地閱讀，而不需對任何人解釋什麽。

第三章極端斯坦與平均斯坦

當我回憶人們向我提出過的所有“建議”時，我發現只有一兩條建議讓我銘記一生，因為它們成為我進一步思考的催化劑，並且我真的思考出了結果，尤其是提煉出了黑天鵝的思想。其他建議都只是紙上談兵，我很高興對它們大部分都沒有留意。大部分建議都是要“適度而合理”，這恰好與黑天鵝思想相反，因為根據經驗的現實是不“適度”的，而它的“合理性”與中庸的傳統定義是不一致的。真正的經驗主義要盡可能真實地反映現實。誠實意味著不懼怕特立獨行，也不懼怕特立獨行的結果。

回想起來，最具有影響力的一條建議是糟糕的建議，但同時又是我至今獲得的最具智慧的建議，因為它促使我更加深入地研究黑天鵝現象。那是我22歲的一天下午，地點在費城沃爾納街3400號，我的住處。在走廊上，一名沃頓商學院二年級的學生建議我找一份“報酬具有突破性”的職業，也就是說，報酬不受時間或者付出勞動數量的限制。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區分職業的方法，由此可以擴展到對不確定性的不同類型的區分，這把我引向主要的哲學問題——歸納問題，也就是如何給黑天鵝現象取名。它讓我把黑天鵝從一個邏輯上的僵局變成易於實施的解決方案，並把它根植於經驗現實之中。我將在後面幾章講到這一點。
關於職業的建議怎麽會導致對不確定性的性質的這種思考呢？有些職業，比如牙醫、咨詢師和按摩師的收入是不可能具有突破性的：它們受到在既定的時間內服務的病人或客戶的最大數量的限制。如果你開一家美味的餐廳，你最多只能逐步擴大生意規模（除非連鎖經營）。在這些職業中，不論報酬多高，你的收入總是受到限制的。你的收入取決於你持續的努力，而不是你的決策質量。而且，這種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預測的：它會有變化，但不可能達到一天的收入超過余生收入的程度。也就是說，它不會受到黑天鵝現象的驅使。假如葉夫根尼婭是一名稅務會計師或者專門治療疝氣的醫師，她就不可能一夜間跨過失敗者與超級英雄之間的鴻溝。（不過她也不可能成為一名失敗者。）

還有一些職業，如果你幹得好的話，能讓你在產出（以及收入）後面加上零，幾乎或者完全不需要額外的努力。那時，我很懶惰，而且把懶惰看做一項優點，又無法忍受商業人士談話的無趣，而是每天渴望釋放盡可能多的時間用於冥想和閱讀，於是，我立即（但錯誤地）得出一個結論。我把腦力勞動者，也就是以某種交易或工作的形式出售某種智力產品的人，與出售體力勞動的體力勞動者區分開來。

如果你是一名腦力勞動者，你不必工作太賣力，只需要多想。你的產出為100和1000時，你做的工作是一樣的。在定量交易中，買100股股票與買10萬股甚至100萬股股票的工作量是一樣的。要打同樣的電話，做同樣的計算，花費同樣的腦細胞，對交易的正確性做同樣的確認。而且，你還可以在你的浴缸裏或者在羅馬的某個酒吧裏操作。你可以事半功倍！不過，我對於交易說錯了一點，你是不能在浴缸裏操作的，但做得對的話，可以為你帶來大量的自由時間。
錄音師和電影演員也是一樣：你會讓電影院的音效工程師調好播放器，他們不必在每一次播放電影時都出現。同樣，一位作家吸引一名讀者與吸引數億讀者需要花費的努力是一樣的。《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不必在每次有人想讀這本書的時候都寫一遍，但面包師做不到：他必須為每一位新客戶一一烤出面包。
於是，著名作家與面包師、投機者與醫生之間的區別是一種看待行為世界的有用方式。它把那些不必多勞動就能在收入後面加零的職業與那些需要增加勞動和時間（兩者都是有限的）的職業，也就是局限性職業區分開來。

平均斯坦

這種突破性與非突破性的差異使我們能夠在兩類不確定性、兩類隨機性之間劃分明確的界限。
我們做下面這個想象實驗。假設你從普通人群中隨機挑選1000人，讓他們在一個體育館裏並排站著。
把你所能想到的體重最重的人加入樣本。假設他的體重是平均體重的3倍，在總體重中也非常微不足道（在這個實驗中大約占0.5%)。
你還可以更極端一點。即使你挑選了從生物學上說可能是地球上最重的人（但仍然能被稱為人類），他也不會再重多少，比如能占到總體重的0.6%，增加的量微乎其微。假如你挑選了1萬人，他占的比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在理想的平均斯坦，特定事件的單獨影響很小，只有群體影響才大。可以這樣陳述平均斯坦的最高法則：當你的樣本量足夠大時，任何個例都不會對整體產生重大影響。最大的觀察值雖然令人吃驚，但對整體而言最終微不足道。

奇異的極端斯坦

現在考慮一下體育館裏那1000人的凈資產。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加入他們中間，比如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假設他的凈資產接近800億美元，而其余人大約幾百萬美元。他的凈資產占總資產的多少？99.9%？實際上，所有其他人的凈資產只不過是他的凈資產數字四舍五入的誤差，或者他的凈資產在過去一秒內的變化。如果某個人的體重要達到這樣的比例，他需要5000萬磅的體重！

在極端斯坦，不平均即是指個體能夠對整體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
因此，雖然體重、身高和卡路裏攝入量來自平均斯坦，但財富不是。幾乎所有社會問題都來自極端斯坦。換句話說，社會變量是信息化的，不是物理的，你無法觸碰它們，銀行賬戶裏的錢是重要的東西，但顯然不是物理的。同樣，它可以是任何數值，而不需要消耗能量。它只是一個數字！
請註意，在技術發展以前，戰爭曾經屬於平均斯坦。如果你一次只能殺一個人，那麽殺死許多人是很難的。但今天，有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只需要一個按鈕，一個瘋子，或者一個小錯誤，就能夠殺光地球上所有人。

第四章 1001天——如何避免成為失敗者

想象一個有權威和地位的人，他所工作的地方很重要，比如政府機構或大公司。他可能是你在健身俱樂部時在你眼前播放的（你無法不看電視屏幕）福克斯新聞頻道的啰唆的政治評論員，談論著“光明未來”的某家公司董事會主席，某個完全反對使用母乳的柏拉圖式的醫生（因為他看不出母乳中有任何特別的東西），或者對你的玩笑沒反應的哈佛商學院教授。他把他知道的一點東西太當回事。
假定有一天，一個頑皮的家夥在休息的時候偷偷地把一片輕柔的羽毛劃過他的鼻子。他高高在上的虛榮心在這次意外之後會有怎樣的遭遇？與他充滿權威的行為形成對比的，是被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東西襲擊的震驚。有一小會兒，在他恢覆正常之前，你會在他臉上看到驚慌。
我承認在第一次外宿夏令營期間對這類惡作劇就有無可救藥的愛好。把羽毛探進睡著的營員的鼻孔裏會立即引起恐懼。我孩童時期的一部分時間就花在運用它的各種變體上：除了羽毛之外，你還可以把一張紙巾卷起來，卷得又細又長。我拿我的弟弟試了幾次。效果不遜於此的另一項惡作劇，是在最出乎意料的時候把冰塊放到某個人領子後面，比如在一次正式晚宴上。當然，隨著年齡的增大，我不得不放棄這些惡作劇，但會不自覺地想起這些畫面，那通常是在我同一些表情嚴肅的商業人士（穿著深色西服，有著標準思維）開會而感到無聊時，他們套話連篇，解釋這解釋那，在談論隨機事件時大量使用“因為”這個詞。我以他們中的一個人為目標，想象冰塊沿著他的後背下滑的情景。如果你放的是一只活耗子，會顯得不那麽體面，卻更有戲劇效果，尤其當那個人怕癢，而且戴著阻擋耗子逃跑路線的領帶的時候。
也有富有同情心的惡作劇。記得在我很早當交易員的時候，錢開始來得很容易。我平時坐出租車，如果司機說著蹩腳的英語，並且看起來非常沮喪，我就會給他一張百元大鈔（當做小費），讓他有點震驚和意外。你會看著他展開鈔票，以某種驚慌失措的表情看著它。（100萬美元肯定有更好的效果，但我辦不到。）這也是一種簡單的快樂實驗：只花100美元就讓別人有快樂一天的感覺非常令人飄飄然。我最後不這樣做了，因為當我們的財富增加並且我們開始看重錢時，我們都變得吝嗇和斤斤計較起來。

我不需要命運的幫助就獲得了更大的娛樂：現實以很高的頻率促成了這種被迫的信念轉變。許多轉變非常有刺激性。實際上，整個追求知識的過程都是基於接受傳統智慧、科學信仰，再用新的反直覺證據把它們打碎的模式，不論是微觀層面（所有科學發現的目標都是發現微觀黑天鵝現象）還是宏觀層面（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或許科學家所做的事就是嘲笑他們的前輩，但大部分人都沒有意識到某個人在（近得令人沮喪的）未來也會嘲笑他們的信念。就我而言，我的讀者和我在嘲笑社會知識的當前狀態。這些大人物沒有看到即將到來的明天對他們的顛覆，這意味著你通常可以肯定他們會遭遇某種意外的感受。

如何從火雞的經歷中學習

大哲學家羅素在闡述他的同行所謂的歸納問題或歸納性知識問題時（這顯然是一切問題之母）舉了一個絕妙的關於意外的例子。我們如何在邏輯上從特定的個例走向概括性的結論？我們如何知道我們已知的？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的觀察足以推斷出對象和事件的其他特性？從觀察獲得的任何知識中都有陷阱。

想象一只每天有人餵食的火雞。每次餵食都使它更加相信生命的一般法則就是每天得到“為它的最大利益著想”（政客們都這麽說）的友善人類的餵食。感恩節前的星期三下午，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將發生在它身上。它將導致一次信念的轉變。

本章余下的部分將以原本的形式概括黑天鵝問題：如何從過去的知識中知道未來，或更一般地說，如何從（有限的）已知推測（無限的）未知。再想想餵食的例子：一只火雞如何通過對昨天的觀察知道明天餵給它的食有多少？可能很多，但肯定比它想象的少一點，但就是那“少一點”使事情有完全的不同。

火雞問題可以把“餵你的那只手也可能是擰斷你脖子的那只手”的情況一般化。

我們再進一步探討歸納法最令人不安的一面：反向學習。假設火雞的經驗可能不是沒有價值，而是有一個負價值。它從觀察中學習，正如我們都被建議的那樣（畢竟這是人們相信的科學方法）。隨著友好餵食次數的增加，它的信心也增加了，雖然被屠殺的危險越來越近，它卻感到越來越安全。想一想，當危險最大時安全感卻達到最大值！但真正的問題比這更具有普遍性，它直指經驗知識本身。某種東西在過去一直起作用，直到它出乎意料地不再起作用，而我們從過去獲得的知識實際上頂多是無關痛癢或虛假的知識，甚至是危險的誤導。

圖4-1提供了真實生活中歸納問題的原型。你對一個假設變量觀察了1000天。它可以是任何事物（可以有一些不大的變化）：圖書銷量、血壓、犯罪、你的個人收入、某只股票或貸款利率。然後你僅僅從過去的數據中得出關於其變化趨勢特征的某些結論，並預測未來1000天甚至5000天的趨勢。在第1001天——砰！一個過去毫無準備的巨大的變化發生了！

想一想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拿破侖引發的那些戰爭之後，世界經歷了一段和平，使任何觀察者都相信具有嚴重毀滅性的戰爭停止了。但是，意外發生了！它成為截至當時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

圖4-1 歷史的1001天
感恩節前後的火雞。某件事情1000天的歷史不會告訴你關於接下來的任何信息。這種從過去預測未來的天真在一切事情中都存在。

註意，這一事件過後，你開始局部性地預測再出現意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僅僅在你遭遇意外事件的這個問題中考慮意外事件，而不在別的問題中考慮。1987年的股市崩盤後，美國一半的股票交易員在每個10月都為類似的行情做好準備，他們沒有想到在第一次之前是沒有再前一次的。我們擔心得太晚了，而且是在事後。錯誤地把對過去的一次天真觀察當成某種確定的東西或者代表未來的東西，是我們無法把握黑天鵝現象的唯一原因。
喜歡引用他人觀點的業余分子（即在文章中擺滿某個死去權威的言論的作者或學者）會認為，如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所說，有怎樣的前因就有怎樣的後果。那些無條件相信過去經驗的人應該看一看一位著名的船長對這一觀點的表述：

根據我所有的經驗，我沒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故。我在整個海上生涯中只見過一次遇險的船只。我從未見過失事船只，從未處於失事的危險中，也從未陷入任何有可能演化為災難的險境。——E·J·史密斯，泰坦尼克號船長，1907年

史密斯船長的船於1912年沈沒，成為歷史上被提起次數最多的沈船事故。

黑天鵝現象與知識有關

從火雞的角度，第1001天沒有餵食是黑天鵝事件，從屠宰者的角度卻不是，因為這不是意料之外的。由此你可以看到，黑天鵝現象是笨人的問題。換句話說，它與你的預期有關。你認識到，你可以通過科學或者通過開放思想消除黑天鵝現象（如果可以的話）。當然，和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人一樣，你可以運用科學制造黑天鵝現象，也就是讓人們相信黑天鵝現象不可能發生，於是科學就把普通公民變成了笨人。

註意這些事件不一定是瞬間的意外。我在第一章提到的一些歷史性變遷持續了數十年，比如，計算機對社會帶來了巨大影響，而它對我們日常生活的滲透過程卻沒那麽明顯。有些黑天鵝現象產生於同一方向變化的積累，比如在數年間銷售許多冊但從未出現在暢銷書榜上的書。同樣，20世紀90年代末的納斯達克股票花了數年時間成長，但如果你把這一成長放入更長的歷史趨勢中看，它會顯得劇烈得多。看待事物應該以相對而不是絕對的時間尺度衡：地震持續幾分鐘，“9·11”持續了幾小時，但歷史變化和技術發展是可能持續數十年的黑天鵝現象。總之，正面的黑天鵝事件需要時間來顯現它們的影響，而負面的黑天鵝事件發生得非常迅速——毀滅比締造要容易和迅速得多。

我們不是生活在平均斯坦裏

我剛剛以歷史的形式展現了黑天鵝問題：把現有信息一般化的困難，或者說從過去、已知和已觀察到的東西中學習的困難。我也列出了哪些人是我認為在這一問題上最有影響力的歷史人物。

你可以看到，假設我們生活在平均斯坦是非常容易的。為什麽？因為這可以讓你不考慮黑天鵝事件發生的意外！如果你生活在平均斯坦，黑天鵝問題要麽不存在，要麽只有微小的影響力！

這種假設神奇地趕走了歸納問題（而這一問題一直困擾著人們的思維），統計學家可以遠離認識論。

這只是願望而已！我們不是生活在平均斯坦，所以黑天鵝現象要求人們換一種思考方式。我們不能把問題藏起來，就只能更深入地挖掘它。這並不是終極困難，我們甚至還能從中受益。

現在，從我們對黑天鵝事件的無知中又產生了其他問題：
1.我們只關註從已觀察到的事物中預先挑選出來的一部分，從它推及未觀察到的部分：證實謬誤。
2.我們用那些符合我們對明顯模式的偏好的故事欺騙自己：敘述謬誤。
3.我們假裝黑天鵝現象不存在：人類的本性不習慣黑天鵝現象。
4.我們所看到的並不一定是全部。歷史把黑天鵝現象隱藏起來，使我們對這些事件發生的概率產生錯誤的觀念：沈默的證據造成的認知扭曲。
5.我們“犯過濾性錯誤”：我們只關註一些有明確定義的不確定性現象，一些特定的黑天鵝現象（而不關註那些不太容易想到的）。

第五章不能只靠過去的經驗判斷

雖然證明行為在我們的習慣和傳統智慧中根深蒂固，但它是一種危險的錯誤。

假設我告訴你，我有證據證明球星辛普森（20世紀90年代被控殺害妻子）不是罪犯。瞧，那天我和他一起吃早餐，他誰也沒殺。我是認真的，我沒有看到他殺任何人。這能夠證明他的無辜嗎？如果我這麽說，你一定會叫來救護車甚至警察，因為你可能會想，我在交易室度過了太多的時間，或者我在咖啡館坐得太久了，一直想這個黑天鵝問題，我的邏輯可能立即給社會帶來危險，所以我本人需要立即被關起來。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一天在紐約的一處鐵軌上打了個盹兒卻沒有被軋死，你可能會有同樣的反應。我會說，嗨，看看我，我還活著，這就證明躺在鐵軌上是沒有危險的。但想一想，再看一下第四章的圖4-1。某個人觀察了火雞前1000天的生活（但沒有看到第1001天令人震驚的事件），他會對你說，而且說的是對的，沒有證據表明會發生大事，即黑天鵝事件。但是，你會把這一說法理解為證據表明黑天鵝事件不會發生，尤其在你不仔細考慮的時候。這兩種說法之間的邏輯差距實際上是非常大的，但在你的思維裏顯得很小，所以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從現在起10天後，即使你還記得第一種說法，你的印象中也很有可能是第二種說法，不確切的說法，即證據表明沒有黑天鵝現象。我把這種混淆稱為回路錯誤（round-trip fallacy），因為兩種說法是不可互換的。
把這兩種說法相混淆犯了一個很小很小（但至關重要）的邏輯錯誤，但我們對微小的邏輯錯誤是沒有免疫力的，教授和思想家也好不到哪裏（覆雜的方程式似乎無法與清晰的思維和諧共存）。除非我們的註意力非常集中，否則我們很可能無意識地簡化問題，因為我們的思維在我們無意識的情況下習慣這麽做。
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更深入地探討。
“我從未想說保守主義者通常很愚蠢，我想說的是愚蠢的人通常很保守。”約翰·斯圖亞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曾抱怨說。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如果你告訴人們成功的秘訣並不總是技能，他們會以為你在說這不是靠技能，而是靠運氣。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的推理機制不適用於覆雜的環境，當一句話的措辭稍做修改時，其語義會發生很大變化。想一想，在原始環境裏，“大部分殺手是野生動物”與“大部分野生動物是殺手”這兩種說法之間的差異是沒什麽影響的。雖然混淆二者是一個錯誤，但幾乎沒什麽影響。我們的統計直覺還沒有發展出認為二者差異很大的思維習慣。

領域特殊性

無法自動把知識從一種情況轉化為另一種情況，或者從理論轉化為實際的狀態，是人類本性中令人困擾的特性。讓我們稱它為行為反應的“領域特殊性”。領域特殊性的意思是，我們的行為反應、思維模式和直覺取決於事物的背景，進化心理學家稱之為事物或事件的“領域”。教室是一種領域，生活也是。我們對一則信息的反應不是根據它的邏輯特性，而是根據它的環境，以及它在我們的社會情緒系統中的位置。在教室中以某種角度理解的邏輯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受到不同的對待。實際上，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確實受到了不同對待。

知識即使是準確的，也不總是產生適當的行為，因為我們習慣忘記我們所知道的，或者忘記如何正確對待知識，即使我們是專家。讀者已經看到了，統計學家習慣把腦子留在教室裏，一旦他們來到大街上，就會犯最微小的推斷錯誤。1971年，心理學家丹尼·卡尼曼（Danny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不斷向統計學教授提出不像統計學問題的統計學問題。其中有一個類似下面的問題（為了表述清楚，我改變了原題）：假設你生活的城市有兩家醫院，一家大，一家小。某一天，其中一家醫院出生的嬰兒中60%是男孩。這有可能是哪家醫院？許多統計學家的回答（在閑談中）相當於犯了選擇大醫院的錯誤，而實際上統計學的基礎就是大樣本更為穩定，對長期平均值（在這個例子裏是每種性別各50%的比例）的偏離比小樣本更小。這些統計學家連自己的考試都會不及格。在我做數理專家的日子裏，我遇見過數百次忘記自己是統計學家的統計學家犯這類嚴重錯誤。
再看一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犯可笑的領域特殊性錯誤的例子。讓我們來到豪華的紐約銳步體育俱樂部，看一看多少人乘手扶電梯上了幾層樓之後，徑直奔往台階式健身器。

我們在推斷和行為反應上的領域特殊性表現是雙向的：有些問題我們能夠在實際應用中理解，卻不能在課本中理解；有些問題我們更容易從課本中理解，卻不能在實際應用中理解。人們能夠不費力地在社會環境下解決一個問題，但在它以抽象的邏輯問題形式出現時不知所措。我們習慣在不同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的思維機制，或者模塊：我們的大腦缺少一台全能中央計算機，對所有可能的情況制定和應用同樣的邏輯規則。
我已經說過，我們可能在現實中而不是在教室中犯邏輯錯誤。這種不對稱在對癌癥的診斷中得到最佳體現。我們看一看那些為病人檢查癌癥征兆的醫生，檢查一般在病人想知道他們是已痊愈還是會“覆發”的時候做。（實際上，覆發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它只是表明治療並沒有殺死全部癌細胞，而那些未被發現的壞細胞開始以失控的方式增長。）在現有技術狀況下，不可能對病人的每一個細胞進行檢查來確定它們是否都是正常的，所以醫生通過盡量精確地掃描病人的身體來選取樣本，然後對沒有檢查的部分做出假設。在一次常規癌癥檢查之後，醫生對我說：“別擔心，我們有證據表明你已經痊愈了。”這讓我大吃一驚。“為什麽？”我問。回答是：“證據顯示沒有癌癥。”“你怎麽知道？”我問。他回答：“掃描的結果是陰性。”他居然到處說自己是醫生！
醫學上有一個首字母縮寫詞語NED，意思是無疾病征兆（No Evidence of Disease），但並不存在一個END可以證明無疾病（Evidence of No Disease）。我與許多醫生討論這一問題的經驗證明，即使是那些發表研究論文的醫生，都有許多犯了回路錯誤。
20世紀60年代，傲慢的醫生把母乳看做某種低級的東西，似乎他們能夠在實驗室裏覆制，卻沒有認識到母乳可能包含超過他們科學理解能力的有用成分，他們只不過是混淆了“無證據表明母乳的優勢”與“證據表明母乳無優勢”。（這是又一種柏拉圖化的行為，認為當我們能夠使用奶瓶時，采用母乳餵養是“毫無道理的”。）許多人為這種無知的推理付出代價：那些嬰兒時期沒有得到母乳餵養的人面臨更高的健康問題風險，包括更可能罹患某些癌癥，因為在母乳中一定還有一些我們沒有找到的營養成分。而且，采用母乳餵養的母親們獲得的好處也被忽視了，比如降低了患乳腺癌的風險。
扁桃體問題也是一樣：切除扁桃體可能導致更高的喉癌風險，但數十年來，醫生們從不懷疑這一“無用”的器官可能有著他們沒有發現的功能。還有水果和蔬菜中發現的膳食纖維，20世紀60年代的醫生認為這些膳食纖維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們沒有發現食用這種纖維的必要性，於是他們導致了一代人的營養不良。最後人們發現，纖維能夠延緩糖類在血液中的吸收，還能清掃腸道癌癥前期細胞。實際上，由於這類簡單的推理混淆錯誤，醫學在歷史上造成了大量災難。
我並不是說醫生不應該有他們的信念，只是應該避免某些固定的、封閉的信念。醫學在進步，但許多其他類型的知識沒有改善。

證據

由於一種我稱為無知經驗主義的思維方式，我們天生習慣於尋找能夠證明我們的理論以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的例子，這些例子總是很容易找到。唉，有了工具和傻子，任何東西都是容易找到的。你可以把能證實你的理論的過去的事例當做證據。例如，一名外交官會向你展示他的“成就”，而不是他沒能做到的事。數學家會努力讓你相信他們的科學對社會有用，方法是指出那些起作用的事例，而不是白費時間的事例，或者更糟的情況——那些由於高雅的數學理論的非經驗特性而給社會造成嚴重成本浪費的數不清的數學應用事例。
即使在檢驗一項假設時，我們也習慣於尋找證明假設正確的事例。當然，我們很容易找到證據——我們只需要去找，或者讓研究者為我們找。我可以為任何事情找到證據，正如富有經驗的倫敦出租車司機能夠找到擁堵的地方以增加車費一樣。
有人更進一步給了我一些我們成功預測事件的例子。確實有一些，比如登陸月球和21世紀的經濟增長率。人們還能夠找到本書觀點的許多“反證據”，最好的例子就是報紙非常擅長預測電影和劇院的演出時間表。瞧，我昨天預測太陽今天會升起，而它真的升起了！

消極經驗主義

不過，有辦法解決這種無知的經驗主義。我的意思是，一系列證實性事實未必是證據。看見白天鵝不能證明黑天鵝不存在。但有一個例外：我知道什麽論點是錯的，但不一定知道什麽論點是正確的。如果我看見一只黑天鵝，我可以確定並非所有天鵝都是白的！如果我看見有人殺人，我可以非常肯定他是罪犯。如果我沒有看見他殺人，我不能肯定他是無辜的。同樣的道理適用於癌癥檢查：發現一處惡性腫瘤證明你有癌癥，但沒有發現腫瘤不能讓你得出沒有癌癥的確定結論。
我們可以通過負面例子而不是正面證據接近真相！對觀察到的事實制定通用法則是具有誤導性的。與傳統智慧相反，我們的知識並不能通過一系列證實性的觀察結果得到增加，就像火雞的例子一樣。但有一些事情我持懷疑態度，另一些事情我卻可以確定。這使得觀察結果具有不對稱性。實際情況並不比這更覆雜。
這種不對稱性具有很強的實際性。它告訴我們不必成為徹底的懷疑主義者，只需要成為半懷疑主義者。實際生活的微妙之處在於，在決策時，你只需要對事情的一個方面感興趣：如果你需要確定病人是否有癌癥，而不是他是否健康，你可以滿足於否定性推理，因為它能夠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確定信息。所以，我們能夠從數據獲得許多信息，但不像我們期望的那樣多。有時大量信息會變得毫無意義，而少量信息卻具有非凡的意義。確實，1000天並不能證明你是正確的，但1天就能證明你是錯誤的。
提出這種單邊半懷疑主義觀點的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他的一幅黑白照片就掛在我書房的墻上。這是我在慕尼黑從散文家約恒·韋格納（Jochen Wegner）那裏得到的禮物，同我一樣，韋格納也認為波普爾是現代哲學家中“代表一切”的人物——嗯，幾乎代表了一切。他的著作是為我們寫的，不是為其他哲學家寫的。“我們”是指現實決策者，他們相信自己受不確定性制約，並且認為弄懂如何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采取行動是人類最高和最緊迫的事業。
波普爾針對這種不對稱性提出了一項重大理論，其基礎是一種叫做“證偽”的方法（證明某事為錯誤），旨在區分科學與偽科學。人們立即開始針對這種方法爭論不休，盡管它並不是波普爾思想最有趣和最具原創性的部分。這種關於知識不對稱性的思想非常受實踐者的喜愛，因為他們對它的感受很明顯，它就體現在他們的工作方法中。哲學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像有些藝術家一樣，在死後才獲得敬重。在波普爾還在用尿布的時候，皮爾斯就想出了類似的黑天鵝問題的解決辦法，有人甚至稱之為皮爾斯-波普爾方法。波普爾更為強大和更具創新意義的思想是“開放”社會，它以懷疑主義為基礎，拒絕和抵制確定真理。他指責柏拉圖關閉了我們的思維，理由正是我在序言裏描述的論點。但波普爾最偉大的思想是關於世界根源上的、無可挽回的、嚴重的不可預測性，我會在討論預測的章節詳細講述。
當然，“證偽”，也就是確定地指出某事是錯的沒那麽容易。測試方法的缺陷可能導致錯誤的“錯誤”結論。發現癌細胞的醫生可能使用了有缺陷的儀器，導致視覺錯誤，或者他可能是一個偽裝成醫生的使用鐘形曲線的經濟學家。目擊犯罪的證人可能是喝醉了。但事實仍然是，你知道某事是錯的比你知道某事是正確的有更大的信心。並非所有信息都有同等的重要性。
波普爾引入了猜想和反駁的方法，具體是這樣的：提出一個（大膽的）猜想，並開始尋找證明猜想錯誤的事例。這是除尋找證實性事例之外的另一種方法。如果你覺得這很容易，你會失望，只有很少的人天生有能力做這件事。我承認我不屬於其中之一，我並非天生有這種能力。

不是一切

我們沒有天真到因為沒有看到某人死去就相信他能夠永生，或者因為沒有看到某人殺人就相信他沒有犯謀殺罪。無知的一般化問題並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困擾我們。但歸納懷疑主義討論的問題經常涉及我們在自然環境中碰到的問題，也就是使我們學會避免一般化的問題。
例如，當小孩看到一群人中某個人的照片並被要求猜出這群人中其他人的特點時，他有能力選擇把哪些特點一般化。拿一張過度肥胖的人的照片給一個小孩，告訴他這個人是某個部落的人，讓他描述這個部落的其他人，他（很有可能）不會草率地得出這個部落的所有人都有體重問題的結論，但他可能對膚色做出一般化描述。如果你給他看深色皮膚的人的照片，讓他描述與這個人同部落的其他人，他會猜測他們都是深色皮膚。
所以，看上去我們天生擁有特別而微妙的歸納直覺來引導我們。休謨及英國傳統經驗主義者認為信念來自習慣，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只從體驗和經驗觀察中學會一般化，然而與之相反的是，對嬰兒行為的研究表明，我們的思維模式使我們對經驗進行選擇性的一般化，（也就是說，在某些領域進行選擇性的歸納學習，而在其他領域保持懷疑態度。）如此一來，我們不僅僅從1000天的經歷中學習，還通過進化從我們祖先的學習中獲益——生物學研究的正是這種現象。

回到平均斯坦

我們也可能從祖先那裏學到錯誤的東西。我要在此指出，我們或許繼承了人類在起源地生存的足夠本能，但這些本能顯然不適應當前全新的、覆雜的高度信息化環境。
實際上，我們的環境比我們（以及我們的本能）意識到的更為覆雜。為什麽？現代世界是極端斯坦，被不經常發生及非常不經常發生的事件左右。它會在無數白天鵝之後拋出一只黑天鵝，因此我們要在比我們所習慣的更長的時間裏暫不下結論。我在第三章說過，我們不可能遇到身高幾百英裏的人，於是我們的本能排除了這類事件。但圖書銷量或者社會事件的影響不會遵守這類限制。斷定一名作家沒有天分、市場不會崩盤、戰爭不會發生、一項計劃無可挽回、一家公司不會破產、一家證券公司的證券分析師不是在吹牛或者鄰居不會襲擊我們，需要比1000天長得多的時間。在遙遠的過去，人類能夠做出準確和迅速得多的推理。
並且，如今黑天鵝來源的增加已經超出人們能夠辨認的範圍。在原始環境下，黑天鵝的來源只包括新遇到的野生動物、新的競爭對手和天氣突變。這些事件反覆出現得太多了，使我們對它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懼怕。這種進行快速推理的本能，以及犯“過濾性錯誤”（也就是只關註不確定性的少部分來源，即已知的黑天鵝現象的來源）的習慣仍然深植於我們的天性中。簡言之，這種本能是我們的困境所在。

第六章敘述謬誤

為了了解敘述的力量，讀一讀這句話：“國王死了，王後也死了。”同“國王死了，接著王後死於悲傷”比較一下。小說家E·M·福斯特（E.M.Forster）所做的這個練習說明了信息的簡單羅列與情節的差別。但請註意一個關鍵：雖然我們在第二句話中增加了信息，但實際上減少了整體覆雜性。第二句話讀起來更為輕松和易於記住，因為我們只剩下一條信息，而不是兩條。由於我們能夠更不費力地記住它，也就可以把它告訴別人，或者說，把它作為一則打包的信息賣出去。簡言之，這就是敘述的定義和功能。
敘述能夠導致對可能性的錯誤估計，為了看清這一點，我們可以做下面這個實驗。讓一個人看一部寫得很好的偵探小說，比如阿加莎·克裏斯蒂的小說，裏面有許多人物，他們看上去都可能有罪。現在問你的受試者每個人物是兇手的可能性。除非受試者寫下每個人以百分比表示的可能性並進行精確計算，否則所有人的百分比加起來很有可能超過100%(如果是一部好的小說，甚至超過200%）。偵探小說的作者越高明，加總數字越大。

對尚未完全過去的事情的記憶

我們試圖強制性地理解事物的習慣——敘述和尋找因果關系是同一種疾病的征候——謀求降低覆雜性。而且，與尋找因果關系一樣，敘述是時間性的，導致人們對時間流逝產生認知。因果關系使時間單向流逝，敘述也是一樣。
但記憶與時間的方向可能被混淆。敘述可能對記憶造成如下不利影響：我們會更容易記住那些符合某種敘述的過去事實，而忽略那些看上去在該敘述中不扮演因果關系角色的部分。想一想，我們在記憶中回憶事件的同時，還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麽。在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人們不可能忽視後出現的信息。這種無法記住事件的真正順序，卻記住被重組的事件的情況，使歷史事後看上去比實際上更可解釋——現在也是如此。
傳統智慧認為，記憶是計算機磁盤一樣的序列存儲器。實際上，記憶是動態而非靜態的，就像一張紙，新的文字（或同一段文字的新版本）被不斷記錄在這張紙上，這正是後出現信息的強大之處。記憶更多是一台自動進行動態更新的機器：你記住的是你最後一次回憶的事件，並且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每次重新回憶時就改寫故事一次。
所以我們讓記憶也符合因果關系，在不自覺和無意識的情況下改寫它們。我們不斷根據事件發生之後我們覺得有道理的邏輯重新敘述過去的事件。
在回顧過去的過程中，記憶對大腦在某個區域活動的加強做出反應，這種活動越強烈，記憶越深刻。我們以為記憶是固定不變而且有聯系的，但這遠遠不是事實。對於那些根據後來的信息而變得有道理的部分，我們記得更為清楚。

敘述謬誤及其療法

如果敘述謬誤導致我們認為過去的事件更具可預測性、更易被預期、比實際上更不具有隨機性，那麽我們應該能夠運用它治療隨機性帶來的某些痛苦。
假設發生了某種不偷快事件，比如令你感到有間接責任的車禍使你不斷受到回憶的困擾。一個想法折磨著你，即你對你的乘客造成了傷害，你總是覺得你本來可以避免這次車禍。你的大腦不斷上演其他場景：如果你不是比平時晚起了3分鐘，你本來可以避免這次車禍。傷害你的乘客不是你的本意，但你的大腦擺脫不了後悔和自責。從事具有高度隨機性職業的人（比如證券業）遭受的反省式痛苦更為嚴重：我本應該在最高點賣掉我的投資組合的；如果我在幾年前只花幾分錢買那只股票，現在我就可以開一輛紅色敞篷車了，等等。如果你是專業人士，在你沒有為你的投資者增加收益時，你會感到你“犯了一個錯誤”，或者“犯了多個錯誤”，並感到有必要為你“魯莽”的投資策略（事後看起來魯莽）道歉。
你如何擺脫這種持續的痛苦呢？不要試圖刻意不去想它——這幾乎一定會帶來反作用。更合適的解決辦法是更多地看到事件不可避免的部分。嗨，事情一定會發生的，老放不下是很沒出息的。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運用敘述。病人每天花15分鐘寫下白天的煩惱真的會感覺好得多。你對於沒能避免一些事情的自責會減少，責任減輕，因為事情看上去不可避免。
如果你在一個充滿隨機性的行業工作，你很可能經常痛苦地根據事後發生的事對過去的行為不斷地再三考慮。在這種情況下，最起碼你可以寫日記。

無限精確的錯誤

我們極為討厭抽象的東西。

2003年12月的一天，薩達姆·侯賽因被捕，彭博新聞社在13:01打出了這樣的頭條：《美國國債價格上漲；侯賽因被捕可能不會抑制恐怖主義》。
每當市場有所變動，新聞媒體總感到有義務給出“原因”。一個半小時後，他們不得不打出一個新的頭條，因為美國國債價格下跌了。（它們是全天不斷波動的，所以這根本沒什麽特別的。）彭博新聞社重新為價格下跌找到原因：薩達姆被捕（同一個薩達姆）。在13:31，他們發布如下快報：《美國國債價格下跌；侯賽因被捕刺激了風險資產的吸引力》。
同一個被捕事件（原因）被同時用來解釋另一個事件及其相反事件，這顯然是錯誤的，後兩件事之間不可能有共同點。
這種情況總在發生：人們提出一個原因，好讓你接受一則新聞，同時讓事情看上去更具體。某個候選人在競選中失敗後，你會獲得這樣的“解釋”：選民不高興。只要你想得出來，任何原因都行。媒體則通過他們的事實檢驗軍團把這個過程變得“徹底”。似乎他們想要犯無限精確的錯誤（而不是接受正確的近似，就像寓言作家那樣）。

註意，在沒有關於你碰到的某個人的其他信息的情況下，你習慣於把國籍和背景當做他的突出特性（就像那位意大利學者對我所做的那樣）。我怎麽知道這種依賴背景的判斷是不正確的呢？我做了自己的實證檢驗，我查看了在26個和我有相同背景，並經歷了同一場戰爭的人中有幾個交易商變成了懷疑經驗主義者，結果一個也沒有。國籍可以幫助你編造一個不錯的故事，滿足你尋找原因的胃口。它就像一個垃圾堆放點，所有解釋都能放到那裏去，直到人們找出一個更為明顯的原因（比如某種“合理”的進化論論點）。實際上，人們習慣於用“國家身份”的理由自欺，《科學》雜志上的一篇由65名作者撰寫的突破性論文則顯示這種理由完全是假想的。（“國家特性”對電影來說或許是不錯的，尤其是戰爭題材，但它們是柏拉圖化的觀念，沒有任何經驗價值，但是，英國人和非英國人都錯誤地相信英國人具有“英國氣質”。）從經驗主義的角度講，性別、社會階層和職業對人們的行為比國籍更說明問題。（一名瑞典男性與一名多哥男性的相似性高於一名瑞典男性與一名瑞典女性的相似性；一名秘魯哲學家與一名蘇格蘭哲學家的相似性高於一名秘魯哲學家與一名秘魯看門人的相似性，諸如此類。）
過度尋找原因的問題不在於記者，而在於大眾。沒有人會花1美元購買某個無聊的大學講座的抽象統計學講義。我們喜歡聽故事，而這並沒有什麽錯，只不過我們應該更徹底地審視故事是否對事實做了嚴重扭曲。有沒有可能虛構作品揭示了真相，而非虛構作品是撒謊者的港灣呢？有沒有可能寓言和故事比美國廣播公司經過徹底核實的新聞更接近事實呢？想一想，報紙努力發現完美的事實，但用一種試圖表現出因果關系（以及知識）的方式敘述。有人負責核實事實，卻沒有人負責核實真理。

但我們沒有理由單說記者。研究敘述問題的學者們也在做同樣的事，只是他們用正式的語言把它粉飾起來，我們會在討論預測問題的第十章談到他們。
在敘述和尋找原因之外，記者和大眾中的智者絲毫也沒有讓世界變得更簡單。相反，他們幾乎總是使它看上去比實際更覆雜。下一次有人要你談論世界大事時，請說你不知道，並使用我在這一章提出的對所謂直接原因表示懷疑的觀點。人們會說“你分析過頭了”，或者“你太覆雜了”。你需要說的只是你不知道！

冷靜的科學

假如你認為科學是不受情感和認知扭曲影響的抽象學科，那麽我有一些不好的消息。經驗主義研究者已經證明，科學家也容易犯敘述謬誤，他們看重文章標題和引人註意的“漂亮”詞句勝過更為重要的東西。他們也是人，也會受情緒的影響。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就是對科學研究進行後續分析，由一位資深研究者詳細閱讀全部文獻，包括不那麽熱門的文章，然後進行綜合。

情感與黑天鵝

讓我們看一看敘述謬誤如何影響我們對黑天鵝事件的理解。敘述謬誤及其突出情感事實的特點會擾亂我們對事件概率的預測。看一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實驗：受試者是從事預測的專業人員，他們被要求想象下面的場景並預測事件概率：
1.美國某處發生大洪水，一千多人死亡。
2.加利福尼亞發生地震，導致大洪水，一千多人死亡。
受試者估計第一個情景的發生概率低於第二個情景。但是，加利福尼亞的地震已經是一個想象中的原因，這極大地增加了洪水發生的假想可能性，也就是估計的發生概率。
同樣，如果我問你美國有可能發生多少例肺癌，你會提供一個數字，比如50萬。現在，假如我問的是多少例肺癌是“由於”吸煙發生的，你很可能給我一個大得多的數字（我猜要高出一倍多）。加上“由於”一詞使得問題變得容易理解，也更有可能發生。吸煙導致的癌癥比毫無理由的癌癥似乎更容易發生，沒有指明原因相當於沒有原因。
我回到前面提到的E·M·福斯特的例子，但從概率的角度來考慮。哪種說法看來更容易發生？
1.喬伊表面上快樂地結婚了。他殺了他的妻子。
2.喬伊表面上快樂地結婚了。他為了得到妻子的遺產而殺了她。
顯然乍看上去第二種情形更有可能發生，而這是完全的邏輯錯誤，因為第一種情形更寬泛，有更多種可能的原因，比如他殺死他的妻子是因為他瘋了，因為她與郵差和滑雪教練通奸，因為他產生某種錯覺把她當成了金融預測師。
所有這些都會導致我們決策的錯誤。如何導致的呢？
如保羅·斯洛維克（Paul Slovic）與他的合作者發現的，人們更有可能購買恐怖襲擊保險而不是一般保險，而一般保險對恐怖事件是承保的。
我們想象、談論和擔心的黑天鵝事件並不是真正的黑天鵝事件。我們的擔憂是針對錯誤的“不可能”事件，我們將在下面討論這一點。

黑天鵝盲

關於對黑天鵝現象的認識矛盾，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麽我們的大腦過度擔心某些黑天鵝現象，而本書的主題卻是我們通常忽視黑天鵝現象？
答案是有兩種稀有事件：1.敘述中的黑天鵝現象，即那些現在被人們談到，你也很可能從電視上聽到的黑天鵝現象；2.無人提及的黑天鵝現象，因為它們不符合任何模式，在公共場合談論它們會讓你覺得羞愧，因為它們看上去不合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第一種黑天鵝現象的發生概率被高估，第二種被嚴重低估，這是完全符合人性的。
實際上，彩票購買者高估了贏錢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想象了一個可觀的報酬。他們對概率是如此無知，以至於他們對待千分之一與百萬分之一的方式幾乎完全一樣。

大部分實證檢驗證明了這種對不同黑天鵝現象概率的高估和低估。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最先指出，當你同人們談論某一事件，使他們了解它的時候，他們對發生概率低的結果會做出過度反應。例如，如果你問一個人：“人死於飛機失事的概率是多大？”他很有可能高估這個概率。然而，斯洛維克和他的同事在人們的保險行為中發現，人們購買保險時忽視了這種高度不可能事件。他們稱之為“對可能發生的小損失進行保險的偏好”，卻忽視了那些不那麽可能發生但影響大得多的損失。
我們從重覆中學習，但忽略了從未發生過的事件。不可重覆的事件在發生之前是被忽視的，在發生之後則被過度估計（只是一時）。某個黑天鵝事件之後，比如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人們預期它會再發生，而實際上再發生的概率已經降低了。我們喜歡考慮具體和已知的黑天鵝現象，而隨機性的本質在於抽象性。
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發現經濟中的冒險行為符合如下循環模式：穩定和沒有危機的情況刺激了冒險和自大，降低了對可能發生的問題的認識。然後危機發生了，使人們感到震驚並害怕投資。奇怪的是，明斯基和他的學派（被稱為後凱恩斯學派）以及他的反對者——自由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家進行了同樣的分析。不同的是，前者建議政府幹預，以平覆這種循環，後者認為人民公仆不應該受托處理這樣的事務。雖然看上去兩派互相反對，但他們都強調本質上的不確定性，立於主流經濟學之外（雖然他們在商業人士和非學術人士中間有大量追隨者）。毫無疑問，這種對根本的不確定性的強調使習慣柏拉圖化的人感到不安。

情感的力量

實際上，抽象的統計信息對我們的影響還不如奇聞逸事，不論提供信息的人是怎樣的資深人士。我來舉幾個例子。
蹣跚學步的意大利小孩。20世紀70年代，意大利一個蹣跚學步的小孩掉入了一口井。救援隊無法把他救上來，這個孩子就在井底無助地哭。很容易理解，整個意大利都關註他的命運，整個國家都關心不斷更新的新聞。小孩的哭聲給無計可施的救援隊員和記者們造成了強烈的負罪感。他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雜志和報紙上，你幾乎不可能走在米蘭市中心而註意不到他目前的狀況。
同時，內戰在黎巴嫩如火如荼，偶爾出現沖突的間隙。雖然自身處於一片混亂之中，黎巴嫩人的註意力也被這個孩子的命運吸引。這是個意大利小孩。在5英裏以外，人們正死於戰爭，市民受到汽車炸彈的威脅，但這個意大利小孩的命運被這群貝魯特基督徒賦予很高的重要性。“瞧瞧，可憐的小家夥多可愛呀。”人們這樣說。他最後獲救時，整個城市都舒了一口氣。
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100萬人的死亡只是統計學意義上的說法。統計學默默地存在於我們體內。
恐怖主義使人死亡，而最大的殺手仍然是環境，環境每年造成近1300萬人死亡。但恐怖主義引起人們的憤怒，這使我們高估了恐怖襲擊的可能性，當發生恐怖襲擊時，人們的這種傾向更為強烈。我們對於人為的毀滅比自然的毀滅更感到痛苦。
中央公園。你坐在飛機上，打算去紐約度周末。你旁邊坐著一名保險推銷員，因為是推銷員，所以他喋喋不休。對他而言，閉嘴不說話是需要努力的。他對你說，他的表親在律師事務所工作，而他表親的一個同事的姐夫的商業夥伴的雙胞胎兄弟在中央公園被襲擊和殺害了。那是在1989年，假如他記得沒錯的話。可憐的被害人只有38歲，有妻子和3個孩子，其中一個先天不足，需要在康奈爾醫學中心接受特別看護。
那麽，你可能在紐約逗留期間避免走進中央公園。你知道你能夠從網絡或某本小冊子上得到犯罪統計數字，而不是依靠一個喋喋不休的推銷員講述的逸事。但你沒有辦法。有一段時間，中央公園的名字會在你腦海中喚起那個可憐的、不該死去的人躺在被血染紅的草地上的畫面。你需要很多統計信息才能戰勝你的猶豫。
騎摩托車。同樣，一個死於騎摩托車的親戚比大量統計分析更能影響你對摩托車的態度。你可以毫不費力地在網絡上查看事故統計數據，但它們進入你的大腦並不容易。我在城裏總是騎著我的紅色小摩托車，因為我周圍沒有人在最近遭遇事故，雖然我在邏輯上了解這個問題，但我沒辦法根據邏輯行事。
我並不反對通過敘述獲得別人的註意。實際上，我們的意識中可能有編造關於我們自己的故事的能力。但是編造性敘述用在錯誤的場合時會導致致命的結果。

捷徑

接下來我要更進一步，討論在我們嚴重的膚淺性背後的思維和推理行為更為一般化的特點。有一個叫做判斷與決策學會的學派（這是我加入的唯一學術和專業學會），它提出了一項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對推理行為的不足進行了分類和研究。該學會與丹尼·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等發起的研究學派有關聯。學會主要成員是經驗心理學家和研究人類認知的科學家，他們的研究方法嚴格堅持對人實施精確而有控制性的實驗（類似物理學的），並記錄人們的反應，把理論化降到最低。他們尋找規律。註意，經驗心理學家使用鐘形曲線衡量實驗方法中的錯誤，但如我們將在第十五章看到的，鑒於實驗的性質，這種做法是鐘形曲線在社會科學中少有的一種成功應用。我們在之前已經見過這類實驗，比如加利福尼亞的洪水，以及第五章中對證實偏差的發現。這些研究者把我們的推理行為（大致）分為兩種思維模式，分別稱為“系統1”和“系統2”，或者“經驗模式”和“認知模式”。二者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系統1，經驗模式，是不費力的、自動的、快速的、模糊的（我們不知道我們在使用它）、平行的、易出錯的。它就是所謂的“直覺”，以很快的速度發揮著強大的作用。系統1是高度情緒化的，因為它反應迅速。它制造捷徑，人們稱之為“啟發學”，它使我們能夠快速有效地采取行動。丹·戈爾茨坦稱這些啟發性方案“快速而樸素”，其他人更喜歡稱它們“快而粗糙”。毫無疑問，這些捷徑是有效的，因為它們快，但有時，它們會導致我們犯嚴重錯誤。這一主要觀點產生了一個完整的研究學派，叫做啟發和偏差法（heuristics and biases approach）。啟發學對應對捷徑的研究，偏差則代表錯誤。
系統2，認知模式，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思考。你經常在教室裏使用它，因為它是費力的、有條理的、緩慢的、有邏輯的、連續的、漸進的、有自我意識的（你可以覺察推理的推進）。它犯的錯誤比經驗模式少，因為你知道結果是如何得來的，你能夠返回你的思考步驟，對它們進行適應性修正。
我們的大部分推理錯誤來自於當我們以為自己在使用系統2時，實際上卻在使用系統1。為什麽？因為我們的反應是不經過思考和反省的，而系統1的主要特點就是我們對它的使用是無意識的！
回憶一下回路錯誤，我們習慣於把“無法證明有黑天鵝”與“證明沒有黑天鵝”混淆起來。這表明系統1在工作。你必須努力（使用系統2）才能克服第一反應。顯然，自然的力量讓你使用快速反應的系統1應付麻煩，所以你不會坐在那裏思考是真的有老虎要襲擊你，還是這僅僅是視覺上的錯覺。在“意識”到老虎出現之前，你就立即逃跑了。
人們假設情緒是系統1在指導並迫使我們迅速反應時使用的武器，它比我們的認知系統更有效地控制著我們的風險回避行為。實際上，研究情緒系統的神經生物學家發現，情緒對危險的反應比意識對危險的反應早得多，我們在意識到面前有一條蛇之前幾毫秒就感到了恐懼，並開始做出反應。
人性的許多麻煩在於我們無法充分使用系統2，或者無法在不去海濱度長假的情況下長時間使用它。而且，我們幹脆經常忘記使用它。

如何避免敘述謬誤

最後，我要說我們對黑天鵝現象的誤解大部分歸因於我們對系統1（敘述）以及情感（包括情緒）的運用，這使我們對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產生了錯誤的判斷。就每天而言，我們反省得不夠，無法認識到我們對事態的理解沒有達到客觀觀察所能達到的程度。我們還習慣於在一個黑天鵝現象發生之後立即忘記所有黑天鵝現象的存在，因為它們太抽象了，相反，我們只註意到容易進入我們思維的精確而生動的具體事件。我們確實擔心黑天鵝現象，但弄錯了擔心的對象。
在平均斯坦，敘述是有用的，對過去的調查是有意義的。但在極端斯坦，事情是不會重覆發生的，你必須對不易捉摸的過去保持懷疑，避免進行簡單和直白的敘述。
鑒於我的生活中幾乎是沒有信息的，我經常感到居住在一個與別人不同的星球上，這有時令人感到非常痛苦。似乎有一種病毒控制了人們的大腦，使他們無法看到即將發生的事——即將到來的黑天鵝。
避免敘述謬誤的辦法就是強調實驗而非講故亊，強調體驗而非歷史，強調客觀知識而非理論。顯然，報紙無法做實驗，但它會選擇報道什麽，畢竟我們有足夠多的實證檢驗值得向人們提供，並且從中學習，正如我在本書中所做的。成為經驗主義者並不意味著在你的地下室開一個實驗室：它只是一種喜歡某一類知識勝過其他知識的思維方式。我並不禁止自己使用“原因”這個詞，但我所討論的原因要麽是大膽的猜測，要麽是實驗結果，而不是故事。
另一個方法是預測並記錄預測的結果。
最後，我們還可能利用敘述，但要用於好的方面。只有鉆石能夠切割鉆石。我們可以在一個傳遞正確信息的故事上運用我們的說服能力，那些講故事的人似乎正是這麽做的。

第七章活在希望的小屋裏

你的職業取決於一個黑天鵝的意外，也就是說，你的情況與火雞相反。智力、科學和藝術行為屬於極端斯坦，在這裏成功是高度集中的，少量贏者得到蛋糕的大部分。這似乎適用於我認為不無聊而且“有意思”的所有職業（我仍然在尋找反例，一個不無聊但屬於平均斯坦的職業）。
認識到成功的集中性並做出相應的反應導致我們受到雙倍的懲罰：社會的獎勵機制是基於正常情況的假象；荷爾蒙的獎勵機制也需要我們提供可見和穩定的成績。它也認為世界是穩定和規矩的，它陷入了證實偏差的錯誤。相對於我們的基因構成，世界變化得太快了，我們則被環境異化了。

同輩的殘酷

每天早上你離開曼哈頓的狹小公寓，來到洛克菲勒大學的實驗室。你每天很晚才回家，處於你社會關系網絡中的人們問你一天是否過得好，只是禮貌起見。在實驗室裏，人們圓滑得多。當然你過得不好：你沒有什麽新發現。你不是鐘表修理匠。沒有新發現是非常有價值的，因為它是發現過程的一部分，而且你知道不去看什麽。其他研究者知道你的結果後將避免做你的那個實驗，前提是某本足夠睿智的雜志把你的“沒有新發現”當做有用的信息發表了。
你妻子的妹夫是華爾街某家證券公司的推銷員，不斷獲得大筆傭金，大筆穩定的傭金。“他幹得非常不錯。”人們這樣說，尤其是你的岳父，並且在說完後略有沈思地沈默，這使你意識到他剛剛做了一個對比。這是無意識的，但他確實這樣做了。
假日是可怕的。你在家庭聚會上碰到妻子的妹夫，並且毫不意外地在你妻子臉上發現了失望的痕跡，在記起你的職業特點之前，她有一小會兒懷疑自己嫁給了一個失敗者。但她不得不與她的第一反應做鬥爭。她的妹妹會不斷談論他們的裝修、他們的新壁紙。你妻子在回家的路上會比平時沈默。如果你開的車是租來的，因為你在曼哈頓停不起車，妻子的慍怒會稍稍嚴重一點。你該怎麽辦？搬到澳大利亞，從而少參加家庭聚會，或者娶一個沒有“成功”妹夫的女人？
或者你是否應該穿得像個嬉皮士，並且變得目中無人？對於藝術家來說，這樣可能不錯，但這對科學家或者商務人士來說並不容易。你陷入了困境。
你從事一個不會立即或穩定地取得成果的項目，而你周圍的人在從事能夠立即或穩定地取得成果的項目。你遇到了麻煩。就這樣，許多科學家、藝術家和研究者不是選擇住在一個同業人士聚居地，而是迷失在社會中。
在數不清的行業中普遍存在成功過於集中的情況，我們要麽獲得大筆獎勵，要麽什麽也得不到，其中包括具有使命性質的行業，比如（在一個充滿異味的實驗室裏）頑強地尋找治療癌癥的神秘方法，寫一本將改變人們世界觀的書（同時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創作音樂作品，或者在地鐵上畫小型圖標，把它當做更高形式的藝術，而不顧過氣“學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苛評。
如果你是一名研究者，你就不得不在“權威”刊物上發表毫無意義的文章，這樣當你出席會議時，別人才會不時跟你打招呼。
如果你經營一家上市公司，在你有股東之前情況對你是美妙的，公司所有者是你和你的合夥人，以及聰明的風險資本家，他們明白經濟生活的不平均本質。但現在，曼哈頓一家證券公司的一名30歲、思維遲鈍的證券分析師“評判”著你的經營業績，並且過於詳細地分析它。他喜歡正常的業績，而你最不可能實現的就是正常的業績。
許多人在生活中忙忙碌碌，相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但很長時間都無法拿出實實在在的成績。他們需要一種不時獲得滿足感的能力，才能在不斷受到周圍人的殘酷打擊的情況下不失去勇氣。在他們的親戚和周圍人眼裏，他們好像白癡，他們需要勇氣才能繼續。沒人對他們做出肯定、承認，沒有學生來奉承他們，沒有諾貝爾獎，也沒有其他獎。“今年過得怎麽樣？”這樣的問候會讓他們在內心深處感到一陣小小的痛苦，因為對於一個從外部看待他們生活的人而言，幾乎過去的那些年都被浪費了。然後，突如其來的成功降臨了，隨之而來的是對他們巨大的肯定。或者，這一天永遠不會到來。

情感發揮作用的地方

我們的直覺是無法做出非線性反應的。想象原始環境下的生活，過程與結果是緊密相關的。你渴了，喝水會給你帶來足夠的滿足。或者在一個不那麽原始的環境裏，當你建造一座橋或一間石房子時，更多的工作能夠帶來更多的可見成果，因此你的情緒能獲得持續的可見反饋的支撐。
在原始環境下，情感會起作用。這一點也適用於知識。當我們試圖收集關於周圍世界的信息時，我們傾向於受生物性的指引，我們的註意力很容易流向情感部分，而不是那些影響力不如情感的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指引系統在我們生活環境的演化過程中出了差錯，在現在的世界裏，重要的東西往往乏味而無情。
而且，我們以為，如果兩個變量是具有因果關系的，那麽對一個變量的穩定投入總會對另一個變量的產出產生影響。我們的情感功能是為線性因果關系設計的。例如，如果你每天學習，你會預期學到與你的學習行為成比例的東西。如果你感到什麽進展也沒有，你的情感就會使你喪失士氣。但在現代的現實下，我們很少獲得令人滿意的、線性的正面進展。你可能花一年思考一個問題，卻什麽收獲也沒有。然而，只要你不對這種徒勞無功的狀況感到失望從而放棄，某種成果就會突然冒出來。
研究者對滿足的狀態進行了一定的研究，神經學向我們揭示了我們面對即刻回報與推遲回報時的鬥爭。你希望在今天做一次按摩，還是在下周做兩次？答案是我們思維的邏輯部分，那個“更高級”的、讓我們區別於動物的部分，能夠讓我們克服希望立即享受的動物本能。因此不管怎樣，我們比動物稍稍好一點，但可能只是好一點而已，而且並不總是如此。

非線性情形

情況還能變得更奇妙，世界比我們想象中更加非線性，也比科學家們的意願更加非線性。
線性情形下，變量之間的關系是明確、清晰而固定的，因此很容易用單個句子表述，比如“銀行存款增加10%能夠使利息收入增加10%”。如果你有更多銀行存款，你就會有更多利息收入。非線性關系則是不斷變化的，或許對其最好的描述就是它們是無法用公允的方式描述的。以喝水和愉快程度的關系為例。如果你非常渴，那麽一瓶水能夠極大地提高你的滿足程度，水越多滿足程度越高。但我要是給你一池子水呢？顯然你的滿足程度很快就對多余的水變得不敏感了。實際上，如果我讓你在一瓶水和一池子水之間做選擇，你會選一瓶水，也就是說，你的滿足程度隨著多余水量的增加而降低了。
這種非線性關系在生活中比比皆是。線性關系實際上是例外，我們只在教室和課本裏談論它們，因為它們易於理解。有一天下午我試圖重新審視我的周圍，找出我看到的東西哪些是線性的。但我什麽也沒找到，就像一個在熱帶雨林裏尋找正方形和三角形的人會失敗一樣，或者說，如我們將在第三部分看到的，就像一個在社會經濟現象裏尋找鐘形曲線隨機現象的人會失敗一樣。

線性進展是柏拉圖化的觀點，並非常規現實。

人性、幸福和大筆報酬

讓我提煉一下研究者所謂享樂主義幸福的主要思想。

某一年賺100萬美元，但在之前9年一分錢也不賺，與在相同的時間裏平均地獲得相同的總收入，即10年內每年獲得10萬美元的收入，帶來的幸福感是不同的。反過來也是一樣，第一年大賺一筆，但在余下的時間一分錢也不賺。出於某種原因，你的幸福系統將很快飽和，就像一筆退稅帶來的幸福感是不會持續到以後的。實際上，你的幸福感更多取決於正面情緒出現的次數，心理學家稱之為“積極影響”，而不是某次正面情緒的強度。也就是說，好消息首先是好消息，究竟有多好並不重要。因此，要過快樂的生活，你應該盡可能平均分配這些小的“積極影響”。大量一般的好消息比一個非常好的消息更令人感到幸福。
不幸的是，假如你賺了1000萬美元，然後損失了900萬美元，這情形比根本沒有賺錢還糟！誠然，你最後還有100萬美元（而不是分文沒有），但還不如什麽也沒有。（當然，前提是你非常在意經濟報酬。）

因此，從一種狹義的算術角度，我稱之為“幸福微積分”，努力獲得一次超級成功是沒什麽好處的。造物主讓我們從一系列穩定的、小而頻繁的獎勵中獲得快樂。我說過，獎勵不需要很大，只要頻繁就行，這裏獲得一點獎勵，那裏獲得一點獎勵。想一想，幾千年來我們的滿足感主要來自於食物和水（以及某種更為私密的東西），而且，雖然我們總是需要它們，但我們很快就感到滿足。
當然，問題就在於，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事物不是穩定提供的，黑天鵝現象主宰了大部分人類歷史。不過，針對當前環境的正確策略不一定能帶來內在獎勵和正面反饋。
我們的不幸感則符合相反的情形。在一個短暫的時期裏經歷全部痛苦勝過在很長的時間裏分散這些痛苦。
但有人能夠超越痛苦與快樂的不對稱，擺脫幸福感不足的狀態，將自己置身事外，而靠希望活著。我們接下來會看到，還是有好消息的。

希望的小屋

一個人可能只喜歡一本書，最多幾本，超過這個數目就是濫讀了。把書當成商品的人不可能真正喜歡書，就像交友過多的人對友情的理解是膚淺的一樣。一本你喜歡的小說就像一個朋友，你讀了再讀，對它越來越了解。就像對待朋友一樣，你按照它本來的樣子接受它，而不會評判它。有人問蒙田“為什麽”他與作家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etie）是朋友。蒙田通常會回答：“因為他是他，因為我是我。”同樣，葉夫根尼婭說她喜歡某一本書，“因為它是它，因為我是我”。葉夫根尼婭有一次離一位老師而去，因為他分析了那本書，這冒犯了她的原則。你是不會坐在那裏聽任別人對你的朋友指手畫腳的。她是非常固執的學生。

被希望灌醉

喬瓦尼·德羅戈（Giovanni Drogo）有大好的前途。他剛剛從軍事院校畢業，得到下級軍官軍銜，可以大顯身手的生活剛剛開始。但事情並不按照計劃發展：他最開始的4年被派到一個偏遠的哨所——巴夏尼要塞去保衛國家，防止可能從沙漠邊境入侵的韃靼人的侵犯。沙漠並不是一個宜人的地方。從鎮上到要塞騎馬需要幾天的時間。要塞周圍一片荒蕪，沒有任何他這個年紀的人向往的繁華。德羅戈想，他在這個哨所的服務只是暫時的，在沒有更好的職位出現以前，他權且在這裏待著。後來，當他穿著熨燙得無可挑剔的制服，以運動員的身材回到鎮上時，幾乎所有的姑娘都被他迷住了。
德羅戈要在這裏幹什麽呢？僅僅4個月之後，他發現了一個逃脫辦法，一個調職的辦法。他決定采用這個辦法。
然而，就在最後一刻，德羅戈透過醫務室的窗子看了一眼沙漠，這使他決定繼續待下去。要塞墻壁和寂靜的風景中的某種東西抓住了他。漸漸地，要塞的美麗、對入侵者的等待、與韃靼人的大戰成為他生存的僅有理由。要塞裏的整個氣氛充滿了期待。他一直盯著地平線，等待發生敵人襲擊這樣的大事。他如此專註，以至於偶爾錯把沙漠邊緣出現的哪怕最小的動物當做敵人來襲。

毫不意外地，德羅戈在余生中一再延長在要塞等待的時間，推遲城市生活的開始。35年的純粹期待，只為了一個想法，那就是某一天襲擊者最終會翻越無人曾翻過的遙遠山峰，出現在這裏，使他一戰成名。

在小說的結尾，我們看到，在德羅戈一生都在等待的事發生時，他卻在一個路邊酒館裏垂死。他錯過了。

流血還是慘敗

讓我們把世界分為兩類。有的人就像火雞，面臨巨大的災難卻不知情；有的人正好相反，他們等待著讓別人大吃一驚的黑天鵝事件發生。在一些戰略和生活境況中，你用幾美元去賭一系列的幾美分，並且使自己看上去一直在贏。在另一些情況下，你用一系列的幾美分去賭幾美元。也就是說，你賭黑天鵝事件要麽發生，要麽不發生，這兩種策略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人類）更喜歡一次只賺一點。回想第四章的例子，1982年夏天，美國大銀行的損失比有史以來全部盈利的總和還多。
所以，有些屬於極端斯坦的東西是極端危險的，但在事前不顯現出這一點，因為它們隱藏和推遲了它們的風險，從而使笨人以為自己是“安全”的。其實，在短期內顯得比實際風險更低正是極端斯坦的一個特點。

證券交易商尼羅把這種面臨巨大損失的可能性的行業稱為可疑行業，尤其因為他不相信任何計算損失概率的方法。回想第四章的情形，衡量公司業績的會計期間太短了，不足以揭示它們是否真的經營得很好。而且，由於我們直覺的膚淺性，我們過於倉促地形成了對風險的判斷。
我很快就會列出尼羅的觀點。他的前提是下面這個不起眼的觀點：在一些商業賭博中，人們可能獲得大筆但次數很少的回報，不過要遭受小而經常的損失，這種賭博是值得參與的，只要其他人在這種賭博中容易受騙並且你具備性格和智力上的持久力。你得有耐力才行。你還得應付周圍對你進行各種侮辱的人，他們的侮辱通常聲音很大。人們通常認為只有很小的成功機會的金融策略不一定是糟糕的策略，只要成功大到足以使它合理。但是，由於許多心理學原因，人們很難實施這種策略，因為它需要信念，需要人們推遲獲得滿足感，並且願意準備接受客戶的口水。而且，一旦人們不論由於什麽原因賠了錢，就變得像條犯錯的狗，這會招致來自周圍的更多輕蔑。

鑒於許多災難隱藏在經驗技能的外衣下，尼羅采取了一種他稱為“流血”的策略。你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每天損失一點點，直到某個事件發生，這使你獲得不成比例的高回報。沒有哪個單獨的事件能夠使你慘敗，另一方面，某些變化卻能夠為你帶來足以彌補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小損失的巨大回報。
在尼羅的圈子裏，尼羅是本性上最不適合這種策略的。他的大腦與身體嚴重不協調，使他處於一種持續的矛盾中。他的身體是問題所在，由於整天都面臨這種小而持續的損失——一種類似中國古代水刑的折磨，他的神經生物系統受到長期影響，從而導致身體的脆弱。尼羅發現，這些小損失進入大腦的情感部分，繞過了更為高級的大腦組織，緩慢地影響他的海馬狀突起，侵蝕著他的記憶力。海馬狀突起是掌管記憶的組織，是大腦最敏感的部分，據說也正是這一部分會吸收反覆進到的打擊造成的損害，比如由於每天持續少量的不良情緒造成的長期壓力。長期壓力會對海馬狀突起造成嚴重損傷，發生不可逆轉的萎縮。與人們的普遍看法相反，那些看上去無害的緊張性刺激並不會使你變得堅強，而是會使你喪失部分自我。

正是對高級信息的接觸侵害了尼羅的生活。假如他只是每周而不是每分鐘看一次業績數字，他就能在痛苦中撐下去。在情感上，他對自己的投資組合比對客戶的管理得好，因為他沒有義務時刻監視它的情況。

如果他的神經生物系統是證實偏差的受害者，即對短期和可見的結果做出反應，他就能夠通過只關註長期的大變化使大腦逃脫其不良影響。他拒絕看任何短於10年的關於他的歷史記錄。經過1987年的大崩盤，他從控制的小投資中獲取了巨大的收益，在認識上已經成熟了。這件事對他的經驗整體而言永遠顯得有價值。在近20年的交易生涯中，尼羅只有4年業繢是好的。但對他而言，只要1年好就很足夠了。他只需要100年當中有1年好就足夠。
投資者對他不是問題，他們需要他的交易服務作為保證，並且向他支付可觀的報酬。他只需要對那些他想表示蔑視的人表現出一點點就可以了，這對他不費什麽力。而且這種努力不是刻意的：尼羅並不怎麽想起他們，他的身體語言是自由的，一直保持著一種不那麽時髦的高度禮貌。他要確保在長期損失之後，他們不認為他應該道歉，但可笑的是，他們變得更加支持他的策略。人們會相信你說的話，只要你不表現出一絲動搖。和動物一樣，他們能夠在你說出口之前察覺你自信中最微小的裂縫。你得用盡量自然的方式使用這種伎倆。在你表現得極為禮貌和友好的時候，傳遞出自信要容易得多。你可以在人們毫不察覺的情況下控制他們。尼羅認識到，商務人士的問題在於，如果你表現得像個失敗者，他們就把你當失敗者，標準由你自己決定。好與壞沒有絕對的標準。關鍵不在於你對人們說什麽，而在於你怎樣說。但你必須在他人面前保持低調和超然的冷靜。

在一家投資銀行做交易員時，尼羅不得不填寫那種典型的員工評估表。評估表據說是為了追蹤員工“業績”，檢查他們是否有所懈怠。尼羅覺得評估很荒謬，因為它不對交易員的業績質量進行評定，而更多是在鼓勵他謀求短期利潤，放棄可能的大收益，就像銀行發放的幾乎不可能有大收益的愚蠢的貸款，因為信貸員在為下季度的業績評估奮鬥。於是，在早期職業生涯的一天，尼羅坐下來靜靜聽他的“上級”對他做出評估。當尼羅接過評估表時，他在他面前把它撕得粉碎。他撕得很慢，使這一行為的性質與他的鎮靜形成鮮明對比。老板看他毫無懼意，眼珠子幾乎瞪出來。尼羅專心於他平淡無奇的慢動作，為這種捍衛信念的感覺和付諸現實的行動感到得意揚揚。高尚與尊嚴加在一起是很令人愉快的。他知道，他要麽被解雇，要麽被放任。他被放任了。

第八章永不消失的運氣——沈默的證據問題

我們理解亊件的方式中還存在另一個缺陷——沈默的證據。歷史既向我們隱藏了黑天鵝現象，又隱藏了它制造黑天鵝現象的能力。

淹死的拜神者的故事

兩千多年前，羅馬雄辯家、純文學作家、思想家、禁欲主義者、陰謀政治家及高貴紳士西塞羅講了下面這個故事。有人把一幅畫給一個無神論者看，畫上畫著一群正在祈禱的拜神者，他們在隨後的沈船事故中幸存了下來。其寓意在於說明祈禱能保護人們不被淹死。無神論者問：“那些祈禱後被淹死的人的畫像在哪兒？”
淹死的拜神者已經死了，所以很難從海底爬出來到處宣傳他們的經歷。這能夠欺騙那些粗心大意的人相信奇跡。
我們把這種情況叫做沈默的證據問題。其道理很簡單，但影響巨大而且普遍存在。大部分思想家試圖讓他們之前的人感到羞愧，西塞羅卻幾乎讓他之後的所有經驗主義思想家感到羞愧。
後來，我的英雄中的英雄——散文家蒙田和經驗主義者培根都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到了這個觀點，用它解釋假信仰的形成。“這是一切迷信形成的方式，不論是占星術、解夢、預言、占卜還是別的什麽。”培根在《新工具》中寫道。很明顯，問題在於這些偉大的發現被很快遺忘，除非它們被系統化地灌輸給我們，或者融入我們的思維方式。
沈默的證據遍及與歷史概念有關的一切。我說的歷史不僅僅是關於歷史的、資料豐富而無聊的書（封面印著文藝覆興時期的畫以吸引購買者）。歷史是具有事後影響的全部事件。
這種偏差延伸到人們對思想勝利的解釋，對許多職業所需技能的錯誤認識，人們在藝術領域的成功，先天與後天培養的爭論，法庭使用證據的錯誤，對歷史“邏輯”的錯誤認識，當然，最嚴重的是我們對極端事件性質的理解。
你坐在教室裏聽某個自以為重要、高傲而沈悶的人裝腔作勢地講了兩個小時的歷史理論。無聊讓你頭腦麻木，根本不明白他在說什麽，但你聽到大人物的名字：黑格爾、費希特、柏拉圖、希羅多德……他看上去很深沈博學，你卻發現他說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基於簡單的視覺錯覺！但這並不奇怪：他太精於此道了，假如你質疑他的方法，他就會向你拋出更多的名詞。
我們太容易在編造歷史理論時忘記已經死去的人，但這個問題不僅存在於歷史中，還存在於我們在所有領域打造樣本並搜集證據的方式中。我把這種扭曲稱為偏差，也就是你所看到的事物與真正存在的事物之間的差異。“偏差”是指一種系統性錯誤，它導致人們總是對事件的影響做出更為積極或者更為消極的判斷，就像一台總是顯示你比實際重幾磅或輕幾磅的秤，或者一部讓你的腰圍增大的攝像機。人們在20世紀不斷在各種學科發現這種偏差，但它們大都被很快忘記了（就像西塞羅的觀點一樣）。淹死的拜神者不會寫下關於他們經歷的歷史（要想寫歷史，還是活著更容易一點），歷史上的失敗者也是如此，不論人物還是思想。令人吃驚的是，最需要理解沈默的證據的歷史學家和其他文科學者沒有誰真正做到了這一點（我十分努力地查過）。至於記者，算了吧！他們正是大批扭曲事實的人。
“偏差”一詞還表明相關情況可量化的特點：你可能能夠評估扭曲的程度，並通過同時考慮死去和活著的人，而不單通過活著的人來修正它。
沈默的證據掩藏了事件的隨機性，尤其是黑天鵝類型的隨機性。
培根從許多方面看都是一個有趣而可愛的人。
他具有一種深刻的、懷疑主義的、非學術的、反教條的、極端經驗主義的天性，這種天性是幾乎不可能在思想界找到的品質。（任何人都可能是懷疑主義的；任何科學家都可能過度經驗主義，難得的是懷疑主義與經驗主義的結合。）問題是，他的經驗主義希望我們證實，而不是證偽；於是他提出了證實問題，即導致黑天鶴現象的證實行為。

10步成為百萬富翁

無數旨在發現成功秘訣的對百萬富翁的研究都采用下面的方法：選定一群成功人士，那些擁有漂亮頭銜和漂亮職位的人，然後研究他們的特點。這些研究尋找他們的共同點：勇氣、冒險精神、樂觀，等等，然後推斷這些特點，尤其是冒險精神，能幫助你成功。當你閱讀CEO們由他人代寫的自傳或參加他們對MBA學生做的演講時，大概會獲得同樣的印象。
現在看一看失敗者的情況。這很難，因為失敗者似乎並不寫回憶錄，即使寫，我所認識的商業出版商也不會考慮給他們回電話（至於回電子郵件，算了吧）。讀者不會花26.95美元買一本失敗者的故事，即使你讓他們相信它包含著比成功者的故事更多的有用技巧。自傳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武斷地把某些品質與事件連成因果關系。現在來討論失敗者。躺在失敗者墳墓裏的人有如下共同點：勇氣、冒險精神、樂觀，等等，同那些百萬富翁一樣。或許具體的技能不同，但真正使兩者不同的最主要因素只有一個：運氣，只是運氣。
不需要多少經驗主義就能想明白，只需要一個簡單的想象實驗。基金管理業聲稱他們中有人具有極為高明的能力，因為他們年覆一年地打敗了市場。他們會宣傳這些“天才”並讓你相信他們的能力。我的方法是，用簡單的計算機模擬，隨機創造一群投資者，就可以看出這些天才不可能不是由純粹的運氣造就的。每年，你都會解雇那些失敗者，只留下成功者，於是最後你只剩下成功者。由於你沒有觀察過那些失敗的投資者，所以你會以為這是一家好公司，並且有些交易員比其他交易員好很多。當然，對於那些好運的幸存者，人們早已準備好他們成功的原因：“她工作到夜裏，前幾天我在晚上8點打電話到她辦公室”，或者，“她天生很懶，像她那樣懶的人能看清事物的本質”。通過一種事後決定論的機制，我們會找到“原因”，實際上，是我們需要原因。我把這種通常由計算機完成的對假設群體的模擬稱為計算認識論引擎。你可以在計算機上完成想象實驗。你可以模擬出另一個世界，完全隨機的世界，並確保它與我們生活的世界是相似的。不出意外的話，這些實驗中的億萬富翁都是靠運氣。
回想第三章討論的平均斯坦與極端斯坦的差別。我說從事“突破性”行業並不是好主意，因為在這些行業贏家太少。是的，這些行業產出了大量失敗者：挨餓的演員比挨餓的會計師多，即使你假設他們的平均收入是一樣的。

老鼠的健身倶樂部

接下來探討沈默的證據問題的第二個也更可怕的方面。我20歲出頭的時候還在讀報紙，以為不斷讀報紙對我是有用的。那時我看到一篇文章，講的是有一個黑幫在美國的威脅越來越大，以及他們在布魯克林的某個地方取代了原來的黑幫組織。文章認為他們的粗暴和殘忍被他們在勞改集中營的經歷加強了。該集中營通常關押罪犯，許多被關押者沒能在這裏活下來。
被勞改集中營的經歷加強了？這句突兀的話對我而言錯得離譜（卻又十分合理）。我過了一會兒才想明白它毫無道理的地方，因為它隱藏得很好。下面的想象實驗能夠說明問題。假設你能找到一大群老鼠：肥的、瘦的、病弱的、強壯的、不肥不瘦的，等等。有了這幾千只老鼠，你可以組成一個異質的集合，它能夠很好地代表紐約老鼠的總體。你把它們送到我在紐約東59街的實驗室，我們把它們放到一個大桶裏。我們讓它們承受越來越高的輻射（由於這只是一個想象實驗，所以過程是不殘忍的）。在每一個輻射水平，那些天生更強壯（這是關鍵）的老鼠會活下來，死去的則被剔除出樣本。漸漸地，你的樣本只剩下越來越強壯的老鼠。註意下面這個關鍵事實：每一只老鼠，包括強壯的老鼠，在接受輻射後都比原來體弱。
一個在大學獲得高分的具有分析能力的觀察者或許會相信這樣的論斷，我的實驗室的這種方法是健身俱樂部不錯的替代，能夠適用於所有哺乳動物（想想它可能獲得的商業成功吧）。他的邏輯如下：這些老鼠比其他老鼠更強壯。它們的共同點是什麽？它們都來自那個鼓吹黑天鵝現象的塔勒布的實驗室。不會有多少人對那些死去的老鼠有興趣。
接下來我們對《紐約時報》進行這樣的惡作劇：我們把這些活下來的老鼠放回紐約市內，然後通知負責嚙齒類動物的記者在紐約老鼠界發生的這一具有新聞價值的階層變化。他會寫一篇冗長（而具有分析性）的關於紐約老鼠界社會變遷的文章，其中包含如下的段落：“這些老鼠現在是老鼠界中的暴徒，它們是實際上的控制者。它們的力量在孤僻（但友好）的統計學家、哲學家、交易商塔勒布博士的實驗室裏得到加強，因此它們……”

邪惡的偏差

這種偏差有一種邪惡的特點：在它造成的影響最大時，它隱藏得最好。那些死去的老鼠不在人們的視線內，所以風險越高，人們越看不到它們，因為嚴重受害的很可能被從證據中剔除了。實驗對老鼠越具有傷害性，存活的老鼠與其他老鼠之間的差別就越大，你在所謂加強效應上所受的愚弄也越大。真正的影響（削弱性的）與觀察到的影響（加強性的）之間的差別，產生於兩個必需的原因：1.樣本本身存在強壯程度的差異，也就是多樣性；2.實驗過程中的不平均，也即多樣性。多樣性與實驗過程中固有的不確定性程度有關。

遊泳運動員身材的演變

“遊泳運動員的身材”與“初學者的運氣”這兩種常用的表達方式之間有何共同之處？就歷史而言它們有什麽共通的地方？
賭徒相信初學者幾乎總是有運氣。“後來運氣慢慢變差，但剛開始賭的時候總是走運的。”這一說法從經驗的角度看實際上是對的：研究者證實賭徒確實有走運的開端（股市投機者也一樣）。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都應該當一段時間的賭徒，利用運氣對初學者的眷顧，然後洗手不幹呢？
答案是否定的。同樣還是錯覺：剛開始賭博的人要麽走運，要麽不走運（鑒於賭場處於優勢地位，更多的人會不走運）。走運的那些，感到自己受到命運的垂青，會繼續賭博；余下的感到失望，會停止賭博，因此不會出現在樣本中。失敗者可能會去看鳥、塗鴉、當海盜，或從事其他的消遣活動，視他們的脾性而定。繼續賭博的人會記得自己曾經是走運的初學者。放棄賭博的人，從定義上講，將不再屬於賭徒行列。這就解釋了初學者的運氣。
人們通常所說的“遊泳運動員的身材”也是類似的情況，它讓我在幾年前犯了一個丟人的錯誤（雖然我專門研究這種偏差問題，但我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被愚弄了）。在我問別人不同運動員的身材有什麽差別時，我得到的答案經常是跑步運動員很痩，自行車運動員屁股有點大，舉重運動員有點重心不穩和身體粗壯。我猜我應該在紐約大學遊泳池花一段時間吸氯氣來獲得“拉長的肌肉”。現在先把因果解釋放在一邊。假設個人基因的差異使他具有特定的身材。那些天生有可能長成遊泳運動員身材的人會成為更好的遊泳運動員。他們就是你在遊泳池裏看到的大顯身手的人。但假如他們去舉重，他們的身材大概還是一樣。事實上，不論你服用類固醇還是在健身房裏練攀巖，某一塊肌肉的長法都是一樣的。

你看到的和你沒有看到的

2005年襲擊新奧爾良的災難性颶風卡特裏娜讓許多玩弄政治手腕的政客出現在電視上。這些立法者被災難的畫面以及無家可歸的憤怒受害者的照片打動，許下“重建”的諾言。他們多麽高尚，做出如此人道主義的事，超越了我們卑鄙的自私性。
他們是否許諾用他們自己的錢來重建呢？不是，是用公眾的錢。假設這些錢來自別的某個地方，就像“拆東墻補西墻”所形容的。那個別的地方就會不平衡，可能是私人出資的癌癥研究基金，或者控制糖尿病的研究基金。似乎很少有人關註那些孤獨地躺在那裏、沒有電視報道他們的慘境的癌癥患者。這些癌癥病人不但不會進行選舉投票（下一次投票時他們已經死了），也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情感系統中。他們中每天死去的人數超過被颶風卡特裏娜奪去生命的人數。他們才是最需要我們的人，不光是需要經濟幫助，還有關心和友善。而他們可能正是錢被拿走的人——間接地，甚至直接地。從研究機構抽走的錢（公共的或私人的）可能會殺死他們，這是一種沈默的犯罪。
這個問題還有另一種形式，它與我們面對多種可能性時的決策有關。我們能看到明顯而可見的結果，而看不到不可見的和不那麽明顯的結果。但那些我們沒有看到的結果可能，不，是通常更有意義。
弗裏德裏克·巴斯夏是19世紀一位奇異的人文主義者，少有的獨立思想家，獨立到在他自己的國家法國竟然無人認識他，因為他的思想與法國的政治傳統相悖。但他在美國有大量追隨者。
在題為《我們看到的和我們沒有看到的》的文章當中，巴斯夏提出如下觀點：我們能看到政府做了什麽，因此歌頌他們，但我們沒有看到別的。然而確實有別的東西存在，只是它們沒那麽明顯，因此沒有被看到。
回想一下證實偏差：政府非常擅長告訴你他們做了什麽，而不是他們沒做什麽。實際上，他們可以被貼上偽“慈善”的標簽，也就是以一種明顯而煽情的方式幫助別人，而不考慮那些不被人們看到的隱藏結果。巴斯夏反駁了那些顯示政府好處的論點，啟發了自由主義者。但這種觀點可以一般化到兩個極端。
巴斯夏更進了一步。如果一個行為的積極和消極結果都降臨在行為者身上，我們會學得很快。但通常一個行為的積極影響只惠及行為者，因為它們是可見的，而不可見的消極影響降臨到其他人身上，給社會造成凈損失。想想職位保護措施：你註意到有些人的職位是有保障的，你把它歸因於社會福利。你沒有註意到由此導致有些人找不到工作，因為這種保護降低了職位的公開性。在某些情況下，比如癌癥病人由於卡特裏娜颶風而可能遭到的懲罰，一個行為的積極結果會立即使政客和偽人道主義者受惠，而消極影響需要很久才表現出來，人們可能永遠不會註意它們。你甚至可以指責媒體把慈善捐贈導向了最不需要它們的人。
讓我們對2001年9月11日做同樣的分析。大約2500人直接死於本·拉登集團在世貿中心雙子塔造成的災難。遇難者的家庭得到各種機構和慈善團體的捐贈。但是，根據研究者的結果，在那一年余下的3個月，將近1000人成為恐怖主義沈默的受害者。為什麽？害怕坐飛機轉而開車的人面臨更高的死亡風險。證據表明那段時間的公路死亡率上升，因為公路比天空更致命。這些家庭沒有得到捐助，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親人也是本·拉登的受害者。
除巴斯夏以外，我還喜歡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活動家和消費者保護主義者，顯然不是政客和政治思想家）。通過曝光汽車公司的安全記錄，他或許成為拯救生命最多的美國公民。但是，在幾年前的政治活動中，就連他自己也忘記炫耀由他的安全帶法拯救的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鼓吹“瞧，我為你做了什麽”比“瞧，我幫你避免了什麽”容易得多。
回想一下序言裏提到的假想議員的故事，他的行動本來可以避免“9·11”事件。有多少這樣的人走在大街上？而且他們並不像那些偽英雄那樣雄赳赳氣昂昂。
下一次面對這種狡猾的人道主義時，想一想它所造成的沈默結果。

醫生

我們對沈默的證據的忽視每天都在致人死亡。假設一種藥物可以治愈許多人身上的一種危險的疾病，不過有可能導致少數人死亡，但這對社會總體上是有益的。醫生會開這種藥物嗎？他沒有這樣做的理由。被副作用傷害的病人的律師會像打狗一樣纏著這名醫生，而被救的病人或許從此再也看不見蹤影。
救活一個人只是統計數字，傷害一個人則是奇聞逸事。統計結果是不可見的，奇聞逸事是顯而易見的。同樣，黑天鵝事件的風險是不可見的。

特富龍塗層

沈默的證據問題能導致最嚴重的後果，其表現為穩定的假象。對沈默證據的認識偏差降低了我們對我們在過去招致的風險的認識，尤其是有幸躲過了那些風險的人。你的生命曾遭受嚴重威脅，但你幸存下來，於是你在事後會低估情況的實際危險性。

吉亞科莫·卡薩諾瓦是個冒險家、一個極端聰明的人、誘騙女性的高手，他似乎有一種即使黑手黨大佬也會嫉妒的類似特富龍的品質：壞運氣沾不了他的身。雖然他因誘騙女性的行為而出名，但他自詡為學者。他希望借共12卷的以糟糕的法語（糟糕得很有魅力）撰寫的《我的一生》(History of My Life）博得文學名氣。《我的一生》除了提供極為有用的誘騙教程以外，還提供了大量扭轉運勢的例子。卡薩諾瓦感到，每次遇到麻煩時，他的幸運星就會把他拉出困境。當他的境況變壞時，一只無形的手會讓它變好，這使他相信擺脫逆境是他的一種本能，是遇見新機會的方式。他會在遭遇絕境時遇到某個幫他渡過財務難關的人，一個他之前沒有背叛過的新的資助人，或者一個足夠慷慨又足夠健忘地忘記他之前的背叛行為的人。是命運選擇卡薩諾瓦，讓他從每次逆境中重生嗎？
不一定。想一想：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冒險家當中，許多人在偶爾的打擊中失敗，少數人卻一次次東山再起。只有那些幸存下來的人才會認為自己是不可摧毀的，才會有足夠多的有趣經歷寫書。當然，直到……

實際上，許多冒險家自以為是命運的寵兒，這只是因為冒險家很多，而我們沒有聽到那些背運的冒險家的故事。在我開始寫這一章時，我想起一名女性曾向我提到她的未婚夫，此人通過幾筆金融交易讓自己過上了小說人物般的生活，穿著手工制作的鞋子，吸著古巴雪茄，收集轎車，等等。法語中有一個詞形容這種人，“flambeur”，形容一個人過度講究衣食、瘋狂投機、喜好風險，同時保持著極為引人註目的個人魅力，在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裏不太可能有這種詞語。這位未婚夫花錢如流水，在我們討論他的命運時（畢竟她打算嫁給他），她對我說他的境況那時有些困難，但沒什麽好擔心的，因為他總是能夠回到比以前還好的境況。那是幾年前了。出於好奇，我剛剛打聽了他的情況（有策略地）：他（目前）還沒有從最近一次黴運中恢覆。他消失了。
這與歷史有什麽關系？想一想人們通常說的紐約的堅韌。出於某些似乎超越現實的原因，每一次瀕臨災難的邊緣時，它都成功地擺脫困境並東山再起。有人真的相信這是紐約的內在品質。下面這段話引自《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

紐約需要塞繆爾（Samuel M.E.）。塞繆爾是經濟學家，今天步入77歲高齡。塞謬爾研究了紐約半個世紀的興衰……“我們在歷史上經受住了多次困境，並且變得越來越強大。”他說。

現在從反面想一想：把城市當做小吉亞科莫·卡薩諾瓦，或者我實驗室裏的老鼠。正如我們把幾千只老鼠置於非常危險的實驗過程，現在我們把下面這些城市放入歷史模擬器：羅馬、雅典、迦太基、拜占庭、提爾（Tyre）、沙塔爾·休於古城（Catal Hyuk，位於今天的土耳其，是已知的人類最早居住的地方之一）、耶利哥（Jericho）、皮奧裏亞（Peoria），當然，還有紐約。有些城市會在模擬器中的嚴酷環境下幸存。至於其他的，我們知道歷史是不會太仁慈的。我肯定迦太基、提爾和耶利哥也有自己的口才毫不遜色的塞繆爾，他會說：“我們的敵人多次試圖毀滅我們，但我們總能重整旗鼓，而且比以前變得更強大。我們現在是不可戰勝的。”

這種錯誤觀點使幸存者成為歷史進程的不合格目擊者。感到不安嗎？你的幸存會削弱你對幸存的理解，包括膚淺的“原因”。
上面那段話可以有很多種說法。把經濟學家塞繆爾換成一個談論他的公司從過去的困境中恢覆的CEO，或者換成飽受奚落的“堅韌的金融系統”怎麽樣？或者打了勝仗的將軍？

讀者現在可以明白為什麽我用卡薩諾瓦永不消失的運氣作為分析歷史的一般框架了。我創造虛構的歷史，其中有上百萬的卡薩諾瓦，然後觀察成功的卡薩諾瓦的特點（因為你創造了他們，所以你知道他們的特點）與事後觀察到他們成功了的觀察者總結的特點之間的差別。從這個角度講，當卡薩諾瓦不是一個好主意。

想一想在紐約這樣有高度競爭性的地方開餐館。鑒於極高的風險以及做出任何成績所需的駭人努力，還不算那些過分追求時髦的顧客，你必須非常愚蠢才會想開餐館。那些失敗的餐館非常沈默：走在曼哈頓中城，你會看到那些餐館擠滿了有錢人，豪華轎車停在外面，等待用餐者與他們的第二任配偶。餐館老板非常勞累，但因為這些大人物的光顧而非常開心。這是否意味著在這樣一個高度競爭的地方開餐館是理智的呢？當然不是。但人們出於愚蠢的冒險天性這樣做了，它使我們貿然進行結果未知的冒險。

顯然，我們與那些幸存的卡薩諾瓦有類似的地方，那就是冒險基因，它使我們盲目地承擔風險，對結果的多變性毫無意識。我們繼承了對不經考慮的冒險的喜愛。我們應該鼓勵這種行為嗎？

實際上，經濟增長正是來自這種冒險。但有些傻瓜可能會提出這樣的觀點：如果人們遵循我的邏輯，我們就不會獲得過去驚人的增長。這就像一個玩俄羅斯輪盤賭的人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遊戲，僅僅因為他贏了錢一樣。

我們經常聽到人類有樂觀的天性，這種樂觀對我們應該是有好處的。這一觀點把一般的冒險合理化為一種積極的品質，並且在當前的文化中頗受歡迎。
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人類是非常幸運的物種，並且有冒險者的基因。確切地說，人類是愚蠢的冒險者。實際上，是那些幸存的卡薩諾瓦。
再次聲明，我並非否定冒險，我自己也曾冒險。我只是反對鼓勵模式化的冒險。大心理學家丹尼·卡尼曼已經向我們證明，我們冒險通常不是出於自信，而是出於無知和對不確定性的無視！接下來的幾章，我們將更深入地討論在預測未來時，我們多麽容易忽視意外和不利結果。但我要堅持一點：我們碰巧幸存下來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繼續冒同樣的風險。我們足夠成熟，能夠認識這一點，享受生活的賜予吧，你應該變得更加保守，來保護通過運氣獲得的東西。我們一直在玩俄羅斯輪盤賭，現在讓我們停下來，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吧。

在這個問題上，我還有兩個觀點。首先，基於“運氣讓我們幸存下來”的理由而把過度樂觀主義合理化的錯誤來自人性的一個更為嚴重的錯誤：認為我們天生能夠理解自然和人性，並且我們的決策是並且一直是選擇的結果。我強烈反對這種說法，其實我們受到了太多直覺的驅使。
其次，比第一點更令人擔憂的是：人們一直鼓吹和誇大進化選擇。人們越不了解黑天鵝現象產生的隨機性，就越相信進化的最優選擇。進化理論不考慮沈默的證據。進化是一系列僥幸的成功，有的是好的，許多是不好的。你只看到了好的。但在短期內，哪些真正對你是好的並不明顯，當你處在會產生黑天鵝現象的極端斯坦環境下時尤其如此。這就像看見錢包鼓鼓的賭徒走出賭場，聲稱嘗嘗賭博的滋味對物種是有好處的，因為它能夠使你變富！冒險讓許多物種走向滅絕！
有人認為我們已經幸存下來了，這是可能的最好的世界，這是進化的作用，這一觀點在沈默的證據面前變得相當錯誤。傻瓜、卡薩諾瓦們以及盲目的冒險者通常在短期內是勝者。更糟糕的是，在黑天鵝環境下，一樁稀有事件能夠打破長期以來的“觀察”結果，那些愚蠢的冒險者在長期也可能贏！

我是黑天鵝：人類學偏差

最近，一批哲學家和物理學家（以及二者的結合體）在研究一個“自我取樣的假設”，它是將卡薩諾瓦偏差問題在我們的存在狀態上的一般化。
考慮一下我們自己的命運。有人提出，我們每個人存在的概率是如此之小，所以它不可能是命運碰巧的結果。想一想導致我們存在的所有因素都恰好達到應有的狀態的概率（任何對最佳狀態的偏離都會導致我們的世界爆炸、坍塌或者根本不會形成）。人們經常說，世界似乎恰好被造成使我們的存在成為可能的樣子。根據這種論點，世界不可能來自運氣。

然而，我們本身被選為樣本這一點完全破壞了對概率的計算。卡薩諾瓦的故事可以很簡單地指出問題所在。再想一想所有那些追尋自己命運的小卡薩諾瓦可能面臨的世界。（出於運氣）幸存的卡薩諾瓦會感到，由於他不可能如此走運，一定有某種超然的力量指引著他，呵護著他的命運：“嗨，否則光靠運氣就能活下來的概率太低了。”而對於觀察到所有冒險者命運的人，發現一個卡薩諾瓦的概率一點也不低：有如此多的冒險者，肯定會有人中獎。
現在，宇宙和人類的問題在於，我們就是幸存的卡薩諾瓦。當你考慮許多冒險的卡薩諾瓦時，一定會有一個幸存者，而且如果你在談論這個問題，很有可能你就是他。（註意“條件”：你幸存下來，所以能夠談論它。）所以我們不能再做天真的概率計算，而不考慮我們存在這一條件本身就限定了使我們幸存下來的過程只能是特定的過程。

假設歷史情境要麽很“淒涼”（即不利），要麽很“溫馨”（即有利）。淒涼的情境導致滅絕。顯然，如果我在寫這些文字，那肯定是因為歷史為我提供了“溫馨”的情境，使我幸存下來。這種有利的情境還包括沒有遭遇隕星撞擊、沒有核戰爭和其他大規模終極毀滅事件。但我不必考慮整個人類。每當我審視自己的人生時，都會驚嘆我的生命如此脆弱。我18歲時曾經回到戰時的黎巴嫩，雖然夏季炎熱，我卻感到極度虛弱和寒冷。是傷寒。假如不是短短幾十年前發現的抗生素，我今天就不會在這兒了。後來我的另一項本可致命的嚴重疾病也被“治愈”，這多虧了由另一項新近的醫學技術帶來的治療方法。能夠生活在互聯網時代，能夠寫作並獲得讀者，我同樣是享受了社會帶來的好運和我們對大規模戰爭的避免。而且，我還是人類誕生的結果，它本身也是一個偶然事件。
我的存在是低概率事件的重大結果，而我經常忘記這一點。

讓我們回到在10步以內成為百萬富翁的秘訣。一個成功的人會努力讓你相信他的成就不可能是偶然的，正如在輪盤賭中接連贏了7次的賭徒會告訴你這種情況出現的概率是幾百萬分之一，所以你要麽相信某種超然力量的控制，要麽相信他選擇幸運數字的能力和洞察力。但如果你考慮全部賭徒以及全部賭局的數量(總共數百萬），很顯然這種走運的情況必然會發生。假如你正在談論這個問題，那麽它們已經在你身上發生了。
參照觀點如下：不要根據獲勝的賭徒（或者走運的卡薩諾瓦、不斷東山再起的紐約以及不可戰勝的迦太基）的優勢情況計算概率，而要根據所有一開始進入賭局的人計算。再一次考慮賭徒的例子。如果你知道全部賭徒的數量，你幾乎可以肯定其中的一個（但你無法預先知道是哪一個）將僅憑運氣贏得巨額獎金。所以，從全部賭徒的參照觀點看，這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但從勝者（不考慮輸者，這是關鍵）的參照觀點看，一連串勝利似乎太超常了，不可能僅用運氣解釋。註意，“歷史”只是一系列時間上的數字。數字可以代表財富、健康、重量，任何事。

這本身就極大地削弱了科學家們經常提出、歷史學家幾乎永遠弄錯的“原因”。我們必須接受我們所熟悉的“原因”的模糊性，不管這讓我們感到多麽不可靠（去掉因果關系的假象也讓我們感到不可靠）。我再次強調，我們是尋找原因的動物，習慣於認為一切事情都有確定的原因，並且把最明顯的那一個當做最終解釋。但實際上可能並沒有可見的原因，相反，很多情況下什麽也沒有，甚至沒有任何可供挑選的原因。沈默的證據掩蓋了這一事實。每當涉及我們的幸存時，原因就被嚴重削弱了。幸存的條件消滅了所有可能的解釋。亞裏士多德的“因為”不是為了把兩件事聯系起來，如我們在第六章看到的，而是為了滿足我們習慣尋找原因的潛藏弱點。

把這一邏輯運用於如下問題：為什麽黑死病沒有導致更多人死亡？人們會提供大量偽裝的解釋，引用關於黑死病嚴重性的理論以及流行病的“科學模型”。現在，看看我在本章剛剛強調的削弱因果關系的論點：假如黑死病導致更多人死亡，觀察者（我們）就不可能在這裏觀察。所以這不一定是關於一個留下我們性命的疾病的特點的問題。只要涉及你的幸存，不要忙著尋找因果。我們可能根本無法了解我們從這樣的疾病中幸存下來的主要原因：我們活下來了，因為卡薩諾瓦式的“溫馨”情境出現了，如果這看上去太難以理解，那是因為我們被因果觀念洗腦了，而且我們以為說“因為”比接受隨機性看上去更聰明。
我認為教育系統的最大問題在於強迫學生把原因從相關問題中分離出來，讓他們對不做判斷和說“我不知道”感到羞恥。為什麽冷戰結束？為什麽波斯人輸掉了薩拉米斯戰役？為什麽漢尼拔後來被打敗了？為什麽卡薩諾瓦能從逆境中翻身？在每一個問題中，我們都設定了一個條件——幸存，然後尋找原因，而不是完整地說出問題，並指出在幸存的條件下，人們不可能從過程中讀出那麽多信息，而應該學會求助於一點隨機性（隨機性是我們不了解的東西，求助於隨機性也就是承認無知）。不光是你的大學教授養成了你的壞習慣，我在第六章已經展示了報紙如何需要在文字中塞滿因果關系才能讓你願意看。請非常謹慎地使用“所以”，努力只在由實驗而非事後分析得出結論時才使用這個詞。

請註意，我並不是說因果關系不存在，不要以這個論點為借口而不去從歷史中學習。我要說的只是因果關系沒那麽簡單。請對“所以”保持懷疑態度，並小心對待它，尤其在你懷疑存在沈默的證據時。

第九章遊戲謬誤——愚人的不確定性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面臨的不確定性與我們在考試和遊戲中遇到的簡化情況之間幾乎沒有相同之處。

概率的概念從頭至尾都是模糊的，這是正常的，因為這種模糊性正是不確定性的特征。概率是一種自由藝術。它是懷疑主義的孩子，而不是一種工具，供隨身帶著計算器的人用來滿足他們制造令人炫目的計算結果和確定性假象的願望。在西方思想淹沒於“科學”精神之前——他們自大地稱之為啟蒙——人們會積極地思考，而不是計算。在一篇已經從我們的意識中消失的絕妙文章，即發表於1673年的《論尋找真理》(Dissertation on the Search for Truth）中，雄辯家西蒙·傅歇（Simon Foucher）揭示了我們對確定性的心理偏好。他向我們傳授懷疑的技巧，告訴我們如何在懷疑與相信之間選擇。他寫道：“要想創造科學，人們必須懷疑，但很少有人認識到在不成熟的情況下不放棄懷疑的重要性……事實是人們通常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懷疑。”他進一步警告我們：“我們自離開母體以來就習慣接受教條。”

我們喜歡可觸摸的東西、被證實的東西、顯而易見的東西、真實的東西、可見的東西、具體的東西、已知的東西、已觀察到的東西、生動的東西、視覺性的東西、有社會特點的東西、被灌輸的東西、富有情感的東西、突出的東西、典型的東西、打動人心的東西、富有戲劇性的東西、傳奇的東西、美化的東西、官方的東西、學術性的空話、虛有其表的高斯派經濟學家、數學廢話、華而不實的東西、法蘭西學院、哈佛商學院、諾貝爾獎、黑西服白襯衣加領帶、令人激動的演講和耀眼的東西。而我們最喜歡的，是故事。

第二部分我們就是無法預測

第十章無賴預測

我們在自以為擁有的知識方面非常自大。我們當然知道不少，但我們有一種內在的傾向，以為我們比實際上知道得多一點，正是這一點會不時招致嚴重的麻煩。我們會看到如何在你自己身上找出甚至衡量這種自大。

認知自大有雙重影響：我們高估自己的知識，低估不確定性（也就是低估未知事物的範圍）。
這一認知扭曲的影響不僅僅限於知識領域：你只需要看看周圍人的生活，幾乎所有與未來有關的決策都受到它的影響。人類長期以來始終低估未來偏離我們最初看到的過程的水平（這更加劇了其他具有覆合影響的偏差的影響）。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離婚。幾乎所有離婚的人都知道1/3～1/2的婚姻是失敗的，而當他們自己結婚時並沒有預見到這樣的結果。當然，“我們不會”，因為“我們相處得很好”（好像其他結婚的人相處得不好似的）。

我還用信息數學研究過這一效應：人們對於經驗現實的細節知識了解越多，看到的噪點（也就是那些奇聞逸事）就越多，就可能把它們錯當成真實信息。請記住我們是受情感影響的。每小時收聽廣播新聞比閱讀周刊糟糕得多，因為較長的時間間隔能夠過濾掉一些信息。

信息被證明是有害的。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越多越好”這樣的庸俗觀念中掙紮。多有時候是好的，但並非總是如此。知識的危害性在我們對所謂專家的研究中能夠顯露出來。

專家的問題在於他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麽。知識的缺乏與對你所掌握的知識的錯覺是相伴而行的，你在知識減少的同時也變得對自己的知識更加滿意。

這些“專家”具有偏向性：當他們正確的時候，他們將之歸功於他們的洞察力和專業能力；當他們錯誤的時候，他們要麽怪具體形勢超出常規，要麽根本不知道自己錯了，還繼續編故事。他們很難承認自己的知識有限。但我們的所有行為都有這種特點：我們體內有一種維護自我評價的東西。
人類在對隨機事件的認識上容易犯不對稱的錯誤。我們把成功歸因於能力，把失敗歸因於在我們控制之外的事物，比如隨機性。對好結果我們感到有功勞，對壞結果卻不感到有責任。這使我們以為我們在謀生的領域比其他人都在行。94%的瑞典人相信他們的駕駛技術在瑞典司機中排在前50%，84%的法國人認為他們的調情技巧進入全法國前50%。
這種不對稱性的另一個結果是，我們以為自己不同於那些沒有這種不對稱性思維的人。我已經提過結婚者對未來的不現實預期。想一想有多少家庭對未來進行篩選性假設，他們把自己鎖在牢固的房產中，以為會在那裏生活一輩子，而不知道人們過穩定生活的記錄很糟糕。他們難道沒有看見那些衣冠楚楚的房地產經紀人開著漂亮的德國轎車到處轉嗎？我們是非常漂泊不定的，比我們計劃的不穩定得多，而且不得不如此。想一想有多少突然失去工作的人料到了這一點，即使只提前幾天，或者想一想有多少癮君子在一開始是打算長期吸毒的。

我們並不真正擅長制訂計劃，因為我們不懂未來，但這不一定是壞消息。只要記住我們的這些缺陷，我們就可以制訂計劃，只是需要勇氣。

讓某人告訴你他的社會保障號碼的最後四位數，然後讓他估計曼哈頓牙醫的數量。你會發現，通過提醒他一個4位數的數字，你會誘導出一個與之相關的估計結果。
我們在頭腦中形成參照點，比如銷售預測，然後開始基於它構造信念，因為把一個觀點與一個參照點進行比較比在絕對的環境下對它進行評價所需的思維努力更小。（系統1在起作用！）我們無法在沒有參照點的情況下思考。
所以在預測者頭腦中設置一個參照點能夠帶來奇妙的結果。在討價還價過程中設置起點是一樣的道理：你先提出一個較高的數字，如“這所房子要賣100萬美元”，買方會說“只能85萬”——議價過程將取決於初始報價。

當我質疑預測者的工作時，通常得到兩種反應：一種是，“應該怎麽辦？你有更好的預測方法嗎？”另一種是，“假如你那麽聰明，讓我看看你自己的預測”。實際上，人們通常以傲慢的姿態提出第二個問題，旨在顯示實踐者和“行動者”相對於哲學家的優越性，他們通常不知道我從事證券交易。如果說每天從事這種不確定性實踐有什麽好處的話，那就是你不需要聽官僚主義者的任何廢話。
我的一名客戶問我有什麽預測。當我告訴他我沒有預測時，他感到惱怒，並決定終止我的服務。人們有一種缺乏反省的習慣，就是讓公司回答一些問卷表，填寫他們的“展望”。我從來不做展望，也從來不做專業預測，但至少我知道我無法預測，並且一少部分人（我所關心的人）把這當做一種優點。

任何因為預測而對他人造成傷害的人都應該被稱為傻瓜或騙子。有些預測者對社會造成的損害比罪犯更大。

那些向我們告知未來的人總是讓我們上當。

不幸的是，並非所有這些知識都能幫助讀者預測明天會發生什麽。實際上，它還可能降低你的預測能力。

第十一章怎樣尋找鳥糞

為了開會，經理們滿世界飛：巴塞羅那、香港，等等。他們千裏迢迢只為了一大堆空話。毫無疑問，他們通常沒法睡覺。當一名管理者不需要非常發達的頭腦，而是需要同時擁有人格魅力、忍受無聊的能力和草草執行匆匆制定的時間表的能力。除了這些“任務”之外，他們還有出席歌劇表演的“職責”。

無意中的發現

如我們在前一章中看到的，對人類認知自大的發現可以說是無意的。許多其他發現也是如此，比我們想象中的多。

發現的經典模式是這樣的：你尋找你知道的東西（比如到達印度的新方法），結果發現了一個你不知道的東西（美洲）。

如果你認為我們周圍的發明來自於一個閉門造車的人，請再想一想：幾乎現在的一切都是偶然的產物。

也就是說，你發現了你沒有找尋的東西，而它改變了世界，你卻事後感嘆為什麽“花了這麽長時間”才發現這個如此明顯的東西。車輪發明時還沒有記者，但我打賭，當時的人們並沒有計劃發明車輪，並根據某個時間表來完成這一計劃。大部分其他發明也一樣。

當預測由我們做出時，我們會忘記事物的不可預測性。這就是為什麽人們在閱讀本章和類似觀點時會完全同意，但當他們思考未來時，卻會忘記謹慎。
看看下面這個富有戲劇性的神奇發現。亞歷山大·弗萊明在清理實驗室時，發現青黴菌汙染了他之前的一個實驗樣本。於是他在偶然間發現了青黴菌的抗菌特性，正是它使我們許多人現在能夠好好活著。（如我在第八章提到的，包括我自己，因為傷寒在沒有得到治療的情況下經常是致命的。）確實，弗萊明在尋找“某種東西”，但真正的發現只是偶然的奇跡。而且，雖然事後看來這一發現十分重大，但醫療官員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這項發現的重要性。在它重新受到重視之前，就連弗萊明也喪失了信心。

我們制造玩具。有些玩具改變了世界。

彭加萊在三十多歲時成為多產的論文作者。他似乎在趕時間，因為英年早逝，他享年58歲。他如此匆忙，即使發現了文字中的打字和語法錯誤，也懶得改正，因為他認為改錯是濫用時間。人類再也沒有產生這樣的天才，或者說再也不讓天才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寫作。

由於證實謬誤，可以說我們對自然世界所知甚少。我們炫耀讀過的書，而忘記了那些未讀過的書。物理學是成功的，但它只是硬科學的一小部分，而人們把它的成功推及所有科學。與對宇宙起源的了解相比，假如我們更懂得癌癥或者（高度非線性的）天氣的話，大概是更令人高興的。

學術自由主義

借用沃倫·巴菲特的一句話，不要去問理發師你是否需要理發，同樣，也不要去問學者他的研究是否有用。我要用如下的例子結束對哈耶克自由主義的討論。我已經說過，理論化知識的問題在於在學術派別與知識本身的利益之間可能存在差異。所以終我一生也不可能明白為什麽今天的自由主義者不再追求終身教職（除了大概許多自由主義者都是學者這一原因之外）。我們看到公司可以破產，但政府屹立不倒。不過，雖然政府屹立不倒，公務員卻可以被降級，國會議員可以在選舉中下台。在學術界，終身教職是永久性的，即知識行業有永久性“所有者”。簡而言之，假內行是壟斷的產物，而不是自由的產物。

回憶一下火雞問題。你觀察過去，然後得出關於未來的規律。根據過去預測未來的問題可能比我們已經討論的問題還要嚴重，因為相同的過去數據既可以證明一個理論，又可以同時證明完全相反的理論！如果你明天還活著，這可能意味著你更可能長生不老，或者你更接近死亡。兩個結論依賴於完全相同的數據。如果你是一只被餵養了很長時間的火雞，你可以要麽天真地以為餵食證明你是安全的，或者聰明地知道它證明了你最後成為晚餐的危險。一個熟人過去對我的殷勤可能表明他真的喜歡我，並且他關心我是否愉快，也可能表明他企圖有一天搶走我的飯碗。

第十二章認知斯坦——一個夢

一些“認知自大”程度較低的人常常不引人註目，比如一個在雞尾酒會上害羞的人。我們天生不會尊敬謙卑的人。現在考慮“認知謙卑”。想象一個極度自省的人，由於知道自己無知而飽受折磨。他缺乏白癡的勇氣，但有少見的說“我不知道”的勇氣。他不介意看上去像一個傻瓜，或者更糟，像一個完全無知的人。他猶豫，他不願意犯錯，犯錯造成的結果令他痛苦萬分。他反省，反省，再反省，直到他在身體和精神上都筋疲力盡。
這不一定意味著他缺乏自信，只是他對自己的知識持懷疑態度。我將這種人稱為“認知者”，將念念不忘人類認識錯誤的境界稱為“認知斯坦”。

過去的過去，以及過去的未來
有些真理只有孩子能看到，成年人和非哲學家被現實生活的瑣碎所囿，不得不操心“嚴肅的事情”，於是為了一些看上去更重要的問題拋棄了洞察力。其中一項真理是關於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巨大差異。由於我一生都在研究這一差異，我現在對它的理解比兒時更深，卻不如兒時生動。

顯然，那些被猴子逗樂的人不會立刻想到會有某種物種像他們俯視猴子一樣俯視他們，假如想到了，他們就會自憐，就會停止發笑。

我們嘲笑別人，卻沒有想到不久的將來，別人也同樣有理由嘲笑我們。

我們在總體上高估了不幸事件的影響持續的時間。你以為你的財富或當前的地位遭受的損失將是災難性的，但你很可能錯了。更可能的情況是，你將能適應任何事情，正如你面對過去的不幸時所做的那樣。你可能會感到痛苦，但不會像你預期的那樣糟糕。這種錯誤預測可能存在一種目的：刺激我們采取重要的行為（比如購買新車或努力致富），防止我們冒不必要的風險。這是一個更為一般化的問題的一部分：人類喜歡不時地自我欺騙。根據特裏弗斯的自欺理論，這會使我們以更有利的方式走向未來。

歷史就像博物館，人們可以進去看過去的收藏，感受昔日的魅力。它是一面奇妙的鏡子，你可以看見我們的自我敘述。你甚至可以利用DNA分析追蹤過去。

我們能從歷史中得到負面認知，這一點是無價的，但同時我們也得到了太多知識的假象。

第十三章假如你不會預測怎麽辦

沒人知道一切

據說，傳奇劇作家威廉·戈德曼對電影票房的預測問題曾喊出“沒人知道一切”。那麽，讀者可能會奇怪，像戈德曼這樣成功的人如何想出在不能預測的情況下應該怎麽辦？答案就是把普通的商業邏輯反過來。他知道不可能預測單個事件，但他非常清楚不可預測的事件，比如電影一炮走紅，會對他產生極為有利的影響。
所以我的第二個建議更具進攻性：你可以利用預測問題和認知自大！實際上，我懷疑，最成功的企業就是那些懂得接受事物的內在不可預測性並利用它的企業。
回憶一下我提到的生物科技公司，它的管理者知道研究的核心在於未知的未知。

下面是一些（謹慎的）技巧。請記住，越謹慎，越有效。
1.首先，區分正面意外和負面意外。學會區分從事哪些事在不具可預測性時會（或一直）對我們極為有利，從事哪些事在我們無法預測未來時有害。既有正面黑天鵝現象，又有負面黑天鵝現象。威廉·戈德曼從事電影行業，這是一個會發生正面黑天鵝現象的行業。不確定性確實不時給該行業帶來了福音。
在負面黑天鵝行業，意外事件能造成極大的沖擊和嚴重的後果。如果你從事軍事、巨災保險或國家安全工作，你總是面臨不利影響。同樣，如我們在第七章看到的，如果你在銀行從事貸款業，意外事件很可能對你不利。你把錢借出去，最好的情況是你能收回貸款，但如果借款人違約，你可能損失所有的錢。即使借款人獲得巨大的財務成功，他也不太可能付給你額外的利息。
除電影業之外，正面黑天鵝行業還有：出版業、科學研究和風險投資。在這些行業，你可以用小的損失換取大的收益。你每出一本書可能的損失很小，而出於某些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原因，任何一本書都有可能一鳴驚人。不利面很小，而且很容易控制。當然，出版商的風險在於為書出價過高，從而使有利面非常有限，而不利面非常龐大。（假如你為一本書支付1000萬美元版稅，那麽它成不了暢銷書才是黑天鵝）。同樣，雖然技術蘊涵著巨大的收益，但花錢買泡沫故事，就像人們在網絡泡沫中那樣，也會縮小有利面，擴大不利面。是風險資本家，而不是那些“人雲亦雲”的投資者通過投資於某家投機性公司，再將股份賣給缺乏想象力的投資者成為黑天鵝事件的受益者。
在這些行業，假如你什麽也不知道，那麽你是幸運的，尤其在別人同樣什麽都不知道，也不知道這一點的時候。假如你知道自己對哪些東西無知，假如你是唯一註意到那些沒有被讀過的書的人，你會是最棒的。這與“杠鈴”策略是吻合的，在將正面黑天鵝事件的影響最大化的同時，保持對負面黑天鵝事件的警惕。要從正面黑天鵝事件中獲益，你不需要對不確定性有任何精確的理解。有一點我很難解釋，那就是在你只有非常有限的損失的時候，你必須盡可能主動出擊，大膽投機，甚至“失去理智”。
平庸的思想家有時把這種策略類比為買“彩票”。這完全不對。首先，彩票沒有突破性收入；它們能帶來的收入有確定的上限。這裏存在遊戲謬誤，相對於彩票收入，真實生活中的收入具有突破性，也就是說沒有上限，或者說沒有可知的上限。其次，彩票有既定的規則以及實驗室式的可計算的概率，而真實生活中我們不知道規則，並能從這種額外的不確定性中獲益，因為它無法傷害你，而只能為你帶來好處。

2.不要尋找精確和局部的東西。簡而言之，不要狹隘。提出“機會青睞有準備的人”的偉大微生物學家巴斯德懂得，不要在每天早上尋找某種特定的東西，而要努力工作，並讓意外進入你的生活。正如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優吉·貝拉所說：“假如你不知道往何處去，請一定小心，因為你可能到不了那裏。”
同樣，不要試圖準確地預測黑天鵝事件，這很可能使你更容易受到那些你沒有預測到的結果的影響。我的朋友、美國國防部的安迪·馬歇爾和安德魯·梅斯面臨同樣的問題。軍方有一種沖動，就是投入資源預測接下來的問題。這些思想家建議相反的做法：把精力放在做準備而不是預測上。
請記住，達到無限警惕的狀態是不可能的。

3.抓住一切機會，或者任何像機會的東西。機會很少，比你想象的少得多。請記住，正面黑天鵝現象有一個前提：你必須把自己置於它的影響之下。許多人在好運降臨時並沒有意識到它的降臨。如果一個大出版商（大藝術品經紀商、電影制片人、走運的銀行家或大思想家）向你發出邀請，你一定要取消自己原來的全部計劃：這扇門可能永遠不會再為你開啟。我有時震驚於很少有人認識到這些機會不是長在樹上的。盡可能多地收集免費的非彩票（那些收入無上限的），一旦它們開始賺錢，不要扔掉它們。努力工作，不是做無聊的工作，而是搜尋這些機會，並盡可能擴大它們對你的影響。這使城市生活變得無價，因為你增加了美妙偶遇的可能性，奇緣有可能降臨在你身上。以“在互聯網時代”人們可以無限交流為理由，在郊區定居的人會失去這種正面不確定性的來源。外交家非常明白這一點：雞尾酒會上的隨意聊天通常能夠導致大的突破，而不是枯燥的通信或電話談話。去參加聚會吧！如果你是科學家，你可能會聽到啟發新研究的談論。如果你是孤獨癥患者，讓你的同事去參加聚會。

4.當心政府的精確計劃。第十章討論過，我們可以讓政府預測（這讓政府官員們自我感覺更良好，並使他們有存在的理由），但不要把他們的話太當回事。請記住，這些公仆的利益在於生存和自保，而不是接近真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是無用的，只是你需要對它們的副作用保持警惕。例如，銀行業的監管者受到專家問題的嚴重影響，經常姑息不計後果（但隱蔽）的冒險。安迪·馬歇爾和安迪·梅斯曾問我私人部門是否能更好地預測。唉，不能。再回想一下在投資組合中隱藏著爆炸性風險的銀行。在稀有事件這樣的問題上相信公司的判斷不是一個好主意，因為那些管理人員的業績在短期內是無法觀察的，他們會操縱系統，顯示出好的業績，從而拿走年終獎。資本主義的唯一致命弱點在於，如果讓公司競爭，有時候最受負面黑天鵝現象影響的公司看上去卻是最可能生存下來的。市場不擅長預測戰爭。任何人都不擅長預測任何事。很遺憾。

5.“有些人，假如他們本來不知道某件事，你是不可能告訴他們的。”偉大的不確定性哲學家優吉·貝拉曾說。不要浪費時間與預測者、證券分析師、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爭論，除非是拿他們取笑。你很容易拿他們開玩笑，而且許多人很容易發怒。哀嘆事物的不可預測性是沒用的：人們會繼續愚蠢地預測，尤其當他們靠這個賺錢的時候，你也不可能結束這種制度化的騙局。假如你不得不註意某項預測的話，記住，它的準確性會隨著時間的延伸急劇下降。
如果你聽到某個“傑出”經濟學家說到均衡，或正態分布，不要與他爭論，只要忽視他，或試著將一只老鼠放進他的襯衣。

不對稱性

所有這些建議有一個共同點：不對稱性。請把你自己放入一個好結果比壞結果大得多的條件下。
實際上，不對稱結果是本書的核心思想：我永遠不可能知道未知，因為從定義上講，它是未知的。但是，我總是可以猜測它會怎樣影響我，並且我應該基於這一點做出自己的決策。
這一觀點通常被錯誤地稱為“帕斯卡的賭註”，取自哲學家及（思想）數學家布萊斯·帕斯卡。他的觀點如下：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但我知道，如果他不存在，我做無神論者就得不到好處，但假如他存在，做無神論者就會損失很大，所以我應該相信上帝。
帕斯卡的論斷在神學上有嚴重缺陷：只有相當天真的人才會相信上帝不會因假信仰懲罰我們。當然，除非你冒天下之大不韙，認為上帝是天真的。（據說，羅素曾說上帝需要創造出傻瓜，才能讓帕斯卡的論斷生效。）
但帕斯卡的賭註背後的思想在神學之外有十分重要的用途。它顛覆了整個知識的概念。它消除了理解稀有事件的可能性的必要（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知識有根本上的局限性）；相反，我們可以只關註某個事件發生帶給我們的好處。稀有事件的概率是不可計算的；確定一個事件對我們的影響卻容易得多（事件越稀有，可能性越模糊）。我們能清楚地知道某個事件的影響，即使我們不知道它發生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地震的可能性，但我能想象地震對舊金山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做決策時，你只需要了解事件的影響（這是你能知道的），不需要了解事件的可能性（這是你不可能知道的），這一思想就是不確定性的核心思想。我生活的大部分都以它為基礎。
你可以根據這一思想建立一整套決策理論。你只需要減輕事件的影響。如我所說，如果我的投資組合受到市場崩盤的影響，而市場崩盤的可能性是不可計算的，我能做的就只有購買保險，或者退出，把我不願意發生損失的那部分金額投入風險較小的證券。
事實上，如果說自由市場是成功的，那正是因為它們允許落入敘述謬誤的競爭個體（但所有個體加起來實際上在從事共同的大努力）反覆嘗試，我稱之為“隨機嘗試”。我們越來越學會進行隨機嘗試，即使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多虧了自由市場機制聚集的過度自信的企業家、天真的投資者、貪婪的投資銀行家和主動進攻的風險資本家。下一章將討論為什麽我相信學術正在失去給知識套上緊身衣的能力，以及更多框架以外的知識將通過維基這樣的方式產生的原因。

最終我們是受歷史驅使，卻一直以為我們才是推動力。
作為對這個內容繁多的預測部分的總結，我要說，我們很容易概括出為什麽我們無法理解正在發生什麽。那就是：1.認知自大以及隨之而來的未來盲目性；2.柏拉圖式的分類概念，或者說人們如何被簡化愚弄，尤其當他們在一個不存在專家的學科裏獲得了學位時，3.錯誤的推理方法，尤其是不考慮黑天鵝現象的平均斯坦方法。

第三部分極端斯坦的灰天鵝

第十四章從平均斯坦到極端斯坦，再回到平均斯坦

世界有那麽不公平嗎？我一生都在研究隨機性，實踐隨機性，憎恨隨機性。隨著時間的流逝，事情在我眼裏變得越來越糟糕，我越來越害怕，對自然感到越來越反感。我越思考我的深題，就看到越多的證據表明我們頭腦中的世界與實際中的世界不同。每天早上，世界在我眼中都變得比前一天更具隨機性，人類都比前一天受到了更大的愚弄。這變得令人難以忍受。寫下這些話讓我痛苦，世界令人厭惡。

某個稍稍“優秀”一點的人能夠輕易贏得整塊蛋糕，使其他人什麽也得不到。借用第三章的觀點，人們寧願花10.99美元購買霍洛維茨的音樂，也不願意花9.99美元購買某個艱難謀生的鋼琴家的音樂。你願意花13.99美元看昆德拉的小說，還是願意花1美元看某個不知名的作者的小說呢？所以這就像一場競爭，贏家通吃，而且他並不需要勝出很多。

馬太效應

社會學家羅伯特·K·默頓比羅森早十多年提出關於馬太效應的觀點，也就是劫貧濟富效應。①他觀察了科學家的成就，說明了最初的優勢如何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想一想下面的過程。

假設某個人寫了一篇學術論文，引用了50個研究過相關問題的人的觀點，並提供了背景資料；為了簡單起見，假設這50個人的貢獻是同等的。另一個研究同一問題的研究者將在他的參考文獻中隨機列舉這50人中的3個。默頓指出，許多學者會在不讀原作的情況下列舉參考文獻。他們會讀一篇論文，從這篇論文的參考文獻中摘取一些作為自己的參考文獻。於是閱讀第二篇論文的第三名研究者又把前面提及的3名作者作為他的參考來源。這3名作者將累積越來越多的關註，因為他們的名字與相關問題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勝出的3名作者與原來50人中其他人的區別主要在於運氣，他們最初被選出來不是因為他們的能力，而只是因為他們被選入了前一份參考名錄。由於有了名望，這幾位學者將繼續寫論文，並輕松地發表。學術成功在某種程度上（但非常可觀的程度）是抽獎。
我們很容易檢驗這種聲望效應。一種方法是找出著名科學家寫的論文，故意弄錯他們的身份，然後讓這些論文被退回。你可以看到，當他們的真實身份被確定之後，有多少被拒絕的論文又被接受。請註意，對一個學者的評價主要是看他們的成果被其他人引用的次數，於是互相引用成果的小圈子就結成了（也就是“我引用你，你引用我”）。

最後，不被經常引用的人退出遊戲，然後去為政府工作（假如他們性格溫和），或者為黑手黨或某家華爾街公司工作（假如他們的激素水平較高）。那些在學術生涯一開始就很順利的人將在一生中不斷積累優勢。富人容易變得更富，名人容易變得更有名。

在社會學中，馬太效應有一個不那麽文學化的名字：“累積優勢”。這一理論很容易運用於公司、商人、演員、作家和任何從過去的成果中獲益的人。如果你在《紐約客》上發表了文章，因為你的信箋擡頭的顏色吸引了編輯的註意，而他正在白日夢中夢到漂亮姑娘，那麽隨之而來的好運將伴隨你一生。更重要的是，它也會伴隨其他人的一生。失敗也具有累積性。失敗者在未來也可能失敗，即使我們不考慮最初失敗導致進一步失敗的精神打擊作用。

藝術，由於其對口碑的依賴，尤其容易受到累積優勢效應的影響。我在第一章曾提到結群，以及新聞會幫助這種結群延續下去。我們對藝術成就的觀點比政治觀點更可能是傳染性隨機結果。某個人寫了一篇書評，另一個人讀了它，然後寫了一篇使用同樣論斷的評論。很快，你就會有實際內容只相當於兩三篇書評的數百份書評，因為它們之間的重覆太多了。讀《幹掉冒牌貨！》你就會得到一個傳奇般的例子，作者傑克·格林完整地展示了人們對威廉·加迪斯的小說《承認》的各種評論。格林清楚地展現了書評者向其他人觀點的靠攏，揭示了強大的相互影響效應，甚至在措辭上也有這種傾向。這種現象讓我想起第十章中討論的金融分析師的結群。

現代媒體的出現加劇了這種累積優勢。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註意到成功集中度的提高與文化和經濟全球化之間的聯系。但我不打算在這裏扮演社會學家，我只想指出不可預測的因素能夠對社會結果造成影響。

默頓的累積優勢觀點有更一般化的前身，即“偏好依附”，我會在後面討論，從時間順序上講算是倒敘（但在邏輯上不是）。默頓對社會學知識感興趣，但對社會隨機性不感興趣，所以他的研究來自更具數學科學性質的隨機性研究。

通用語言

偏好依附理論的應用無處不在：它能解釋為什麽城市規模屬於極端斯坦，為什麽詞匯表中只有少數單詞被集中使用，為什麽菌群的大小會有巨大差異。
科學家J·C·威利斯和G·U·尤勒1922年在《自然》上發表了一篇劃時代的論文，題為《動植物進化與地理分布統計及其影響》。威利斯和尤勒註意到生物學中的所謂冪律，這是我在第三章中討論的突破性隨機性的具有吸引力的版本。冪律（在之後的章節將進行更專業的探討）更早時被韋爾弗雷多·帕累托註意到，他發現收入分配符合這一法則。後來，尤勒提出了一個簡單模型，掲示了冪律是如何產生的。他的觀點如下：假設物種以某種固定的速度一分為二，於是會產生新的物種。某一物種越龐大，它就會越來越龐大，就同馬太效應一樣。但請註意：在尤勒的模型中，物種不會滅絕。

20世紀40年代，哈佛語言學家喬治·齊普夫研究了語言的特點，並提出了一個經驗觀點，即齊普夫定律，當然，它並不是一條定律（即使是，也不會是齊普夫定律）。它是另一種解釋不平均的方式。他描述的機制如下：你使用一個單詞越多，那麽你再次使用它就越容易，所以你會根據單詞在你的個人詞典中的使用頻率來使用單詞。這就是為什麽在英語的60000個主要單詞中，只有幾百個構成了英語寫作的主體，口語中使用的就更少的原因。同樣，一個城市聚集的人越多，陌生人就越可能把這個城市當做目的地。大的越來越大，小的仍然很小，或者變得相對更小。

從英語迅速成為通用語言就可以看出偏好依附的影響，這不是因為英語本身有多好，而是因為人們在對話時需要使用同一種語言，或盡可能使用同一種語言。所以，任何一種看上去占優勢的語言都能夠立即吸引大量人群，它的使用就會像傳染病一樣傳播，其他語言則被迅速拋棄。我經常驚訝地聽到兩個從鄰近國家來的人，比如一個土耳其人和一個伊朗人，或者一個黎巴嫩人和一個塞浦路斯人用糟糕的英語談話，他們揮動雙手表示強調，費勁地從喉嚨裏吐出搜腸刮肚得來的單詞。就連瑞士軍隊也使用英語（而非法語）作為通用語言（聽他們說話非常有意思）。想一想，很小一部分北歐裔美國人的祖上是英國人，最初占優勢的民族是德國人、愛爾蘭人、荷蘭人、法國人和其他北歐血統民族。但由於現在所有這些民族的人都以英語作為主要語言，他們不得不學習這個第二語言的來源，以及某個多雨的島國的文化、歷史、傳統和習俗！

思想與傳染性

同樣的模型可以用於傳染性與思想的集中。但我要在這裏討論的傳染性有一些局限性。思想的傳播有一定的結構。回憶一下第四章討論的我們的推理習慣。正如我們傾向於對某些事物進行一般化，而對其他事物不這樣做一樣，似乎存在一種“引力池”把我們拉向某些思想。有些思想是具有傳染性的，有些不是；有些形式的迷信會傳播，有些不會；有些宗教信仰會占據統治地位，有些不會。人類學家、認知科學家及哲學家丹·斯鉑佰提出了觀點表述上的傳染性。被人們稱為“覓母”（memes）的東西，也就是以人體為媒介傳播並互相競爭的思想，並不真的像基因一樣。思想會傳播是因為作為媒介的自私人類對它們感興趣，並且喜歡在覆制過程中將它們扭曲。你做蛋糕並不只是為了模仿菜譜，你想做你自己的蛋糕，並利用別人的思想來改進它。人類不是覆印機。所以具有傳染性的思想一定是那些我們準備要相信的，甚至是天生要相信的。要獲得傳播，一種思想必須與我們的本性相符。

在極端斯坦，沒有人是安全的

到目前為止，我介紹的這些關於集中的模型中有一種極為天真的東西，尤其是那些社會經濟學的模型。例如，雖然默頓的思想涵蓋了運氣，但它忽略了隨機性。在所有這些模型中，勝者一直是勝者。下面要講的是，失敗者可能一直是失敗者，但勝者可能被某個憑空冒出來的人取代。沒有人是安全的。
偏好依附理論在直覺上很有吸引力，但沒有考慮被新來者取代的可能性，每個小學生都知道這意味著文明的沒落。想一想城市的發展：羅馬，一個在公元1世紀人口120萬的城市，如何在3世紀達到人口1.2萬？巴爾的摩，美國曾經的主要城市，為何在後來極度衰敗？費城又如何被紐約掩去了光芒？

“這次你遇見一個人走上坡路，下次便會遇見他走下坡路”。

我小時候，有一些關於無辜的個人與能夠吞下整個世界的強大公司做鬥爭的理論。任何渴望知識的人都被灌輸了這些理論，那就是強大的會越來越強大，從而加劇系統的不公平性。但人們只要看一看周圍，就會發現這些大公司像蒼蠅一樣不斷墜落。提取任何時候的大公司的橫截面樣本，你會發現幾十年之後，它們中的許多將消失，而從加利福尼亞某個車庫或某間大學宿舍冒出來的人們成立的從未聽說過的公司會突然出現在舞台上。

當人們談論隨機性時（他們很少這樣做），他們通常只看到自己的運氣。其實，其他人的運氣也非常重要。另一家公司可能由於一項突破性的新產品而走運，從而取代了目前的勝者。運氣是大均衡器，因為幾乎所有人都能從中受益。如果只保護大公司，就會把潛在的新來者扼殺在搖籃中。
一切都是暫時的。運氣締造和毀滅了迦太基；運氣締造和毀滅了羅馬。
我已說過，隨機性是不好的，但並非總是如此。運氣甚至比智慧更公平。如果人們嚴格根據能力獲得報酬，有可能仍然不公平，因為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能力。隨機性能夠對社會進行重新洗牌，把那些大人物拉下馬。

我已說過，在極端斯坦，沒人是安全的。反過來也一樣：也沒人受到完全失敗的威脅。我們現在的環境允許小人物在成功的希望前等待時機——活著就有希望。

遠離極端斯坦的回轉

在充滿集中現象的社會與中庸之道的古典理想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對立，所以有人可能會努力逆轉這種集中現象。我們生活在一人一票的社會，累進稅制的實施正是為了削弱勝者。實際上，處於金字塔底部的人可以輕易改寫社會規則，阻止集中現象傷害他們。但這並不一定需要投票，宗教就能軟化這一問題。在基督教誕生前，在許多社會中，有權人都可以有很多妻子，從而使底層人找不到妻子，這與許多物種中雄性領導在繁殖上的排他權沒有很大差別。但基督教扭轉了這種情況，實行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的猶太教在中世紀也變為一夫一妻制。你可以說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嚴格執行一夫一妻制（不再允許希臘羅馬時代那樣的合法妾室），即使是“法國式”的一夫—妻制，也能夠帶來社會穩定，因為不再有被剝奪了性權利的憤怒的底層男性集合起來為了獲得伴侶而煽動革命。
但人們對經濟不平等的強調和對其他不平等的忽視使我尤為不安。公平不全是經濟問題，而且在我們滿足了基本物質需要之後越來越不是。重要的是等級順序！總是存在超級明星。蘇聯經濟或許垮了，但他們培養了自己的高尚節操。人們不明白或幹脆否認的是（因為其顛覆性），普通人對智力產出沒有貢獻。極少數人在智力上的超凡統治地位比財富分配不均更令人不安，因為，與收入差距不同，沒有哪種社會政策能夠消除這種差距。共產主義可以掩藏或縮小收入差距，但不能消除智力生活中的明星機制。

第十五章鐘形曲線——智力大騙局

你聽說過80/20法則嗎？它是一種標志性的冪律，實際上冪律的發現正是從它開始的。當時維爾弗雷多·帕累托觀察到意大利80%的土地被20%的人占有。有人運用這一法則指出，80%的工作由20%的人完成；或者80%的工作只產生20%的結果，反之亦然。
從數學公理上講，這一法則的表述不一定是最令你吃驚的：它可以很容易地被改稱為50/01法則，也就是50%的工作由1%的人完成。它使得世界看上去更加不公平，但這兩個法則其實是完全一樣的。為什麽？假如存在不平均，那麽在80/20法則的那20%當中也存在不平均，即少數人完成大多數工作。其最終結果是，大約1%的人完成稍稍超過50%的工作。
80/20法則只是比喻的說法，它並不是法則，更不是嚴格的規律。在美國出版業，分配比例更可能是97/20(也就是97%的圖書銷量來自20%的作者）。如果只看非虛構類作品，情況更嚴重（8000種圖書中的20種占據一半的銷量）。
請註意，這並非完全來自不確定性。某些情況有80/20的集中度，但同時具有可預測性，這使人們很容易做決策，因為你可以事前確定那重要的20%在哪裏。這些情況很容易控制。例如，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在《紐約客》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對囚犯的大部分虐待行為出自極少數邪惡的獄警。把這些獄警清除掉，虐囚率就會大大下降。（相反，在出版業，你不會事先知道哪本書能賺大錢。戰爭也是，你不會事先知道哪場戰爭會威脅大量地球居民。）

第十六章隨機審美

我的老師通常是我收藏的圖書。

自然的幾何學

三角形、正方形、圓形和其他讓我們在教室裏打呵欠的幾何概念或許是美麗而純粹的概念，但它們更多存在於建築師、設計師、現代藝術建築和教師的頭腦中，而不在自然之中。這沒什麽，只不過我們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山峰不是三角形或金字塔形的，樹不是圓形的，直線幾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大自然沒有上過高中幾何課，也沒讀過歐幾裏德的書。大自然的幾何學是不規則的，但有自己的邏輯，而且易於理解。
我說過，我們似乎天生喜歡簡單的東西，而且只用學到過的東西思考：不論是砌磚工人還是自然哲學家，沒有人能夠輕易逃脫這種奴役。偉大的伽利略是謬誤的掲穿者，但他也寫下了如下的文字：
偉大的自然之書一直在我們面前翻開，真正的哲學就在裏面……但我們無法閱讀，除非我們首先學會它的語言和特征……它以一種數學語言寫就，特征就是三角形、圓形和其他幾何形狀。
伽利略盲了嗎？就連以思想獨立著稱的偉大的伽利略也不能清楚地看到大自然。我相信他的屋子有窗戶，而且他會不時地走進自然：他應該知道三角形在自然界中不能輕易找到。我們被如此輕易地洗腦了。
我們要麽盲了，要麽無知，要麽二者兼有。大自然的幾何學不是歐幾裏德的幾何學，這一點如此明顯，但沒有人，幾乎沒有人看得到這一點。
這種（物理上的）盲與致使我們相信賭博代表隨機性的遊戲謬誤如出一轍。

社會科學理論的命運取決於其傳染性，而不是其正確性。

第十八章騙子的不確定性

何時錯過列車沒有痛苦

我曾經得到另一條改變生活的建議，與我第三章從朋友那裏得到的建議不同，它實用、明智、有效。我在巴黎的同學，後來的小說家讓-奧利維爾·泰德斯克（Jean-Olivier Tedesco）認為我不必跑著趕地鐵，他說：“我不會去追趕列車。”
藐視命運。我一直教我自己拒絕追趕時間表。這可能只是一條很小的建議，但它印在了我的腦海裏。從拒絕追趕列車中，我體會到“優雅”的真正價值和行為中的美學，一種控制我的時間、行程和生活的感覺。錯過列車，只有在你追趕它時才是痛苦的！同樣，不能達到別人對你期望的成功，只有在它也是你所追求的東西時才是痛苦的。

你淩駕於爭鬥與名利思想之上，而不是之外，只要你願意這樣選擇。

只要是你的決定，放棄一份高薪職位帶來的回報會超過金錢帶給你的效用（這似乎很瘋狂，但我試過並且確實如此）。這是向命運說出“去xx的”的第一步。如果你確定了自己的標準，你對自己的生活會有大得多的控制。

大自然給了我們一些防禦機制：如伊索寓言中寫到的一樣，其中之一就是把我們不能（或沒有）吃到的葡萄想成酸的，但如果你更加主動地在之前就鄙視並拒絕葡萄，你的滿足感會更大。主動出擊，主動辭職，只要你有勇氣。

你在一個自己設計的遊戲裏更加難以失敗。

從黑天鵝的角度講，這意味著只有你讓小概率事件控制自己的時候，你才會受到它的影響。你要總是控制你自己做什麽，把這當成你的目標吧。

我有時驚異於為什麽人們會因為一頓不好吃的飯、一杯冷咖啡、一次社交挫折或粗魯的接待而傷心一天或者感到憤怒。回憶一下，我在第八章討論過人們難以看到自己生活中發生的事件的真實概率。我們很容易忘記我們活著本身就是極大的運氣，一個可能性微小的事件，一個極大的偶然。
想象一個10億倍於地球的行星邊上的一粒塵埃。這粒塵埃就代表你出生的概率，龐大的行星則代表相反的概率。所以不要再為小事煩惱了。不要再像一個忘恩負義者，得到一座城堡，還要介意浴室裏的黴菌。不要再檢查別人贈與你的馬匹的牙齒，請記住，你就是黑天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