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脆弱 [好書推介]

這是在最近讀到的書《反脆弱》。

殺不死我的，使我更強大。

看完黑天鵝效應後很自然就開始讀這本了。嗯。
可以說是黑天鵝的下集吧。
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而是反脆弱。

我在這用了用一篇比較長的博文進行點評。
這樣一來，你就可以判斷——哪些書值得你看，哪些不值得你看。
這篇讀書筆記，首先是寫給自己看的，然後才是給讀者看的。

序言 如何愛上風

風會熄滅蠟燭，卻能使火越燒越旺。
對隨機性、不確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樣：你要利用它們，而不是躲避它們。你要成為火，渴望得到風的吹拂。這總結了我對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的明確態度。
我們不只是希望從不確定性中存活下來，或僅僅是戰勝不確定性。除了從不確定性中存活下來，我們更希望像羅馬斯多葛學派的某一分支，擁有最後的決定權。我們的使命是馴化、主宰，甚至征服那些看不見的、不透明的和難以解釋的事物。
那麽，該怎麽做呢？

反脆弱性

有些事情能從沖擊中受益，當暴露在波動性、隨機性、混亂和壓力、風險和不確定性下時，它們反而能茁壯成長和壯大。不過，盡管這一現象無處不在，我們還是沒有一個詞能夠用來形容脆弱性的對立面。所以，不妨叫它反脆弱性（antifragile）吧。

反脆弱性決定了有生命的有機體或覆雜體（比如人體）與無生命的機械體（比如辦公桌上的訂書機）之間的區別。
反脆弱性偏好隨機性和不確定性，這意味著——這一點非常關鍵——它也偏好錯誤，準確地說是某一類錯誤。反脆弱性有一個奇特的屬性，它能幫助我們應對未知的事情，解決我們不了解的問題，而且非常有效。讓我說得更直白些：由於有了反脆弱性，我們做的要比我們想象的更好。我寧願做愚鈍但具有反脆弱性的人，也不做極其聰明但脆弱的人。

剝奪反脆弱性

最重要的是，如果反脆弱性是所有幸存下來的自然（和覆雜）系統的特征，那麽剝奪這些系統的波動性、隨機性和壓力源反而會傷害它們。它們將會變弱、死亡或崩潰。我們一直在通過壓制隨機性和波動性來削弱經濟、我們的健康、政治生活、教育，甚至幾乎所有的東西…… 正如在床上躺一個月（最好是手上有一本未刪節版的《戰爭與和平》或者《黑道家族》全部86集的碟片）會導致肌肉萎縮，覆雜系統在被剝奪壓力源的情況下會被削弱，甚至被扼殺。現代的結構化社會大多正以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機制（被稱為“蘇聯–哈佛派謬見”）傷害著我們：它們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侵犯了系統的反脆弱性。

這是現代化的悲劇，正如極為焦慮、過度保護子女的父母。那些試圖幫助我們的人往往會對我們造成最大的傷害。
如果說一切自上而下的東西都會使我們變得脆弱，並且阻礙反脆弱性和成長，那麽一切自下而上的事物在適量的壓力和混亂下反而能夠蓬勃發展。發現（或創新，或技術進步）的過程本身就取決於能增進反脆弱性的自由探索和積極的冒險，而非正規的教育。

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獲利

社會最大的脆弱性制造者和最大的危機制造者，正是那些置身事外，不承擔後果的人。一些人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實現反脆弱性，也就是說，他們從波動性、變化和混亂中實現有利結果（或獲得收益），而將他人暴露於損失或傷害的不利因素下。這種以別人的脆弱為代價而取得自己的反脆弱性的行為是很隱蔽的——由於蘇聯–哈佛派知識分子圈無視反脆弱性，因而此類不對稱性（到目前為止）很少有人能夠識別，更別提傳授了。

過去，甘冒風險的人才會位高權重，他們必須為自己的不當行為承受損失，而英雄則是那些為了他人的利益承受損失的人，如今，情況卻完全相反。我們正目睹一群反面“英雄”人物的湧現，他們多為政府官員、銀行家，或者只知道借他人名氣自擡身價，參加達沃斯會議的成員，以及權力過大的學者。這群人不會承受真正的損失，也不受問責制的約束。他們將整個系統玩弄於股掌之上，而公民卻要為其埋單。

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多的非冒險者，也就是施加重大控制力而個人卻不承擔風險的人。
他們忘記了一條最主要的道德法則：你不應該為了獲得反脆弱性，而犧牲別人的脆弱。

“黑天鵝”問題的解決方案

我想快樂地生活在一個我不了解的世界裏。

“黑天鵝”事件是造成廣泛、嚴重後果的，不可預知的、不定期發生的大規模事件。對某些觀察者來說，他完全沒有預料到它們的發生，這種人通常被稱為“火雞”，因為他們對這些事件完全沒有預期，並會受到這些事件的傷害。我已經說過，歷史其實大部分源於“黑天鵝”事件，但我們關心的卻是如何微調我們對普通事件的了解，因此我們不斷地開發模型、理論或表述方式，可是，這些東西不可能跟蹤“黑天鵝”事件，或者衡量這些沖擊的發生概率。

“黑天鵝”事件綁架了我們的思維，讓我們感到自己“差不多”或“幾乎”預測到了它們，因為它們都是可以進行回溯性解釋的。由於存在可預測性錯覺，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些“黑天鵝”事件對生活的影響。現實生活遠比我們記憶中的生活更加錯綜覆雜——我們的頭腦傾向於將歷史以更平穩和更線性的狀態呈現出來，這導致我們低估了隨機性。一旦我們看到隨機事件時，就會心生畏懼並反應過度。在逃避這種恐懼以及對秩序的渴求中，一些人類建立的系統往往會打亂事物的隱性邏輯，或者打亂不那麽明顯的邏輯，結果導致“黑天鵝”事件的發生，而且幾乎得不到任何收益。當你尋求秩序，你得到的不過是表面的秩序；而當你擁抱隨機性，你卻能把握秩序、掌控局面。

覆雜系統內部充滿著難以察覺的相互依賴關系和非線性反應。“非線性”是指當你把藥品的劑量增為兩倍，或將工廠的員工數量增為兩倍時，所得效果並非初始效果的兩倍，而是要麽更多，要麽更少。在費城待兩個星期的愉快指數並不會是待一個星期的兩倍——對此我深有體會。把反應繪制成圖的話，並不會呈現為一條直線（“線性”），而是一條曲線。在這種環境下，簡單的因果關系錯位了；通過觀察單個部分是很難看清整個局勢的走向的。

僅有強韌性還不足夠

大自然不只是“安全”的，它還能積極地進行破壞和更替、選擇和重組。每當隨機事件發生時，僅僅做到“強韌性”顯然還不夠好。從長遠來看，哪怕只有一點點瑕疵的東西也會被無情的歲月所摧毀，但我們的地球卻已經運轉了大約40億年了，很顯然，僅僅依靠強韌性是完全無法辦到的：你得需要多完美的強韌性才能阻止一個裂縫最終引發整個系統的崩潰。鑒於不可能存在這樣完美的強韌性，我們需要一個能夠不斷利用（而非逃避）隨機事件、不可預測的沖擊、壓力和波動實現自我再生的機制。

從長遠來看，反脆弱性往往能從預測誤差中受益。如果按照這個理念下結論，那麽很多從隨機性中受益的事物如今應該主宰世界了，而受隨機性傷害的事物就應該消失。嗯，其實現實也確實如此。我們一直有這樣的錯覺，認為這個世界的運轉有賴於規劃設計、大學研究和政府機構的資金支持，但是我們有顯著的——非常顯著——證據表明，這只是一個錯覺，我稱為“教鳥兒如何飛行”。技術是反脆弱性的結果，是冒險者們通過自由探索和反覆試錯產生的，但這些籍籍無名的小人物的設計過程卻大多不為人所知。許多東西都是由工程師和能工巧匠們發明的，不過，歷史卻是由學者撰寫的；我希望我們能修正對增長、創新以及諸如此類事情的歷史詮釋。

脆弱推手

我們的想法是，不要去干擾我們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的主張卻恰好相反。脆弱推手屬於那些通常西裝革履，甚至周五也會如此穿著的人；他們是聽到你的笑話後依然冷若冰霜的人；而且由於常常坐在桌前辦公，或乘坐飛機、研讀報紙，年紀輕輕就會頸椎患疾。他們經常參與一種奇怪的儀式，這種儀式通常被稱為“會議”。除了這些特質，他還默認看不到的東西就是不存在的，或者他不理解的東西就是不存在的。從根本上說，他往往將未知的一切誤認為不存在。

總之，脆弱推手（醫療、經濟、社會規劃者）會促使你卷入政策和行動等各類人為的事情之中，這些事情帶給你的利益雖小但是看得到，而副作用可能十分嚴重卻看不到。

我們可以看到，醫學界的脆弱推手會否認人體自愈的自然能力，而進行過度干預，給病人開可能有嚴重副作用的藥物；政策脆弱推手（干預主義者和社會規劃者）把經濟誤當作需要他們來修理的洗衣機，結果反而把經濟搞垮了；心理學脆弱推手用藥物治療孩子，以“提高”他們的智力和情緒；足球媽媽脆弱推手；金融界脆弱推手讓人們使用的“風險”模型卻破壞了銀行系統（然後他們還會再次使用它們）；軍事脆弱推手攪亂了覆雜系統；預測脆弱推手則讓你冒更大的風險。脆弱派的例子可謂數不勝數。

事實上，政治話語中往往缺乏一個概念。政治家在他們的演講、目標和承諾中往往著眼於“覆原力”、“強韌性”等保守概念，卻從未提到過反脆弱性，並且在此過程中遏制了成長和發展的機制。我們發展到今天，並非得益於覆原力這樣局限性的概念，更非得益於政策制定者，而是得益於一些甘願冒險、甘願承擔失誤後果的人，他們是值得社會去鼓勵、保護和尊重的人。

簡單的地方更覆雜

與人們的觀點相反，一個覆雜的系統並不需要覆雜的管理機制和法規，以及錯綜覆雜的政策。事實上，越簡單越好。覆雜機制會導致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由於缺乏透明度，干預會導致不可預測的後果，接著是對結果中“不可預測”的方面致歉，然後再度出手干預來糾正衍生影響，結果又派生出一系列“不可預測”的反應，每一個都比前一個更糟糕。
然而，在現代生活中，簡單的做法一直難以實現，因為它有違某些努力尋求覆雜化以證明其工作合理性的人所秉持的精神。
少即是多，而且通常更有效。因此，我會制定極少量的技巧、指令和禁令來說明，如何生活在一個我們並不明白的世界裏，或者，更確切地說，如何才能不害怕周旋於我們顯然不明白的事情之中，以及更主要的是，我們應該以什麽樣的態度與這些事情共舞。更好的做法是，我們怎麽才能正視自己的無知，不因作為人類而感到羞愧，而是感到積極和自豪？但是，這可能需要我們做出一些結構性的改變。

我建議我們制定一個路線圖以修正我們的人造系統，簡簡單單地讓一切順其自然地發展。
但簡單並非那麽容易達到。史蒂夫·喬布斯就認識到：“你必須努力理順你的思維，才能使其簡單明了。”阿拉伯人用一句話來形容清晰明了的散文：沒有清晰的理解，就寫不出清晰的文章。
啟發法是經驗法則的簡化，它使事情變得簡單而易於實施。其主要的優點是，使用者知道它們是不完美的，只是權宜之計，因此，他們很少被這些啟發法的力量愚弄。一旦我們忘記這點，這些經驗就會陷我們於危險之中。

如果你看到了什麽

現代社會已經用法律條文取代了道德，但法律是可以被一個高明的律師玩弄於股掌之中的。

因此，我要揭示某些人是如何進行系統“套利”的，他們更確切地說是轉移了脆弱性，這無異於盜取了反脆弱性。我會對此類人直言抨擊。（對於詩人和畫家，我們在此不作考慮，這種豁免是出於一種道德責任）。我揭露脆弱推手依據的第一條倫理原則是：

如果你看到欺詐而不揭露欺詐，那麽你就是同謀。

對傲慢者友好無異於對友好者傲慢，對任何邪惡行為寬容無異於縱容這種行為。
此外，許多作家和學者在酒後都會私下裏說些實話，與他們在論文著作中所說的完全不同。他們寫的東西確確實實是假的、杜撰的。許多社會問題都來自於“其他人都是這樣做的”這種論點。

妥協就是縱容。現代格言中我唯一遵循的就是喬治·桑塔耶拿所說的：

人只有在以不折不扣的誠意評判世界、評判他人的時候……才能獲得切切實實的自由……這不只是一個目的，而是一項義務。

三元結構的組合

在序言中我們看到，我的想法是關註脆弱性，而不是預測和計算未來的概率。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是一個頻譜上不同波段的概念，我們的任務是繪制一幅風險地圖。（這就是所謂的“現實世界的解決方案”，雖然只有學者和其他非現實世界的運營商才會使用“現實世界的解決方案”這種表達，而不是簡單的“解決方案”。）
三元結構根據特征將事物分為三類：

脆弱類
強韌類
反脆弱類

回想一下，脆弱的事物喜歡安寧的環境，而反脆弱的事物則從混亂中成長，強韌的事物並不太在意環境。請讀者思考一下三元結構的定義，看看如何在各個領域中應用這一理念。簡單地說，在特定主題下，當你討論一個事物或一個政策時，你的任務是考慮應該將其劃歸為三元結構中的哪一類，以及你做什麽才能改善其情況。例如：中央集權制國家歸屬於三元結構的最左邊，即脆弱類的；而城邦制國家的分權式系統則歸屬於最右邊，即反脆弱類。通過了解後者的特性，我們可以遠離大國的那種不良的脆弱性。再來看看錯誤。在左欄的脆弱類中，錯誤是罕見的，但是一旦發生，後果則是極其嚴重的，也是不可逆的；而右欄的錯誤則是微小和良性的，甚至是可逆的，並能迅速克服。它們還含有豐富的信息。因此，自由探索和反覆試錯的某些系統會具有反脆弱性的屬性。如果你希望成為反脆弱類的，那麽就將自己置於“喜歡錯誤”的情況下，也就是“厭惡錯誤”的右邊，樂於犯眾多的小錯，承受小的傷害，我們將這個過程和方法稱為“杠鈴”策略。
或者我們來看看健康問題。加法都歸於脆弱類，減法則歸於反脆弱類。通過試錯的方式減少所服藥物，或其他一些非自然的壓力源——比如谷元粉、果糖、鎮靜劑、指甲油，或類似的物質——會比增加服用藥物更加具有強韌性。要知道，這些藥物都有未知的副作用，盡管它們聲稱有“證據”或“偽證據”來證明它們的效力。

行動中的三元結構

請註意，脆弱類和反脆弱類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特性。在三元結構圖右欄的事物總是比左欄的事物有更強的反脆弱性。例如，技術工人比小企業更具反脆弱性，但是搖滾明星卻比技術工人更具反脆弱性。債務總是將你置於三元結構的左欄，使得經濟系統更為脆弱。而且，事物的反脆弱性一般以某個壓力水平為限。對肌體的打擊往往會讓身體受益，但以一定程度為限，被人從“巴別塔”上扔下可不會讓身體受益。

黃金強韌性。中間一列的“強韌類”並不等同於亞裏士多德的“黃金平衡點”（通常被錯貼上“黃金均值”的標簽）。比如，慷慨是揮霍和吝嗇中間的平衡點——可能是這樣，但並不一定。反脆弱性一般都是我們想要的，但也並不總是如此，因為在有些情況下，反脆弱性的成本極高，非常高。此外，我們也很難說強韌性一定是我們想要的——引用尼采的話來說，長生不老簡直是要人命的事。
最後，讀者在了解了這個新詞後，希望從中得到的東西可能會過多。如果反脆弱性的指定範圍相當模糊，僅針對某些傷害或波動，並只能確保在一定風險範圍內保持反脆弱性，那麽它在具有反脆弱性的同時也具有脆弱性。反脆弱性是針對一個給定情況而言的。一個拳擊手的身體狀況可能是強韌的、硬朗的，並通過一場場的賽事不斷進步，但是，當他被女友甩了之後，卻成了一個感情脆弱、容易流淚的人。而你的祖母可能有過或者曾經有過相反的特質——身體虛弱，但是個性強硬。我還一直記得黎巴嫩內戰中的一個栩栩如生的形象：一名身材瘦小的老太太，一名寡婦（總是身著黑衣），厲聲訓斥在一場戰鬥中震碎她家窗戶玻璃的敵方士兵。他們用槍指著她；只要一顆子彈就能要了她的命，但他們顯然被她震住了，嚇得退縮了。她與拳擊手的情況恰恰相反：身體脆弱，但性格堅強。

強韌性或覆原力在波動性和無序性面前既不會受損也不會受益，而反脆弱性則會從中受益。但我們需要一些努力來讓這個概念深入人心。人們所稱的許多強韌或堅韌的事物僅止於強韌或堅韌，殊不知，比之更強的叫作反脆弱性。

第一卷 反脆弱性：介绍

第一章 達摩克利斯之劍和九頭蛇怪

生活中的一半事物未被命名

設想一下，你到郵局去給遠在中西伯利亞的表兄郵寄一箱香檳酒作為禮物。為避免包裹在運輸途中受損，你通常會打上“易碎”或“小心輕放”的（紅字）鋼印。那麽我問你，你是否思考過“易碎”的反義詞是什麽？

幾乎所有人都會回答，“易碎”的反義詞就是“強韌”、“堅韌”、“結實”，諸如此類。但是強韌、結實的物品雖不會損壞，但也不會變得更牢固，所以你無須在裝有它們的包裹上寫任何字——你何曾見過有哪個包裹上用粗重的綠色打上“牢固”兩字的？從邏輯上說，與“易碎”包裹截然相反的包裹上應該標註“請亂扔亂放”或者“無須小心”的字樣。包裹裏的東西不但不會受損，還會從顛簸和各類撞擊中受益。總而言之，對“易碎”的包裹來說，最好的情況就是安然無恙；對“牢固”的包裹來說，安然無恙是最好的，也是底線的結果。因此，易碎的反義詞是在最糟的情況下還能安然無恙。
我們之所以將此類包裹冠以“反脆弱性”之名，是因為《牛津英語詞典》中找不到一個簡單的非覆合詞來描述“脆弱”或“易碎”的對立面，不造新詞難以準確地表述這一概念。或許，我們通常並未意識到“反脆弱性”的存在，好在它天生就是我們祖先行為的一部分，是我們生物機制的一部分，也是所有迄今能生存下來的系統的普遍特征。

反脆弱性的原型

下面，我們會提到兩種初級的反脆弱性的概念，它們有自己的名稱。這兩種初級概念涵蓋了一些特殊情況。反脆弱性還有一些較溫和的形式，僅限於醫療領域。這兩種概念有利於我們開啟對反脆弱性的闡述。

傳說小亞細亞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四世在其父被暗殺後被迫東躲西藏，期間由於持續用藥而攝入了尚不致命的有毒物質，隨著劑量逐漸加大，竟練成了百毒不侵之身。後來，他將此演化為一項覆雜的宗教儀式。但這種對毒性的免疫力後來也給他帶來了麻煩，由於“抗毒能力增強”，他曾試圖服毒自殺卻難以做到，後來只得要求一位盟軍的軍事指揮官殺死他。
這種對毒藥免疫的方法被稱為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得到了古代著名醫生塞爾索斯的追捧，一個世紀後在羅馬甚為流行，一度還給尼祿皇帝弒母的企圖增加了難度。尼祿一心想殺害他的母親阿格裏皮娜，戲劇化的是，她是卡裏古拉的姐姐，更戲劇化的是，據說她還是哲學家塞內加的情人。然而，知子莫如母，尤其是尼祿還是阿格裏皮娜唯一的孩子，因此阿格裏皮娜預測到了兒子的行為。再者，阿格裏皮娜對用毒也略知一二，因為她至少有一任丈夫是被她用毒藥毒死的（我說過，事情相當戲劇化）。因此，在懷疑尼祿會殺害自己後，她便采用了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使自己對兒子的下屬所能搞到的任何毒藥都產生了免疫力。但是，與米特拉達梯一樣，阿格裏皮娜最終死於冷兵器之下：她的兒子（據說）派刺客殺害了她。這則故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小小的但很有意義的教訓，人再強壯也不能抵禦一切。即使兩千年後也沒有人能發現一種可以讓我們在刀劍的殺戮中變得更為強壯的方法。
讓我們這樣界定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當人們不斷地接受小劑量的某種物質，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額外的或更大劑量的同類物質逐步產生免疫力的結果。這是在疫苗接種和藥物過敏測試中使用的方法。這還不能稱作完全的反脆弱性，仍處於較溫和的強韌性階段，但已經逐步接近反脆弱性了。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暗示，一旦被剝奪了攝取毒物的權力，我們將變得脆弱，強韌化的道路常始於一點點的傷害。

現在考慮這樣一種情況，攝取一定劑量的有毒物質使你變得更為強壯，即在強韌性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藥理學家創造的一個詞——毒物興奮效應——說的就是小劑量的有害物質實際上會有利於機體健康，起到藥物的治療作用。一點點的危害，只要不是很多，只會造福於機體，使其成為更好的整體，因為它會觸發一些過度反應。當時的人們更願意將其解釋為“危害的作用與劑量相關”，或者“藥物的作用與劑量相關”，而非“從危害中受益”。科學家們的興趣在於劑量與反應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領域獨立就是領域依賴

系統可能需要一些壓力和刺激，人們可能會在某一個領域中體會到這一觀點，但在其他領域卻全然忽略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思維的領域依賴性，所謂“領域”就是某一類別的活動。有些人可以在某一個領域，比如醫療領域，很好地理解某一想法，但在另一個領域，比如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卻未必能理解同一個想法。或者他們雖然在課堂上理解了，但在更為覆雜的社會大課堂中卻未能理解。不知道為什麽，人類總是無法脫離他們通常熟悉的環境來理解事物。

想象一下，一個人很有學習語言的天賦，但無法將一種語言環境下的概念轉移到另一種語言環境下來理解，因此每學習一種新語言，他就需要把“椅子”、“愛”、“蘋果派”等概念重新學習一遍。他沒法同時認識“house”（英語）、“casa”（西班牙語）或“byt”（古閃米特語）。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有類似的障礙，當同一種思想在不同的背景中出現時，我們就無法辨識了，就好像我們註定要被事物最表象的東西，比如包裝、漂亮的禮品袋等蒙蔽一般。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在反脆弱性很明顯甚至太明顯的地方，卻看不到它。我們很少將成功、經濟增長或創新理解為對壓力的過度補償，我們也從未看到其他地方出現這種過度補償。（領域依賴性也解釋了為什麽許多研究人員一直未能意識到，不確定性、不完全理解、混亂、波動性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
這種無法跨領域理解的情況是人類固有的缺陷，只有當我們努力克服和突破這一障礙時，我們才能開始獲得智慧和理性。

第二章 隨處可見的過度補償和過度反應

知識分子往往關註的是隨機性（脆弱性）帶來的負面反應，而非正面反應（反脆弱性）。這不僅僅發生在心理學領域，它隨處可見。

你怎麽創新？首先，嘗試惹上麻煩。我的意思是嚴重的但並不致命的麻煩。我認為（這並不是一種推測，而是一種信念），創新和成熟源自最初的創新必要性，但卻超越了滿足這種必要性的狀態（即最初發明或發明嘗試帶來的意外副作用）。自然，經典思想中也不乏這方面的思考，比如有一句拉丁諺語說的就是藝術家成長於饑餓之中。這種觀點在古典文學中無所不在：古羅馬詩人奧維德就認為困難喚醒了天才，用布魯克林英語翻譯出來就是“當生活給了你一顆苦果……”

對挫折的過度反應所釋放出來的多余能量成就了創新！

來自古人的這種思考，比它表面看上去更博大精深。它在許多層面上與現代的方法和創新思路大相徑庭，因為我們往往傾向於認為，創新來自於體制的資金支持，並通過規劃——或者把員工送到哈佛商學院，由知名的創新與創業學教授（他從未創新過什麽）進行培訓，或聘請顧問（他也從未創新過什麽）——來實現。這是一個謬論。只要你從現在開始註意，從工業革命到矽谷的誕生，是那些從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人才和創業者對各類技術飛躍做出了絕大部分的貢獻時，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然而，盡管反證的例子無處不在，我們也很容易從古人（或祖母）那裏免費汲取智慧，但現代人卻仍試圖依賴舒適、安全和可預測的環境進行創新，而不能接受“必要性確實是發明之母”的理念。
很多人，像偉大的羅馬政治家監察官老加圖，就將安逸——幾乎任何形式的安逸——視為通向墮落的道路。他不喜歡所有輕易就能獲得的東西，因為他擔心這樣會削弱意志。而且，他擔心這種弱化意志的事件影響的不只是個人層面：事實上，整個社會都會墮落。想想看，當我在寫這些文字時，我們正生活在債務危機中。整個世界空前富裕，也承受著空前沈重的債務，靠舉債生活。歷史記錄表明，對社會來說，我們越富有，就越難量入為出。富足比貧困更難對付。

如何在跑馬比賽中取勝

有人說，好馬與劣馬一起賽跑，最終會越跑越慢，而與更優秀的對手比賽則會越戰越勇，並一舉奪魁。壓力源、反毒物興奮效應與挑戰的缺乏都會導致應激反應不足，從而降低最佳表現的水準。波德萊爾的詩中有這麽一句話：“信天翁巨大的翅膀阻礙了他的飛行。”——許多人的微積分成績要比另一些人的微積分成績更好。

過度補償機制往往隱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長途飛行後最好去健身房鍛煉以消除疲勞，而不是坐下來休息。此外，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小伎倆，如果你急著要完成某事，不妨將其交給辦公室裏任務最繁忙的（或第二繁忙的）那個人去做。大多數人的空閑時間都會被浪費掉，因為空閑時間會讓他們無所事事、懶惰、無心向學，而一旦他們忙起來，他們往往會在其他任務上也更為積極。過度反應在這裏再次顯現。

以冗余的形式呈現的反脆弱性反應

那次倫敦之行中，當我聽到“創傷後”一詞時，頓時靈感一現。我突然意識到，反脆弱性的毒物興奮效應其實只是某種形式的冗余，由此所有與大自然有關的想法融會貫通在我的腦子裏。這些都是冗余。大自然喜歡反覆印證自己。

層層冗余正是自然生態系統集中管理風險的顯著特征。我們人類有兩個腎臟（甚至會計師也不例外），額外的器官——許多器官還有額外的容量（比如肺、神經系統、動脈機制），然而，人天生卻不喜歡冗余——人類歷來喜歡欠債，這與冗余完全相反（將5萬美元閑錢存入銀行，或更好的是將錢藏在床墊下，這就是冗余；欠銀行同等數額的資金，即欠債，就是冗余的對立面）。冗余這個詞很不明確，因為如果不發生意外的話，它似乎就是一種浪費，除非發生意外情況。然而，意外通常會發生。

另外，冗余不一定無用，它可能非常有用。例如，如果你為了保險起見在倉庫中儲備了多余的庫存，比如說，化肥，恰好由於化肥生產國發生動蕩導致化肥短缺，那麽你就可以以高溢價出售多余的庫存。或者，如果你有額外的石油儲備，你也可以在油荒時獲取高額利潤。

現在，事實證明，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過度反應：它就是某種形式的冗余。九頭蛇怪長出的另一個頭是額外的——也就是看似多余的——與人類的腎臟沒有什麽不同，與承受額外壓力的額外能力也沒什麽區別。如果你誤吞了15毫克的有毒物質，你的肌體可能會變得更加強壯，為對抗20毫克或更多的毒物作好了準備，其副作用就是使你的整體變強。你能承受的這5毫克額外的毒與你貯藏的其他重要或必要的物品——比如說存在銀行的閑錢，或者存儲在地下室的食物——並沒有什麽不同。讓我們回到創新的驅動力上：從挫折中產生的強於常人的動力和意志力也是額外的能力，與儲備的額外食物無異。

當然，從機會主義的角度說，這種額外的能力或力量本身也可能是很有用的。我們看到，冗余是機會主義，所以即使在沒有危險的情況下，這種額外的力量也能帶來一定的益處。告訴你碰到的下一個工商管理學碩士（MBA）分析師或商學院教授，冗余不是防禦性的；它更像是投資，而不僅僅是保險。再告訴他們一句，他們認為“低效率”的事物往往是非常有效的。

事實上，我們的身體會通過一種非常覆雜的方式洞察周圍的一切可能性，其評估風險的能力遠遠強於我們的智商。舉一個例子，風險管理專業人士往往通過回顧歷史來推斷所謂的最糟情境，並據此估計未來的風險，這種方法被稱為“壓力測試”。他們往往將歷史上最糟糕的經濟衰退、最慘烈的戰爭、最不利的利率波動或最低的失業率作為對未來最糟糕形勢的精確估計。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註意到以下矛盾：這個所謂的最糟形勢在發生時，已經超越了當時歷史的最糟形勢。可是，這個關鍵的邏輯卻被忽略了。

我把這種心理缺陷稱為盧克萊修問題，因為拉丁詩人兼哲學家盧克萊修寫道，只有傻瓜才會認為世界上最高的山脈就是他親眼所見的最高的那座。而我們卻往往將此生所見的輝煌視為這世間的最高成就。

如果前一段歷史是人類為生存而戰的話，那麽下一段歷史就輪到大自然了。你的身體比你對未來更具預測性。想想我們是如何訓練舉重的：身體會過度反應和過度準備，以應對壓力（當然，以生理極限為限）。通過這種方式，身體才能變得更強壯。

論暴亂、愛和其他意料之外壓力受益者的反脆弱性

一旦一個人能努力克服領域依賴性，那他就能看到，過度反應的現象無處不在。
那些了解生物領域細菌耐藥性的人，卻完全不理解塞內加在《寬恕》一書中就處罰的反效應所寫下的格言。他寫道：“重覆處罰雖然打擊了某些人的仇恨，卻激起了所有人的仇恨……就像樹木修剪後將再抽出無數新的枝條一樣。”事實上，革命正是在壓迫中孕育的，殺害幾名示威者只會讓更多的人站起來反抗。一首愛爾蘭的革命歌曲就飽含了這層寓意：

你的堡壘築得越高，我們就越有力量。

某些時候，人也會異化，被憤怒蒙蔽了雙眼，在願意為事業犧牲生命（雖然他們並不一定視為犧牲）的一些人的英雄主義感染下而熱血沸騰，甚至渴望能有幸成為烈士。政治運動和叛亂具有高度的反脆弱性，愚蠢的行為就是試圖用暴力壓制它們，而不是想辦法操控它們、以退為進，或找到更精明的策略，就像赫拉克勒斯殺死九頭蛇怪一樣。

反脆弱性喚醒了肌體的應激反應，對壓力和傷害做出了過度反應，如果這樣界定反脆弱性，那麽在經濟生活之外你能看到的最具反脆弱性的事情莫過於難以泯滅的愛或恨，即對於距離、家庭矛盾以及壓抑愛憎情緒的企圖等做出的過度反應。文學作品中充斥著似乎違背自己的意願（可以這麽說）而為反脆弱性的激情所困擾的角色。在普魯斯特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中，斯萬這位社會關系覆雜的猶太藝術品經銷商愛上了奧黛特——一個蕩婦，一個類似被“包養”的女人、交際花；奧黛特對他的態度極其惡劣。但是這種難以捉摸的行為令他癡迷，甚至不惜降低身份以爭取與她相處更長的時間。斯萬對奧黛特表現出了明顯的依戀，甚至跟隨她與其他男人幽會，無恥地躲藏在樓梯間等待，這當然使她對待他的態度更加難以捉摸。據說，這個故事是以普魯斯特本人與其（男）司機之間的感情糾葛為原型的。我們也可以以迪諾·布紮蒂的半自傳小說《某種愛的紀錄》為例，這個故事講的是一位人到中年的米蘭人愛上了——當然，是意外地——一個晚上兼做妓女的舞者。這位舞者當然對他很不好，敲詐他、利用他、欺騙他；可是，她越是這樣對待他，他越是願意接受這種虐待，以滿足自己與她在一起的那點反脆弱性的渴望。但是，故事有個大團圓的結局：在傳記之外的現實生活中，布紮蒂在60歲時與一個25歲的年輕女人阿爾梅裏亞結婚了，這個女人以前是舞蹈演員，看似就是故事中主人公的原型，布紮蒂婚後不久便去世了，而阿爾梅裏亞則很好地盡到了守護其文學遺產的責任。

雖然像盧克萊修（本章前面部分提到的那位哲學家）那樣的作者也痛斥人對愛的依賴，以及愛對人的桎梏和異化，並把它當作一種（可預防的）病，但他們最終不是對我們說謊，就是對自己說謊了。這或許是傳說：據說盧克萊修這位一貫反對愛情的衛道士也陷入了（反脆弱性）愛情中，並且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
與折磨人的愛情一樣，一些想法也是如此具有反脆弱性，你越是不試圖擺脫它們，陷得就越深，越癡狂。心理學家們曾揭示了試圖控制思想的過程有多荒謬：你越是投入更多的精力試圖控制你的想法，你的想法越能控制你。

請將我的書列為禁書：信息的反脆弱性

信息是具有反脆弱性的，湮滅信息的努力比宣傳信息的努力更能增強信息的力量。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許多人越是為自己辯解，越會越描越黑。
老謀深算的威尼斯人，知道如何通過故意隱藏信息來促進信息的傳播。你可以嘗試一下下面這個傳播消息的實驗：告訴別人一個秘密，並強調說這是一個秘密，懇請對方“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你越是強調這是一個秘密，它傳播得就越快。

一本書遭到了批評，實際上說明它引起了真實的、毫不虛假的關註，表明它不是一本無聊的書，要知道，無聊是一本書最致命的缺陷。

我們害怕這種攻擊，也不喜歡負面曝光，但是如果你能挨過這種詆毀，則能大大受益，只要當事人看上去動機充分並足夠氣憤——就像你聽到一個女人在一個男人面前說另外一個女人的壞話（反之亦然）。這裏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性偏見：他為什麽要攻擊你，而不去攻擊別人，其他人也有可責之處，難道不值得攻擊嗎？由於反脆弱性的存在，他攻擊或詆毀你的努力反而使你出了名。

我的曾外祖父尼古拉斯·戈恩是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盡管樹敵眾多（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他的克星，我在塔勒布家族這邊的高祖父），但是他卻成功地長期把持政壇寶座，並大權在握。當我的外祖父，尼古拉斯·戈恩的大兒子開始從事行政工作，並有望從政後，他的父親在臨終前把他叫到面前說：“我的兒子，我對你很失望，”他說，“我從未聽到外界對你的指責。你已經證明了自己根本無法激發別人對你的嫉妒。”

換份工作

正如前面我們所看到的關於伏爾泰的故事，你不可能杜絕別人的批評；如果批評傷害到你，就遠離它。比起控制你的聲譽或公眾的看法，換份工作要容易得多。
聲譽受損的影響力在互聯網時代是不可控制的，有些工作和職業很容易受聲譽受損的影響，那麽這些工作就不值得做。你不會想“控制”你的名聲吧，你無法通過控制信息流實現這一點。相反的，你要努力改變你的風險敞口，比如讓自己置身於一個不因聲譽受損而被影響的位置，甚至置身於一個能從信息的反脆弱性中受益的位置。

我們看到，那些不修邊幅的人往往是在聲譽上具有強韌性，甚至反脆弱性的；而那些胡子刮得干干凈凈，甚至在海灘上也得衣冠楚楚的人則極易受到有關他們的信息的影響。
大企業和政府似乎並不明白信息的反作用力，事實上，信息有能力控制那些試圖控制它的人。當你聽到一家公司或一個負債累累的政府表示要“重新註入信心”，那麽你就應該知道它們是脆弱的，註定失敗。信息是無情的：越是召開新聞發布會來“安撫”投資者，越是會嚇跑投資者，導致死亡螺旋或銀行擠兌。

第三章 貓與洗衣機

壓力就是知識（反之，知識也可以是壓力）——有機體與機械體——在現代化主宰了200年後，現在該喚醒我們體內的野性了。

我們在此不妨作一個大膽的猜想，任何有生命的物體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反脆弱性（當然，反過來說並不成立，有反脆弱性的物體並不一定都有生命）。生命的奧秘似乎就在於這種強韌性。
自然界，或者說生物界，通常同時具備反脆弱性與脆弱性，這取決於變異源（以及變異範圍）的不同。拿人類來說，人體可以從壓力源的刺激中受益（變得更為強壯），但以一定程度為限。比如，如果定期給骨骼施以一定的壓力則有益於骨密度的上升，這一機制被命名為沃爾夫定律，源自1892年德國一位外科醫生寫的相關文章。但是諸如盤子、汽車或其他非生物體則不具備這種特征，也就是說，它們可能很強韌，但並不具備內在的反脆弱性。
非生物體，也就是沒有生命力的物體，在壓力下往往會衰竭，或者折損，鮮有例外。我見過的一次例外，是在2011年一位名為布倫特·卡裏的研究生寫的一份試驗報告中。他的報告闡述了碳毫微管綜合材料在某種排列方式下將產生合成材料原本所沒有的自我強化反應，這種反應“與生物體結構中出現的內在自我強化反應類似”。這項實驗跨越了生物體與非生物體之間的界限，因為它有助於開發適應力更強的承重材料。

我們可以將這一區別視為生物體與非生物體之間的界限。人造物品只有提高反脆弱性才能用作生物組織，這本身就已經彰顯了有機體與機械體之間的區別。你的房子、你的食品加工機、你的電腦桌，最後都會壞掉，而不會自我修覆。它們可能會隨著時間的積澱看上去更有品位（比如手工藝品），就好像你的牛仔褲越穿反倒越時髦一樣，但最終它們都難逃時間的摧殘，即使最堅固的材料最後也將破敗不堪。你的牛仔褲穿破後可能看上去更時髦、更別致了，但是其材質並未變得更加結實，也不能自我修覆。讓我們想象一下，會不會有一種隨時間的流逝越用越結實，還能自我修覆和自我改良的材料呢？

人類雖能自我修覆，但最終也難逃死亡的厄運（順利的話，能將基因、書籍或其他信息流於後世，當然，這一切都另當別論）。但是，衰老現象一直被人誤讀，對衰老的解釋充斥著精神上的歧視和邏輯上的謬誤。我們曾觀察過老年人和他們衰老的過程，因此我們將衰老視為肌肉的松弛、骨骼的變弱、智力的退化，開始懂得欣賞弗蘭克·辛納屈的音樂也是衰老的標志之一，此外還有其他種種退化跡象。但是，這些無法自我修覆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功能失調造成的——不是由於壓力太大，就是由於恢覆的時間太短。我所說的功能失調是指一個人的功能與環境隨機性的結構（用更專業的話來說，就是它的“分布或統計學特征”）之間的錯配。

我們所說的“衰老”是功能失調和老化的結合，但看上去這兩者是可以區分開的——老化可能無法避免，但也是不應該避免的（否則將與生命的邏輯相悖，這一點我們將在下一章詳述）；但是，功能失調是可以避免的。衰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對舒適生活的誤解，是一種文明病：一心想越活越長壽，可是不知為什麽卻越來越多病。在自然的環境下，人們會死，但是不會衰老，或者衰老的時間很短。比如，現代人的血壓指標一般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惡化，但是在狩獵采集者的身上都看不到這個現象，除了他們終老前的一小段時間。
現代人那種人為的衰老，正是壓抑了生命內在的反脆弱性的結果。

壓力源即信息

你的身體之所以能夠獲知有關周圍環境的信息，並非源自你的邏輯機制、智慧、推理能力或計算能力，而是源自壓力，並通過你的荷爾蒙或者我們尚未發現的其他信息傳導機制向你傳遞的。正如我們所見，如果你（短期）受雇於鋼琴搬運公司，你的骨頭在重力之下會變得越發強韌。如果你在接下來的聖誕節假期去零重力的空間站度假或花了很多時間騎自行車，那麼你的骨頭就會變得脆弱（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如果整個夏天你都在蘇聯式的合作農場勞動，那麼你的手掌一定會起繭。你的皮膚顏色在冬天會變白，夏天會曬黑（特別是生活在地中海地區，但如果你是愛爾蘭人或非洲人，或生活在其他四季變化不明顯的地區的人，那麼你的膚色變化就不會太大）。

此外，錯誤及其後果也是一種信息。對小孩子來說，疼痛是唯一的風險管理信息，因為他們的邏輯推理能力尚不完善。覆雜系統的運轉完全倚仗信息。傳遞周圍信息的渠道有很多，往往不是眼睛所能發現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因果隱蔽性：我們很難看到從原因到結果的明確指向，這讓許多傳統的分析方法與標準化邏輯完全失效。正如我所說的，具體事件的可預測性是很低的，因為存在這種因果隱蔽性。不僅如此，由於因果的這種非線性關系，人們往往需要比常規系統更高的透明度來洞察因果，但可惜，一切都隱藏在不透明的狀態中。

反脆弱性的產生是有條件的。壓力源的刺激頻率非常重要：人類在急性刺激下會比在慢性刺激下表現得更出色，尤其是在急性刺激後給予較長的恢覆期，這將使得這些壓力源成為信息的傳導渠道。比如，看到一條蛇從我的鍵盤中爬出來，或者一個吸血鬼進入我的房間，都會對我產生強烈的情緒沖擊，隨後，我當然需要足夠長的舒緩期（伴著甘菊茶和巴洛克式的音樂），來重新控制自己的情緒，這會對我的健康有利，當然，前提是我經歷了一番艱苦的甚至英雄式的激戰後，戰勝了蛇或吸血鬼，還能在我親手擊斃的襲擊者身邊拍一張照片留念。
這樣的壓力源肯定比一個溫和但連續不斷的壓力源有益，後者大多是讓你在生活中感到壓抑的東西，包括按揭貸款、稅務問題、因拖欠報稅而產生的內疚、考試壓力、瑣碎事務、電子郵件回覆、填寫表格、每天上下班通勤，等等。換句話說，這是文明帶來的壓力。事實上，神經生物學家表明，第一種類型的壓力源是必要的，而第二種類型的壓力源對人的健康卻是有害的。要想知道不給人以恢覆時間的低水平壓力源的害處，只要看看所謂的中國水刑：水滴連續滴在你頭上的同一位置，而不給你任何喘息的機會。

反脆弱性的產生是有條件的。壓力源的刺激頻率非常重要：人類在急性刺激下會比在慢性刺激下表現得更出色，尤其是在急性刺激後給予較長的恢覆期，這將使得這些壓力源成為信息的傳導渠道。比如，看到一條蛇從我的鍵盤中爬出來，或者一個吸血鬼進入我的房間，都會對我產生強烈的情緒沖擊，隨後，我當然需要足夠長的舒緩期（伴著甘菊茶和巴洛克式的音樂），來重新控制自己的情緒，這會對我的健康有利，當然，前提是我經歷了一番艱苦的甚至英雄式的激戰後，戰勝了蛇或吸血鬼，還能在我親手擊斃的襲擊者身邊拍一張照片留念。

這樣的壓力源肯定比一個溫和但連續不斷的壓力源有益，後者大多是讓你在生活中感到壓抑的東西，包括按揭貸款、稅務問題、因拖欠報稅而產生的內疚、考試壓力、瑣碎事務、電子郵件回覆、填寫表格、每天上下班通勤，等等。換句話說，這是文明帶來的壓力。事實上，神經生物學家表明，第一種類型的壓力源是必要的，而第二種類型的壓力源對人的健康卻是有害的。要想知道不給人以恢覆時間的低水平壓力源的害處，只要看看所謂的中國水刑：水滴連續滴在你頭上的同一位置，而不給你任何喘息的機會。

受到翻譯的懲罰

壓力源的另一個被遺忘的特征隱藏在語言習得中。我從沒見過有人是通過教科書，從語法開始學講母語的，並接受雙季度考試的測試，系統地將單詞嵌入所學的語法規則中。你學習一種語言的最佳方式應該是在一個多少有些緊張壓力的情況下，特別是在表達某些迫切需求的情況下（比如在熱帶地區享用晚餐後產生內急時），借助於困境，從反覆的錯誤中進行學習。

我們學習新單詞並不需要死記硬背，而是利用另一種方式——與人溝通，不得不揣測他人心思，而暫時把害怕犯錯誤的心理放在一邊。但是，成功、財富和科技卻使得這種習得模式愈加難以推行。
學習一門語言的最好辦法可能就是在國外被“囚禁”一段時間。

我的朋友乍得·加西亞由於一種無中生有的疾病而被迫在莫斯科的一家醫院隔離區待了一段時間，由此提高了他的俄語水平。這是一種狡猾的醫療綁架，在蘇聯統治結束後的混亂時期，醫院通過強迫旅客住院來敲詐他們，除非他們支付了大筆金錢來銷毀他們的“病史”記錄。乍得原本只能勉強說幾句俄語，在關押期間被迫苦讀托爾斯泰的著作，因而學到了不少俄語詞匯。

觀光化

我的朋友乍得從混亂中受益，而這種混亂由於現代病“觀光化”的出現而日益罕見。這就是我認為現代生活將人視為洗衣機的一個佐證，好像人只能按照詳細的用戶手冊做出機械的反應。我們用系統性的方法清除事物的不確定性和隨機性，以便在最細節的層面確保高度的可預測性，其目的就是為了舒適性、便利性和效率。

遊客與冒險家或漫遊者的關系，就像觀光化與生活的關系一樣；它包括將各類活動，而不僅僅是旅遊，轉換為演員的腳本一般。我們將看到，觀光化是如何通過吸盡最後一點不確定性而閹割了喜歡不確定性的系統和生物體，同時還給他們以獲益的錯覺。需對此負責的包括教育體系、撥款給有目的的科學研究、法國的中學畢業會考、健身器材等。
此外，還有電子日歷。

但更糟糕的觀光化是，我們現代人的生活要受到諸多條條框框的約束，即使在我們的休閑時間：周五晚上看歌劇、某個晚上參加約定好的聚會、預定的活動、預訂的笑聲。再次嘆息，我們住在“金色”的監獄裏。

這一“目標驅動”型態度深深地傷害了內在的自我。

對機遇的秘密渴望

如果你還活著，你的內心深處就會喜歡一定程度的隨機性和混亂。

隨機性會給人以一種浮想聯翩的感覺。

如果我能預測我未來每一天的軌跡，那麽我會感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已經死了。

此外，隨機性是真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們先祖的棲息地，人類會受到自然環境的刺激，恐懼、饑餓、欲望等最原始的感受會激勵我們探索並適應周圍的環境。想想看，如果一個啼哭的孩子被壓在了車下，你可能不假思索地就會將汽車擡起來，或者如果你看到一頭野獸穿過了公路，你也會立即撒開腿拼命逃跑。拿這些對比一下你按預定計劃下午6點去健身房，在被私人教練折騰一番後感到的那種沈重和勞累——當然，除非你迫切地需要自己看起來像一個保鏢。再想想，環境的隨機性是多麽容易讓我們少吃一頓飯，僅僅因為食物匱乏，而約束自己執行一個18天的節食計劃卻是那麽困難。

世界上有這麽一種人，對他們來說，生活就是某種項目。在與他們交談之後的幾個小時內，你都會感覺很不舒服；生活開始變得像寡淡無味的食物。我是一個尋求刺激的人，我有一個刺激探測器，這似乎與我的無聊探測器很匹配，就好像我們天生配備著一個過濾器，天生厭惡無聊。我們先祖的生活中沒有作業、沒有老板、沒有公務員、沒有學業成績、沒有與院長的談話、沒有從工商管理學碩士（MBA）班上畢業的咨詢顧問、沒有日程表、沒有申請表、沒有去新澤西的旅程、沒有語法難題，也不用與讓你感到厭倦的人說話；生活充滿了隨機的刺激，所有事情，無論好壞，都與工作無關。危險當然有，但你不會感覺無聊，從來不會。

最後，存在變動性（隨機性）的環境不會將我們置於慢性應激損傷的風險中，這一點與人類設計的任何系統都不同。如果你走在坑窪不平的天然地面上，行走中沒有任何兩步是完全相同的；這與消除了隨機性的健身器械完全不同：它強迫你無休止地重覆同樣的運動。
現代生活中充斥著原本可以避免的慢性應激損傷。

誠然，生活也許是“殘酷和短暫”的，但是，將承受早期人類生活中看似艱苦的方面看作避免現代生活折磨的必要代價，這是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我們沒有理由不希望同時從兩個時代的優勢中受益。

第四章 殺死我的東西卻讓其他人更強壯

某些人的反脆弱性需要犧牲他人的利益來換取。在一個系統中，為了其他單元或者整體的利益，往往有必要犧牲某些單元——脆弱的單元或者人。每個新創企業都是脆弱的，但這推動了整個經濟反脆弱性的提高，是個人創業者的脆弱性和他們必要的高失敗率成就了生生不息的創業精神。
因此，由於存在多個層級和層次，反脆弱性就變得更覆雜，也更有趣了。天然有機體都不會是單獨存在的終極單元；它總是由子單元組成的，而它本身也可能是更大集合體的子單元。這些子單元可能會相互競爭。以一個行業為例，餐館往往是脆弱的，它們會相互競爭，但正因為如此，當地的餐館集群才具備了反脆弱性。如果個別餐館的競爭能力強，永遠不會倒閉，則整體餐飲業務將陷入停滯或衰退，提供食物的品味不會好過食堂的飯菜——我是指蘇聯式的食堂飯菜。此外，它還會受制於系統性短缺，時不時地陷入嚴重危機或需要政府救市。所以，餐館的質量、穩定性和可靠性無不取決於餐館本身的脆弱性。
因此，一個系統內部的某些部分可能必須是脆弱的，這樣才能使整個系統具有反脆弱性。或者有機體本身是脆弱的，但它遺傳給新生命的基因編碼卻具有反脆弱性。這一點千萬不能小覷，因為這正是生命進化背後的邏輯。這一理論同樣適用於創業家和個體科研人員。
此外，我們在之前的內容中提到了“犧牲”。非常遺憾，自己的錯誤往往只會讓他人或集體受益，好像個人天生就該為了更崇高的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犯錯。事實上，我們在討論錯誤時並未考慮到這層含義，也沒有看到脆弱性的轉移。

錯誤，謝謝你

我們可以這樣簡單地描述脆弱性、錯誤和反脆弱性之間的關系。當你脆弱的時候，你往往傾向於墨守成規，盡量減少變化——因為變化往往弊大於利。這就是為什麽脆弱的事物需要明確的預測方法，反過來說，預測體系帶來的只能是脆弱性。如果你想做出改變，並且不關心未來結果的多種可能性，認為大多數結果都會對你有利，那麽你就具有反脆弱性。
另外，如果能夠理性地進行試錯，將錯誤當作一種信息源，那麽，試錯過程中出現的隨機要素其實並沒有那麽隨機。如果每次試錯都能讓你了解到什麽是行不通的，漸漸地，你就接近有效的解決方案了——這樣，每一次努力都變得更有價值，更像是一筆支出而非一個錯誤。當然，在此過程中你將不斷地有所發現。

從他人的錯誤中學習

我們往往會從別人的錯誤中受益——遺憾的是，受益人不是那些犯錯誤的人。在適當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將壓力視為信息。對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來說，錯誤帶來的損傷應該小於收益。當然，我們談論的是一些而非所有的錯誤；那些尚不至於摧毀系統的錯誤有助於防止更大的災難。工程師兼工程歷史學家亨利·佩特羅斯基提出了一個無懈可擊的觀點。如果“泰坦尼克”號沒有遭遇那次眾所周知的致命事故，我們將會不斷地建造越來越大的遠洋客輪，而下一次的災難將是更大的悲劇。因此，船上乘客實際上是為更大的利益做出了犧牲，他們挽救的生命數量將超過逝去的生命數量，這是毫無爭議的。“泰坦尼克號”的故事充分地說明了系統利益與對部分個體的傷害之間的區別。

福島核危機的故事也是一樣的：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它讓我們覺察到了核反應堆的問題（以及小概率事件的威力），避免了更大的災難。（請註意，天真的壓力測試和依賴風險模型的錯誤，如今已顯而易見；但是與經濟危機一樣，沒有人願意聽取警告）。

每一次飛機失事都讓我們離安全更近一步，因為我們會改進系統，使下一次的飛行更安全——失事人員為其他人的總體安全做出了貢獻。瑞士航空111號航班、環球航空800號航班，以及法國航空447號航班都以它們的犧牲促進了系統的改進。但這些系統之所以善於吸取教訓，是因為它們具有反脆弱性，它們本身就能夠利用微小的錯誤改進自身；但是，經濟崩潰就不一樣了，因為經濟系統的反脆弱方式與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論及的方式並不相同。為什麼呢？我們知道，每年有成百上千的航班在空中往返，一架飛機墜毀並不會牽連其他飛機，因而，錯誤的影響有限，錯誤的原因也相當明確。然而，全球化經濟體系卻是以一個整體在運作：錯誤會快速傳播，並愈加覆雜。

再次強調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所談論的是局部而非整體的錯誤，是微小的而非嚴重的和毀滅性的錯誤。這有助於我們將好的和壞的系統區分開來。好的系統，如航空業天生就會有些彼此獨立的小錯誤，或者說彼此負相關的錯誤，一個錯誤的發生會降低未來犯錯的概率。這是區分反脆弱性環境和其他脆弱性環境（在“地球是平的”的時代，內部高度相關的現代經濟生活）的一種方式。
如果說每一次飛機失事都降低了下一次事故的發生概率，那麼每一家銀行的崩潰卻會提高下一家銀行崩潰的概率。要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經濟系統，我們必須消除第二種類型的錯誤，即容易蔓延或傳染的錯誤。我們再以大自然為例。

自然是在非系統性的錯誤中學習和改進的。比如我在正常狀態下，在搬石頭的過程中犯了錯，導致自己受了點兒小傷，那麼下一次為了免受皮肉之苦，我一定會從中吸取教訓，畢竟，那才是忍受疼痛的目的。再來看美洲豹，它的行動敏捷優雅，奔跑起來宛如一曲大自然交響樂，並不需要哪個私人教練指導它怎樣以“適當的方式”把鹿叼到樹上。人類的建議可能對一些人造運動有效，比如網球、保齡球或射擊等，但對自然運動卻不起作用。

一些企業也很看重自身的錯誤。專註於承保巨災風險的再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找它們“再保險”那些無法分散的風險），往往會在災難或給予其重創的尾部事件發生之後做得更好。如果它們幸存下來並作好了充分準備（很少有公司針對此類意外風險制訂應急計劃），它們就可以通過大幅提高保費來彌補先前的損失——因為客戶在災難後會過度反應，紛紛購買保險。它們聲稱不知道再保險的公允價值，即合理定價，但它們肯定知道，這個價格在壓力很大的狀態下一定被高估了，這足夠讓它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賺錢。它們所需要做的就是確保自己的錯誤足夠小，以便生存下來。

怎樣成為特裏莎修女

變化導致錯誤，也會增強適應性；它還會讓你知道誰是你的朋友。你的失敗和成功都將向你傳遞信息。但是，有時（當然這是生活中積極的一面）只有在因為你的錯誤而傷害到某些人後，你才會了解他們的個性——有些人在原諒我的過失時所表現出的慷慨，確實令我吃驚。

當然，你也會從別人的錯誤中學習。你可能永遠不會知道某些人是什麽樣的人，直到他們有機會違反道德或倫理規範。我記得我高中時有一個同學，一個女孩，看上去和氣誠實，是我童年時代反唯物主義空想家群體中的一員。結果，我卻意外地了解到，和她天真無邪的面容相反，她並未成為特裏莎修女或羅莎·盧森堡那樣的女性，她為了嫁給富豪而拋棄了她的第一任丈夫，而在那個富豪第一次陷入財務困境時又拋棄了他，找了另外一個更富有、更有權勢（也更慷慨的）的情人。在一個沒有那麽多誘惑的環境下，我（或者可能她也是）一定會把她誤認為是一個空想家和聖女。社會的一些成員——那些沒有與她結婚的人——獲得了有價值的信息，而其他人——她傷害的人——則付出了代價。

此外，我對失敗者的特征描述就是，失敗者往往在犯錯後不內省、不探究，覺得難堪，聽不得批評，試圖解釋自己的錯誤而不是用新的信息豐富自己，並開始新的歷程。這些人往往視自己為“受害者”，受制於某個大陰謀、糟糕的老板或惡劣的天氣。

最後，我還有一個想法。犯罪的人要比那些從來沒犯過罪的人更可靠。犯了很多錯誤（當然，同樣的錯誤不會犯一次以上）的人要比那些從來沒有犯過錯的人更可靠。

為何整體厭惡個體

我們看到，由於層級的存在，反脆弱性在生物界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機體之間的競爭有利於推動物種的進化：我們體內的細胞會相互競爭；在細胞內部，蛋白質會相互競爭，以此類推。讓我們將其應用到人類的活動中。經濟也分為類似的層級：個人、技術工人、小公司、企業中的部門、企業、行業、區域經濟，最後也是最頂層的是整體經濟。你也可以將其細分為更多層級。

雖然在蟻群中，犧牲作為一種必要的方式是顯而易見的，但我敢肯定，商人們對這種為了經濟的更大利益而“獻身”的理念並沒有興趣；因此，他們一定更關註為自己尋求反脆弱性，或至少一定程度的強韌性。但這與集體利益，或者說整體經濟利益並不兼容。因此，我們發現了一個問題，加總（整體）的特征與各部分的特征並不相同——實際上，整體更希望局部受到傷害。
冷酷無情便是進步的引擎，承認這一點可能會讓你感到沮喪。

那麽，現在的解決方案是什麽呢？可以說沒有解決方案，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讓大家皆大歡喜的方案，但是有一些可以盡量減輕傷害的方法。
現在的問題比你想象的更嚴重。人們去商學院是為了學習如何管理好企業，同時確保企業的生存，但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並不希望這些企業繼續生存，而希望它們去冒很多輕率的風險，被各種可能性所蒙蔽。各個行業都會從一個個失敗中實現改進。自然和類自然的系統需要單個經濟主體過度自信，即高估其業務成功的機會，而低估其業務失敗的風險，只要其失敗不至於影響他人。換句話說，局部而非整體的過度自信有利於這些系統的健康發展。

我們看到，餐飲業之所以效率很高，恰恰是因為餐館都是脆弱的，每分鐘都有餐館破產，而企業家往往忽視了這種可能性，因為他們總認為自己會戰勝困難。換句話說，一些輕率的風險甚至是自殺式風險，有利於經濟的健康，只要不是所有人都承擔了同樣的風險，而且這些風險的大小和影響範圍都非常有限。

現在，正如我們看到的，政府正通過救市措施破壞這一模型。政府通常會扶植一切規模大到不得不救助的企業，以避免危機蔓延至其他公司。這恰恰與健康的冒險行為相左，後者是將脆弱性從集體轉移至不適合生存的公司。人們很難認識到，真正的解決方案是建立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沒有一家公司的倒閉會連累其他公司，因為接二連三的失敗正是為了維護整個系統的穩健。

殺不死我的，會殺死其他人

現在是時候揭穿一個神話了。

作為反脆弱性的倡導者，我需要提醒大家不要產生錯覺，在反脆弱性不存在的情況下，誤以為看到了它。我們可能誤將系統的反脆弱性視為個體的反脆弱性，而事實上，系統的反脆弱性是以犧牲個體為代價取得的（這是毒物興奮效應和自然選擇之間的差異）。

尼采有句名言：“殺不死我的，只會讓我更堅強”，這可能很容易被誤解為意指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或毒物興奮效應。當然，這很有可能是指這兩種現象之一，但它也可能意味著“殺不死我的，並未使我變得更堅強，但它讓我幸存下來，因為我比別人更強壯；由於它殺死了別人，也就是消滅了弱者，我們種群的當前平均素質變強了”。換句話說，我通過了結業考試。我已經在之前有關因果關系假象的文章中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是針對一篇報刊文章而發的評論，該文章聲稱，新的黑手黨成員——蘇聯流亡者“在遭到古拉格關押後反倒愈發強壯了”。由於古拉格的監禁生活讓身體最弱者紛紛殞命，只留下身體最強壯的人，因此人們會產生集中營讓被關押者更強壯的錯覺。有時候，我們在看到人們從考驗中生存下來，而且幸存人群比最初人群的身體更強壯時，便會臆想這種考驗對他們大有裨益。換個角度說，考驗只能說是一場無情的考試，失敗者只有死路一條。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脆弱性（或者是說反脆弱性）從個體傳遞到我先前所討論的系統上。讓我換種方式來闡述。幸存的種群顯然比最初的種群更強壯——但這不是從個體層面上來說的，因為弱者都死亡了。

為了改善系統，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創業者

英雄主義以及它所贏得的尊重是社會對於那些為了他人而承擔風險的人所做出的一種補償。創業就是一個高風險、英雄式的活動，對經濟的增長，甚至僅僅是生存來說都至關重要。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它也必然是集體主義的，旨在促進知識的發展。有些人雖然什麼也沒有得到，無名無利，但卻為別人貢獻了最好的知識，即有關“無為”的知識（什麼是不可行的）。他是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部分，他自己失敗了，把好處留給了他人，更糟糕的是，他還未必能獲得他人的尊重。

對於因過度自信而創業開餐館，隨後生意慘遭失敗的人，我根本不會記得他給整個餐飲業帶來了什麼好處，不會想到在我享受美食時，他大概只能吃金槍魚罐頭。
為了促進進步，現代社會應該像紀念犧牲的士兵一樣對待破產的創業家，也許不用給予那麼多的榮譽，但應該基於完全相同的邏輯給予他們認可（創業者們仍然活著，但卻被貼上了道德敗壞、欺世盜名的標簽，尤其是如果他生活在日本，這種情況更甚）。這個世上不存在“失敗的戰士”的概念，無論他是犧牲了還是活著（除非他做出了懦夫的行為），同樣的，也不存在失敗的創業者或失敗的科研人員這種說法。但這個世界上存在著成功的胡說八道者、成功的偽哲學家、成功的評論員、成功的顧問、成功的說客，或成功的商學院教授，而他們根本不承擔個人風險。（請原諒我這麼說。）

心理學家將“過度自信”列為一種疾病，認為過度自信可能會讓人們在創業的過程中被成功的可能性所蒙蔽。但請註意，為了他人的利益而承擔風險的英雄式良性行為（比如反脆弱性的案例），與更骯臟的現代模式，涉及負面的“黑天鵝”事件（比如過度自信的“科學家們”計算的有關福島反應堆的風險概率）的行為大不相同。在前一種情況下，過度自信是一件好事，而不應該被遏制。
只要比較一下創業者與公司內墨守成規、謹小慎微地等待升遷的經理人就知道了，後者幾乎很少冒險。
在如今的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伊拉斯謨所稱的“大眾的忘恩負義”。

第二卷 現代化與對反脆弱性的否定

正如波德萊爾的詩歌《信天翁》所述，註定要在天上飛翔的鳥兒如果被困在地上，只能顯得笨拙可笑，因為它的羽翼反而使它步履艱難。波動性一詞源於volare，在拉丁文中是“飛”的意思，這真是非常貼切。剝奪政治（及其他）系統的波動性會對它們造成損害，最終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更大的波動性。

第五章 露天市場與辦公樓

兩種職業

讓我們來看看約翰和喬治這對孿生兄弟的命運吧，他們都出生於塞浦路斯，目前都住在大倫敦地區。約翰25年來一直在一家大銀行的人事部門任職，負責全球員工的調動和外派；喬治是一名出租車司機。

約翰擁有一份完全可預測的收入（或者他是這麽認為的），享有福利和4個星期的帶薪年假，還有因在公司效力25年而被授予的一塊金表。每個月，約翰都要存3 082英鎊到英國國民西敏寺銀行的支票賬戶。部分是為了償付他在倫敦西區房子的抵押貸款，部分是為了支付公用事業費和買羊奶酪的費用，剩下一點點作為自己的積蓄。約翰過去常常在人們還在睡懶覺的周六的清晨早早起床，心情愉悅地告訴自己“生活是多麽美好”，直到金融危機發生，他意識到自己即將被裁員，失業將給他帶來重大打擊。作為人力資源方面的專家，見多了即將退休的員工遭受辭退，漫長的職業生涯就此終結，再也不能回歸職場了。

喬治與他的哥哥住在同一條街上，駕駛著一輛黑色的出租車。為了獲得這張執照，喬治花了3年時間努力記住大倫敦地區的街道和公路，這也擴展了他的大腦額葉，給了他在路上搭載乘客的權力。喬治的收入存在極大變數。運氣好的日子，他能賺幾百英鎊，運氣不好則入不敷出，但是，年覆一年，他的平均收入與他哥哥的收入相差無幾。到目前為止，在喬治25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只有一天是一筆生意都沒做成。由於收入的起伏性很大，喬治總是抱怨自己的工作沒有哥哥的工作穩定，但實際上這是一種錯覺，因為喬治的工作其實更穩定一些。
這就是生活中的核心錯覺，即認為隨機性是有風險的，是一樁壞事，消除隨機性，就可以消除風險。
技術工人，比如說出租車司機、妓女（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行業）、木匠、水管工、裁縫和牙醫，他們的收入有一定的波動性，但他們的職業對於“黑天鵝”事件，也就是能夠完全切斷其收入來源的事件，有著強韌的抵禦能力。他們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這與公司雇員不一樣，後者一般不承受波動性，因而如果接到人事部的電話告知他們被解雇，他們只會大感意外。雇員的風險是隱性的。

幸虧收入的波動性，技術工人這類職業才帶有一點兒反脆弱性：小的變動促使技術工人不斷地從環境中學習，並在持續的壓力下保持競爭力與適應力。請記住，壓力就是信息：技術工人由於有持續的壓力而不斷獲得調整的機會。此外，他們還有機會獲得一些意外的禮物和驚喜，以及自由選擇的權力——這可是反脆弱性的一大標志，我們將在第四卷中進行討論。喬治已經習慣了每隔一段時間就接到一個離譜兒的訂車電話，對此他完全有權力拒絕，比如在上次冰島火山爆發的恐慌中，當英國航運交通完全關閉時，一個富有的老太太要求他開車送她到法國南方參加一個婚禮，往返行程有2 000英裏。同樣的，一個妓女說不定也有機會遇到一個極其迷戀她的富翁，他可能會贈送她一顆非常昂貴的鉆石，甚至向她求婚，而且看上去她不用等多久就可以繼承那個富翁的遺產了。

喬治的工作時間完全由自己決定，直到不想工作為止（許多人到80歲了還開出租車，主要是為了消磨時間），因為喬治是自己的老板，而他的哥哥在50多歲時卻失業了。

這兩種收入波動之間的差別也存在於政治系統中——事實上，正如我們在接下來的兩章內容中將看到的，這種差別還可見於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為消除隨機性所帶來的結果相當於約翰的收入：清晰、穩定，但很脆弱。這樣的收入經受不住大的沖擊，隨時可能變成零（如果約翰出生在一些福利型國家的話，可能還能領到一些失業救濟金）。自然隨機性帶來的結果則更像是喬治的收入：經得起非常大的沖擊，但也必須承受每天的波動性。此外，請註意波動性有助於改善系統（因此才會出現反脆弱性）。如果出租車司機或妓女在一個星期內的收入不斷減少，這無疑向他們傳遞了有關周圍環境的信息，提示他們應該去這個城市裏客戶常去的地方；如果約一個月的時間沒有收入，更會促使他們更新自己的技能，另謀出路。
此外，對自雇人士來說，一個小的（非致命的）錯誤可以傳遞出寶貴的信息，引導其采用更合適的方法；可是，對於約翰那樣被他人雇用的職員來說，犯下的錯誤會被永久記錄，提交人事部門存檔。尤吉·貝拉曾經說過：“我們犯了錯的錯誤。”——對約翰來說，所有的錯誤都是錯的錯誤。自然偏愛小的錯誤（沒有這些小錯，遺傳變異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人類卻不喜歡錯誤，因此，當你依賴於人的判斷時，你就只能任憑厭惡反脆弱性的心理偏見的擺布。

所以，唉，人類害怕第二種波動性，意圖努力保護系統卻無知地弱化了系統，或者泯滅了它們的反脆弱性。換句話說（這一點值得我們在每次出現這種情況時再三強調），這種規避小錯誤的方法將導致下一次所犯的錯誤更加嚴重。

集權制大國類似於約翰的收入，而城邦制模式則猶如喬治的收入。約翰有一個大雇主，喬治則有許多小雇主，後者可以選擇最適合他的最佳雇主，因此，在任何時候都有“更多選擇”。事實上，表面上看上去很穩定的其實很脆弱；而給人以脆弱假象的其實卻很強大，甚至具有反脆弱性。

你在一個系統中看到的波動性越多，其實它越不容易遭遇“黑天鵝”事件。現在，讓我們用瑞士的故事來探討這種理念在政治制度中是如何體現的。

列寧在蘇黎世

這個世界上最穩定的國家竟然沒有一個政府，並且它沒有因為沒有政府而不穩定，相反的，它之所以穩定正是因為它沒有政府。隨便找一些瑞士公民來說說他們知道的總統名字，他們通常說得出法國或美國的總統，但自己國家卻沒有總統。瑞士的貨幣體制運作良好（在寫本書時，該貨幣體系被證明是最安全的體系），但相對其貨幣發行量，其央行規模卻很小。

在瑞士避難的這些政客在圖謀重掌政權時，是否認識到了這種無政府狀態呢？他們是否承認，自己之所以能在瑞士逗留，就是因為這裏沒有政府，並且就此接受城邦制或無政府的政體呢？一點兒都沒有。

當然，說瑞士沒有一個政府也並不完全正確。事實上，瑞士是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或者我們通常意義上的“政府”。這個國家完全是自下而上地由自治市或區域行政區（稱為“州”）治理著，就好像是有準主權的迷你國家所結成的聯邦。這裏充滿著波動性，居民們還在為噴泉或其他雞毛蒜皮的事情進行爭吵。在瑞士，生活不一定會很愉快，因為有些鄰居實在愛管閑事，這形成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專政，雖然不是自上而下的，但仍然是專政。但是，這種自下而上的專政抵禦了烏托邦式浪漫主義的侵入，因為任何宏大的想法都不會在這樣一個庸俗的氛圍中產生——只要在日內瓦老城區的咖啡館裏待上半天，尤其是周日的下午，就足以讓你了解，這裏的生活有多麽慵懶，沒有任何宏偉的思想和抱負，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一個著名的諷刺是：瑞士最大的成就是發明了布谷鳥鐘，而其他國家則產生了偉大的作品——這種說法很好，只是布谷鳥鐘並不是瑞士發明的）。但是，這樣的系統卻在每一個層面上產生了穩定性，雖然是極其沈悶的穩定性。

遠離極端斯坦

任何拘泥於計劃、不善變通的事情必然失敗——鼓吹規劃有助於企業發展簡直是胡說八道：事實上，這個世界太隨機、太不可預測了，怎麽可能基於未來的波動性來制定政策。生存取決於適應性和環境條件的相互作用。

一只火雞被屠夫喂養了1000天，每天都向其分析師證實，屠夫對火雞的愛的“統計置信度與日俱增”。屠夫會將火雞一直飼養到感恩節的前幾天，隨後，重要的日子就要來臨了，當然，這一天對火雞來說絕非好日子。所以，只有看到屠夫的意料之外的行為時，火雞才會修訂自己的信念——而此時，正是其對“屠夫愛火雞”的信念被強化到極致之時，它認為自己的生活“平靜如水”，未來前景一片光明。但問題是，這種意外就是一種“黑天鵝”事件；當然這只是對火雞而言，並非對屠夫而言。

從火雞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所有有害性錯誤的根源：將證明有（危害）的證據較匱乏視為有證據證明不存在危害。我們將會看到，這種錯誤在知識界極為普遍，在社會科學領域也根深蒂固。

因此，在生活中，我們的任務就是“如何不讓自己成為火雞”，或者如果可能的話，爭取與火雞的特征相反，也就是具有反脆弱性。想要“不做火雞”，就要了解真正的穩定和人為的穩定之間的差異。

第六章 告訴他們我愛隨機性

集權制管理系統的風險特性也不同於自治市混亂管理系統的風險特性。第二種風險由於具有一定程度的波動性而成就了長期的穩定性。

電磁學理論的集大成者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針對高壓嚴控將如何導致事與願違，甚至全線崩潰，提供了科學的佐證。“調節器”這個奇妙裝置的功能就是通過補償突然發生的變化，來控制蒸汽機的速度。其目的是穩定蒸汽機，這一點它顯然做到了，但矛盾的是，有時候它自己卻會導致蒸汽機產生一些反覆無常的行為，甚至崩潰。事實上，輕度控制是最有效的；嚴密控制會導致過度反應，有時甚至造成機器的分崩離析。在1867年發表的一篇題為“論調節器”的著名論文中，麥克斯韋通過對調節器的行為建模，以數學方式論證了嚴格地控制蒸汽機的速度將導致不穩定性。

值得註意的是，我們可以將麥克斯韋嚴謹的數學推導以及有關嚴控的危險推而廣之，幫助我們揭穿偽穩定和隱性的長期脆弱性的真相。在市場上控制物價，或者消滅投機者這些所謂的“噪聲交易者”以及他們所帶來的溫和波動，會給人以穩定的錯覺，殊不知，由此形成的平靜期卻可能被激烈的起伏打斷。因為大家不能適應波動性，因此，他們將最輕微的價格變化也歸咎於內幕消息或系統狀態的變化，繼而引起恐慌。當一種貨幣從來沒有發生變化時，微小波動就會讓人以為世界末日來臨了。因此，一定程度的混亂反而有助於穩定系統。
事實上，給人一點點困惑有益無害——對你有好處，對他們也有好處。讓我們看看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體現這一點的，想象一個非常守時和可預測的人，他每天晚上6點鐘準時回家，15年如一日。你甚至可以根據他到家的時間來校準你的鐘表。但如果哪天他哪怕只遲到了幾分鐘，他的家人也一定會因此感到焦慮。而一個行程表波動性稍大，因而行為不太可預測的人（比如說他到家時間前後總有半小時誤差），則不會讓其家人焦慮。

變化也可起到大清洗的作用。小森林的定期火災清洗了這個系統中最易燃的樹木，令其沒有機會繼續繁衍。而系統性地預防森林火災以確保“安全”的措施，卻將導致下一場火災的程度更加慘重。出於同樣的原因，穩定並不利於經濟的發展：由於缺乏挫折的磨煉，企業在長期的穩定繁榮中變得非常脆弱，隱藏的脆弱性在平靜的表面之下暗暗積聚，因此，將危機延後並非良策。同樣的，市場缺乏波動性會導致隱性風險肆意增長。市場越是長時間地規避了動蕩，當危機真正來臨時，損失就越慘重。

這種穩定帶來的不利影響可以以科學的建模清楚明了地呈現，但是在我做交易員的時候，就曾聽人說過，交易老手（而且是經驗豐富的老手）會使用一種啟發法：當市場創下“新低”，也就是跌至許久不遇的低谷時，人們會爭相“割肉”逃離市場。不舍得割肉的則會遭遇更大的損失，乃至陷入深淵。如果這是一個你多年，比如兩年，都未見過的市場低位，我們將其稱為“兩年來的新低”，那麽它會比“一年來的新低”導致更多損失。老手稱之為“洗牌”，就是將“菜鳥”排擠出局。“菜鳥”顯然是那些脆弱但不自知的人，他們被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所蒙蔽。當許多這樣的意志不堅者紛紛出逃時，就造成了市場的崩盤。一個持續波動的市場不會讓人們長時間處於沒有任何“洗牌”風險的平靜期，但這也防止了那種摧毀性的市場崩盤。
正如一句拉丁語諺語所說：浮而不沈。

饑餓的驢

一頭又饑又渴的驢剛好站在距離食物和水一樣遠的地方，由於在先喝水還是先吃草這兩個選擇間難以取舍，它不可避免地死於饑渴。但如果它被隨機地往水或食物的方向推進了一步，問題就解決了——驢子得救了。這個假想實驗是由中世紀的哲學家讓·布裏丹引入的，所以這個比喻被命名為“布裏丹之驢”。除了覆雜的哲學理論，布裏丹的另一個貢獻就是引入了思維實驗。當某些系統陷入危險的僵局，只有隨機性才可以解救它們，給它們自由。你可以看到，在這裏缺乏隨機性必死無疑。

一枚名叫“穩定性”的定時炸彈

我們曾看過一種說法：缺乏火災會讓高度易燃物質越積越多。每當我告訴人們，政治動蕩乃至戰爭的缺乏，將導致破壞性力量在平靜的表面下逐步積聚時，他們總是萬分震驚和憤怒。事實上，我認為這用簡單的推理就能證明，在缺乏危機的情況下，隱藏的風險會逐步積累，因為人們傾向於將越來越多的風險隱藏在統計分布的“尾部”，事實上，這提高了遭受罕見惡性事件打擊的風險。

（小規模）戰爭能拯救生命嗎？

反啟蒙運動的政治哲學家約瑟夫·德·邁斯特曾說，沖突強化了國家的力量。這樣的說法極具爭議性——戰爭不是好事，而且，作為殘酷的文化戰爭的受害者，我可以證明戰爭的恐怖。但是，邁斯特指出了一個基於給定事件分析損失，而忽略故事中其余部分的錯誤，我覺得這個推論很有意思，也很奇妙。更有意思的是，人們往往不太容易往相反的方向看，比如他們發現了只專註眼前利益的錯誤，但卻忽視了僅考慮長期利益的副作用。因為我們往往只將傷亡視為損失，卻沒有考慮到下一步會發生什麽——這一點與園丁不同，園丁們深知，修剪樹木將使樹長得更好。

同樣的，和平——某種強迫的、受限的、非自然的和平——在生活中也可能導致人們付出昂貴的代價：只要想想，歐洲在近一個世紀的相對和平後，極度自負中遭受了“一戰”的打擊，與此同時全副武裝的集權制國家先後崛起。

再次申明，我們都熱愛和平，期盼經濟和情緒的穩定，但並不希望到最後才發現這是一場騙局。每個新學年開始，學生們都會接種疫苗（也就是給自己註入一點兒傷害，以增強免疫力），但為什麽我們不將這一機制運用到政治和經濟領域呢？

生活秘籍之一：沒有波動，就沒有穩定。

在這裏，我們把什麽叫作現代化？

我在這裏對現代化的定義是：人類大規模地治理環境，系統性平整世界的凹凸不平，以及控制波動和排除壓力。

現代化就是系統地將人類從充滿隨機性的生態環境中驅逐出去，包括物理的、社會的，甚至認識論的生態環境。“現代”並不只是像社會學教科書所定義的那樣，指的是中世紀、土地改革，以及封建社會結束後的那個歷史時期。它更是指以理性化（天真的理性主義）為標志的一個時代的精神，它依據的理念是，社會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設計的，由人來設計。在這種理念下誕生了統計學理論，以及可憎的“鐘形曲線”。也是在這種理念的引導下，誕生了線性科學以及“效率”的概念或優化的概念。

現代化擴大了轟動信息和重要信息之間的差距——在一個自然環境下，轟動必定要有引起轟動的理由；而如今，我們依賴新聞媒體來捕捉娛樂信息和逸聞趣事等本質上無關緊要的事情，甚至還有閑情逸致去關心遠隔千山萬水的一些人的私生活。

過去，在我們尚未充分認識反脆弱性、自我組織、自我愈合等概念的時候，我們已經懂得尊重這些特性，並構建了許多信念，旨在管理不確定性和在遭受不確定性的沖擊後存活下來。我們將生活的改善交給神“代理”。我們可能不認為，萬物可以在沒有“代理人”的情況下照顧好自己。但是，代理人是神，不是哈佛大學畢業的掌舵者。
因此，集權制國家恰好出現在代理人的角色從神轉移到人類自己身上這一進程中——集權制國家的故事就是人類的錯誤被集中和放大的故事。現代化始於國家對暴力的壟斷，而終結於國家對財政不負責任的壟斷運營。

我們不再相信上帝或大小神明能夠管理未來事件，卻代之以一種更具宗教激進主義色彩的信念：無條件地相信科學預測，不管在什麽領域；我們熱衷於將未來濃縮於數字的運算之中，不論其可靠還是不可靠。因為，我們已經成功地將宗教信仰轉化為對任何偽裝成科學的理論或結論的輕信。

第七章 天真的干預

干預和醫源性損傷

扁桃體切除手術給那些實際上不必做手術的兒童帶來了傷害，而這項手術給其他一些兒童帶來的所謂康覆的益處卻被大肆鼓吹。這種凈虧損或超過治療益處的損害（通常被隱藏或延遲）被稱為醫源性損傷，從字面上來看就是“治療師所造成的”損害，iatros在希臘語中是治療師的意思。我們將在後文中指出，每次你去看醫生並接受治療，你就要承擔治療損害的風險，這與我們權衡其他利弊的方式一樣：概率收益減去概率成本。

一個典型的醫源性損傷的例子是：喬治·華盛頓總統在1799年12月死亡，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他的醫生使用了當時的標準療法，包括放血（放掉5~9磅血），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或至少加速了他的死亡。

治療師的傷害風險可不可以忽略，這取決於你如何衡量它，在青黴素誕生之前，藥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弊大於利的，接受醫生的治療反而增加了你的死亡概率。但是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醫源性損傷似乎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知識的增長而逐步增加，在19世紀後期的某個時候達到高峰。感謝現代化：正是“科學的進步”，讓診所取代了家庭治療，導致死亡率直線上升，當時的人們認為是染上了“醫院熱”——難怪萊布尼茨曾稱這些醫院是“死亡的溫床”。死亡率上升的證據顯而易見，因為所有的受害者都聚集到了一類地方：人們在這些醫院中紛紛死去，而不進醫院的人卻能活下來。曾因遭受很大不公平待遇而出名的奧匈帝國醫生伊格納茲·塞梅爾維斯觀察到，在醫院死於分娩的婦女數量甚至高於在大街上分娩的婦女。因此，他將職業醫生稱為罪犯——他們也確實如此。那些導致患者死亡的醫生不能接受塞梅爾維斯的言行，認為他的觀察“沒有理論依據”。塞梅爾維斯因而陷入了抑郁狀態——無力阻止那些裝作救死扶傷的職業醫生謀殺病人，所以痛恨醫院。最後，他被送進精神病院，並在那裏去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死因就是他自己所說的“醫院熱”，一種他一直在警告人們警惕的疾病。

塞梅爾維斯的故事是可悲的：一個人為挽救他人而說出了真相，卻遭到懲罰、羞辱，甚至殺害，最糟糕的懲罰莫過於他在風險和不公平面前的無助。但是，這個故事也有積極的一面——真相終於大白，他的使命獲得了回報，雖然是遲到的回報。最後的一個教訓是，人們不應該指望在揭示真相後都能獲得鮮花和掌聲。

首先，不要造成傷害

醫學上關於醫源性損傷的認識至少始於公元前4世紀，“以不傷害病人為前提”是古希臘內科醫生希波克拉底提出的第一原則，並被寫入“希波克拉底誓言”，成為每個醫生在執業前都必須念的誓言。醫學界花了24個世紀才開始妥善執行這一絕妙的理念。盡管說“不傷害”說了那麽多年，“醫源性傷害”一詞只是在近期，也就是幾十年前才出現的——在已然造成了那麽多傷害之後。我自己就不知道這個確切的術語，直到作家布賴恩·阿普爾亞德把這個詞介紹給我（我曾用“有害的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來描述這個概念）。因此，讓我們把醫療領域留到十幾個章節之後再討論，並將這個誕生於醫學領域的概念運用到生活的其他領域。由於不干預意味著沒有醫源性損傷，因此我們說，傷害來源於否認反脆弱性——我們總有這樣的錯覺，即認為人類總是有必要做些什麽才能讓萬物正常運轉。

要讓人們廣泛地認識醫源性損傷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醫源性損傷的概念在醫學界之外幾乎不為人所知（就算在醫學界，這個詞也是經過了很長時間才得以普及）。與“藍色”一詞本來沒有名稱一樣，給某樣東西命名顯然有助於人們對它的認知。我們將把醫源性損傷的概念推廣至政治學、經濟學、城市規劃、教育及更多領域。我在嘗試與這些領域的顧問和學者討論這些問題時，他們沒人知道我在說什麽，或者沒人認為他們可能成為某種傷害的罪魁禍首。事實上，當你與持有懷疑態度的人討論這一問題時，他們往往會認為你是在“反對科學的進步”。

《古蘭經》中就提到：“自以為正確的人其實偏離了正軌。”。

讚美拖延

聲稱“你看，我為你做了些什麽？”遠比“你看，我幫助你避免了什麽？”更能讓人感恩戴德。當然，與獎金掛鉤的績效制度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我回顧了一下歷史，想尋找那些因為“無為”而成為英雄的人，但事實上，很難找到這樣的人。如果一名醫生克制了給病人背部開刀的沖動（這可是一台價格不菲的手術），給病人自行痊愈的機會；而另一名醫生故意讓手術顯得不可缺少，讓病人感覺動手術會更放心，讓病人面臨手術風險，自己卻賺取巨大的經濟回報。這兩者相比，後者將名利雙收，甚至開得起勞斯萊斯轎車。企業裏也是一樣，企業經理人努力避免公司發生損失，自己卻不會得到回報。

真正的英雄是防止災難發生的人，但是，當然，因為災難沒有發生，他的義舉也無人認可，更別提拿到獎金了。

古人似乎總是比我們現代人有更多的智慧，而且是簡單得多的智慧。

拉丁語中有一個諺語：“欲速則不達”。羅馬人不是唯一尊重自願放棄行動的古人。中國的思想家老子也創造了無為（即消極成就）的學說。

很少有人知道，拖延是我們的自然防禦本能，是讓事情順其自然地發展、行使其反脆弱性的本能；它源於某些生態或自然的智慧，結果也並不總是壞的。在生存層面上，這是我們的身體自然地反抗任何強加的桎梏和束縛的方式，這是我們的靈魂在與現代化中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作鬥爭。

人類是非常不擅長過濾信息的，特別是短期信息，而拖延則是幫助我們篩選信息的較好方式，它能避免我們由於沖動而輕信某個信息。

大規模的神經過敏

想象一下，我們一般稱之為神經過敏的某個人——長得瘦削，整張臉看起來扭曲著，說話語調時高時低。每當他試圖表達自己的意思時，脖子便不自覺開始扭動。每次臉上長顆粉刺，他的第一反應就是臆想自己患了癌癥，而且是致命的癌癥，已經擴散到他的淋巴結。他的疑心病還不僅限於身體健康方面：他的生意一旦遭遇一個小挫折，他的反應就好像自己肯定破產在即了。在辦公室裏，他會關註每一個可能的細節，系統性地小題大做。這個世界上你最大的噩夢可能就是與他同坐一輛車趕赴一個重要約會，結果卻遭遇了堵車。“反應過度”這個詞就是為他而造的，他不僅是有反應，而且是反應過度。

將神經過敏的人與不動聲色的人比較一下，後者有臨危不亂的能力，這被認為是領導者、軍事指揮官或黑手黨教父的必要素質。這樣的人不會一有風吹草動就亂了陣腳，他在困境中的自我控制力讓你嘆服。要知道什麽是沈穩、冷靜和深思熟慮的聲音，只要聽聽對“公牛桑米”薩爾瓦托·格拉瓦諾的采訪，他曾參與謀殺了19人（都是匪徒火拼）。他說話慢條斯理，就好像討論的問題“沒什麽大不了的”。但是，這類人只有在必要時才會做出反應；他要麽不生氣，一旦生氣可謂雷霆震怒，每個人都得陪著小心，這類人與神經過敏那類人完全不同。

現代化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這些信息卻把人類從從容鎮靜的那類人變成神經過敏的人。出於討論的目的，我們暫且把從容鎮靜的人視為懂得對真實信息做出反應的人，而神經過敏的人則大多在對噪聲做出反應。兩類人之間的差異讓我們看到了噪聲和信號之間的差異。噪聲是你應該忽略的，而信號才是你需要註意的。

事實上，我們在本書前幾章已經零散地提到了“噪聲”的問題；現在是對其進行準確闡述的時候了。在科學上，噪聲已經超出了實際聲音的範疇，被用來概括性地指代沒有任何目的、不起任何作用的隨機信息，你需要清除噪聲，以正視聽。比如一條加密信息裏有一些完全沒有意義的元素，它們只是一些用來迷惑間諜的隨機字母，又比如一條電話線上聽到的嘶嘶聲，你總是要盡力避免它，以專註於對話。

因個人能力或智力的欠缺無法區別噪聲和信號，往往是過度干預背後的原因。

殺人的合法方式

如果你想加速一個人的死亡，就給他請一位私人醫生。我的意思並不是為他提供一個蹩腳的醫生，而是給他錢讓他自己選擇中意的醫生——什麽樣的都行。

這也許是唯一可能合法的殺人方式了。我們可以從扁桃體切除手術的故事中看到，獲取更多數據增加了干預的理由，導致我們的行為更像那個神經過敏的人。羅裏·薩瑟蘭曾向我暗示，給員工配備私人醫生，實際上更容易受天真的干預的影響，也更容易遭受醫源性損傷：醫生需要證明，他們無愧於你所付的薪水，也要向自己證明，自己還有那麽一點兒職業道德，這靠“無為”是不足以體現的。事實上，歌手邁克爾·傑克遜的私人醫生被起訴的理由就相當於過度干預，即扼殺了病人的反脆弱性（法院得花些時間才能熟悉這個概念）。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麽國家元首和非常富有的人雖能方便地獲取醫療保健服務，卻並不比普通人活得時間更久呢？嗯，看來這正是過度服用藥物和過度獲取醫療服務的後果。

同樣的，那些在公司裏制定政策的人（如脆弱推手格林斯潘）由於有一個先進的數據采集部門的支持，因此得到了很多“及時”的信息，結果卻往往反應過度，將噪聲當作信號，格林斯潘甚至會關註克利夫蘭真空吸塵器的銷售狀況的波動，“以便掌握經濟的確切走向”，當然，他的微觀管理將美國經濟拖入混亂的泥潭。

在商業和經濟決策中，對數據的依賴導致了嚴重的副作用。由於互聯網的發展，數據空前豐富，你在數據中陷得越深，錯誤數據的比例就越高。我們很少討論數據的一個屬性，即大量數據實際上是有害的，即使是中等數量的數據也是有害的。

你越頻繁地尋找數據，你會發現，你找到的噪聲（而非被稱為信號的寶貴數據）的比例就越高，噪聲–信號比就越高。噪聲和信號的混淆並非心理問題，而是數據本身所固有的問題。假設你每年查看一次數據，比如股價、你岳父工廠生產的化肥的銷售情況，或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通脹數據。再假設，當你觀察數據的頻率為每年一次時，信號–噪聲比為1∶1（一半噪聲，一半信號），這意味著，大約有一半的變化是真正的改善或惡化，而另一半的變化來自隨機性。這個比例是你每年觀察一次會得到的比例。但如果你每天查看一次同樣的數據，那麽這些數據的構成就會變成95%的噪聲和5%的信號。如果你觀察數據的頻率以小時為單位，就像如今人們整日被新聞和市場價格變動的信息包圍一樣，那麽這個構成就是99.5%的噪聲和0.5%的信號。也就是說，噪聲的比例是信號的200倍以上——這就是為什麽愛聽新聞（除了有非常重要的事件發生）的人離愚蠢的人也就一步之遙了。

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中，壓力源就是信息。因此，信息過多意味著壓力過大，超過了反脆弱性的臨界點。在醫學上，我們發現絕食有幫助身體自我康覆的功效，因為這避免了因攝入食物而分泌過多的荷爾蒙。荷爾蒙會將信息傳遞給我們身體系統的不同部分，但荷爾蒙過高會導致生物機能的紊亂。就像接受新聞的頻率過高會產生問題一樣，過多信息有害無益——每日接受過多的新聞和攝入過多的糖都會讓系統紊亂。

現在，讓我們再從心理層面梳理一下：我們不是天生就明白上述道理的，所以我們會在情緒上對噪聲反應過度。最好的辦法是只看重大的數據或條件的變化，而忽略小的變化。
正如我們不太可能將一頭熊誤認為是一塊石頭（但有可能將一塊石頭誤認為是一頭熊），任何一個理智的、頭腦清楚、不人雲亦雲、不會淹沒在數據的人，是絕不可能將一個重要信號、一個攸關生死的信號看成噪聲的，除非他急於求成、過度敏感，而且神經過敏，從而被其他信息干擾和迷惑了。重要的信號總有方法觸動你。

媒體激發的神經過敏

我們生活在一個越來越脆弱的世界，同時卻認為它越來越容易理解了。

減輕干預的最好方法是限量供應信息，並以盡可能自然的方式來獲取信息。這在互聯網時代是很難讓人接受的。我很難對人解釋說，你獲得的數據越多，就越不了解情況，導致的醫源性損傷也會更多。

國家無能的時候反而大有益

1959~1961年間導致3 000萬人死亡的中國大饑荒，可以讓我們體會到國家過度努力的後果。孟鑫、錢楠筠和皮埃爾·雅爾德研究了各地受災程度的不同，以了解饑荒的分布情況。他們發現，在饑荒開始前，糧食產量更高的地區在饑荒開始時受災情況更嚴重，這意味著政府的糧食分配政策是導致災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具體來說就是缺乏靈活的糧食采購系統。此外，回顧過去一個世紀內發生的饑荒，中央計劃經濟所導致的饑荒在其中的占比遠高於預期。

但事實往往是，國家的無能才能幫助我們擺脫中央集權和現代化的桎梏——實現反醫源性損傷。富有真知灼見的作者德米特裏·奧爾洛夫闡述了蘇聯那種低效落後、無意識重覆栽種的糧食生產，如何在蘇聯解體後幫助人民逃避災難，最終促進了國家穩定。斯大林想按自己的主張規劃農業，然而卻導致了饑荒。他和他的繼任者從來沒有成功地提高過農業的“效率”，即實現耕種的集中和優化，就像今天的美國一樣，所以，蘇聯的每一個城市周邊都種植主要的糧食作物。這當然提高了成本，因為他們無法從專業化中受益。但就是這種缺乏專業化耕種的局面使人們在國家機構嚴重解體的情況下也能獲取各種糧食。

第八章 預測是現代化的產物

因為現代化的發展，極端斯坦的比例不斷增加。贏家通吃的效應正在惡化：一名作者、一家公司、一個觀點、一名音樂家、一名運動員或享譽全球，或一文不名。這導致了可預測性的進一步惡化，因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切如今都是由“黑天鵝”主宰的。我們的覆雜性不斷地讓我們超越自己、超前發展，由此創造出的事物卻越來越超出我們的理解與掌控。

第三卷 非預測性的世界觀

第九章 胖子托尼與脆弱推手

圖書館的反脆弱性

尼羅過著一種混合的（臨時的）禁欲生活，每天盡量在晚上9點鐘上床，冬天甚至睡得更早。當人們在酒精的作用下開始向陌生人談起自己的個人生活，或者更糟的是，開始口若懸河地闡述他們形而上學的理論之前，尼羅就早早地離開了聚會的人群。尼羅更喜歡在白天活動，盡量在清晨的陽光溫柔地透進臥室的窗簾，在墻上留下斑駁的光影時起床。
尼羅的時間都用於從網絡書商那裏訂購圖書了，當然他也常常閱讀書籍。在結束像水手辛巴德和威尼斯旅行者馬可·波羅經歷的那種動蕩的冒險生活之後，他最終開始享受寧靜而慵懶的時光。

尼羅是審美疾病的受害者，只要是穿著拖鞋的人、電視、銀行家、政治家、新澤西州、來自新澤西州的富人（如胖子托尼）、坐遊輪（在威尼斯停留，還穿著拖鞋）的富人、大學管理者、拘泥於語法的人、攀龍附鳳的人、流行樂、衣冠楚楚的銷售員或商人，都會引起他的反感，甚至恐懼。至於胖子托尼，令他覺得反感的東西完全不同：他最討厭徒有虛名的人，也就是事無巨細都要插手但往往卻錯過事情本質（自己卻意識不到）的人，因為他們的談話永遠都不著邊際、不知所雲，無法切中要害。

胖子托尼能夠敏銳地嗅到脆弱性的氣息，這一點毫不誇張。托尼聲稱他可以從走進餐廳的某個人的步伐看出他是怎麽樣的一個人，而且基本上每次都能猜中。但是，尼羅註意到，胖子托尼在與首次見面的人交談時，往往會非常接近他們，並煽動鼻翼嗅來嗅去，就像一只狗，對於這個習慣，連托尼自己都沒有覺察到。

尼羅加入了一個60人組成的志願翻譯協會，這些人曾為法國出版社翻譯過若干從未發表的希臘語、拉丁語或亞拉姆語（古閃米特語）的古代文獻。這個團體以自由主義為原則，他們的規則之一就是，不要在辯論中憑借大學裏的頭銜和名譽倚老賣老。另一個規則就是，每年必須在巴黎參加兩個“莊嚴”的紀念日，一個是11月7日的柏拉圖祭日，另一個是4月7日的阿波羅誕辰日。尼羅還參加了當地的一個舉重俱樂部，他們每個周六在一個經過改裝的車庫裏聚會。這個俱樂部的成員主要是紐約的門衛、搬運工，還有一些一到夏天就穿著無袖T恤衫到處閑晃的人。

唉，無所事事的人總是無法駕馭內心的不滿和好奇，從而成為它們的奴隸。尼羅越是空閑，越是覺得有必要填補自己的自然興趣（也就是希望了解更多的東西）中的缺憾，充實浪費的時間。而且尼羅還發現，越是深入地研究某事，就越是覺得有必要進一步深入了解此事。借用威尼斯的一句諺語就是，越是深入海底，海就越深。

好奇心是具有反脆弱性的，就像上癮癥一樣，你越是滿足它，這種感覺就越強烈——書籍有一種神秘的傳播使命和能力，這一點對於整個房間滿是圖書的人來說並不陌生。尼羅在寫作的時候就處於15 000冊圖書的包圍中，同時還因為不知如何丟棄每天訂購圖書拆包後留下的各種空箱和包裝材料而頗感苦惱。最能給尼羅帶來閱讀快感，而不僅僅是為了博學而閱讀的書籍就是醫學文獻，對此，尼羅有著天生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來源於他與死神的兩次遭遇，第一次是癌癥，第二次是直升機墜毀，從這兩次遭遇中，尼羅意識到技術的脆弱性與人體的自愈力。因此，他會花些時間閱讀醫學教科書（不是論文，而是課本），或者一些專業文章。

尼羅曾正式接受過統計學和概率方面的課程學習，他將其作為哲學的一個特殊分支來看待。他傾其一生在寫一本哲學類的技術書籍，題為“概率論與形而上學”。尼羅總是每寫兩年就放棄寫作計劃，過了兩年又重新恢覆寫作計劃。他認為概率的常用概念過於狹窄，不足以表達在現實世界的生態體系中進行決策的真實本質。

尼羅很享受在古老的城市中徜徉穿梭，隨身不攜帶任何地圖。他用以下方法弱化自己的遊客身份：他會在一個地方待上足夠長的時間，才會選擇下一個目的地，這就給他的旅行日程註入一些隨機性，當然，旅行社也被他氣得發瘋。比如，如果他在薩格勒布，那麽下一站何時出發就取決於他在薩格勒布的心態。從很大程度來說，吸引他前往下一站的是那些地方的氣味，氣味是無法通過旅遊產品廣告來傳遞的。

愚蠢的人和不愚蠢的人

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尼羅和胖子托尼顯然有了更多的共同點：他們都預測到愚蠢的人的脆弱性會造成危機。他們在一起的原因是，他們都相信，如此嚴重的、以滾雪球的方式和前所未有的規模摧毀現代經濟體系的危機是註定要發生的，原因就在於那些愚蠢的人。但是，我們書中這兩位主角可是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

胖子托尼認為，那些書呆子專家、行政管理人員，特別是銀行家們，才是最愚蠢的人（雖然在那時，許多人都認為他們是天才）。而且，更重要的是，胖子托尼認為，他們整體比個體更愚蠢。胖子托尼天生就有一種能在這些愚蠢的人失敗之前就識別出他們的能力。胖子托尼就是靠這個能力賺錢的，同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過著一種悠閑的生活。

尼羅的興趣與托尼類似，只是看上去更知性一些。對尼羅來說，建立在自以為理解了事件發生概率的錯覺之上的系統註定要崩潰。
因為賭的是愚蠢的人們的脆弱性，所以胖子托尼和尼羅贏得了反脆弱性。

托尼從危機中大賺了一筆，他的積蓄從七八千萬美元一下子上升到了兩三億美元——當然，不能讓托尼大賺一筆的事情對他來說都是“空談”。尼羅也賺了一些錢，雖然金額遠低於托尼，但令他滿意的是，他贏了——正如我們所說的，他已經在財務上實現獨立，對他來說，賺錢就是浪費時間。坦白地說，尼羅的家庭財富在1804年達到巔峰，所以他不像其他探險者那樣具有社會不安全感，錢對他來說不可能是社會地位的象征——目前來說，博學更重要，等到年老時，博學就會成為智慧。如果你不需要的話，多余的財富，無異於沈重的負擔。在尼羅的眼裏，沒有比過度精致更可怕的了——無論是衣服、食物、生活方式還是舉止，而且財富是非線性的。錢一旦超過了一定數量，就會將人們的生活無限覆雜化，讓我們不得不憂慮我們在某國房產的看守人是否玩忽職守，以及惹上諸多隨著財富增長而成倍增加的麻煩。

孤獨

再說兩句尼羅的孤獨。對尼羅來說，在2008年經濟危機前的黑暗日子裏，孤零零地與自己的理念相守，有時讓他感覺非常痛苦，尤其是周日的晚上，他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或者是這個世界出了什麽問題。與胖子托尼共進午餐就像是口渴後看見了水源；他焦慮的心情馬上得到了緩解，他意識到自己沒瘋，或者至少不是自己一個人瘋了。外界有些事情出了問題，可是他沒有辦法說給別人聽，尤其是那些自認為聰明的人。

想想看，在涉足經濟活動的近100萬專業人士中，無論他們是在政府（從喀麥隆到華盛頓特區）、學術界、媒體、銀行、企業中，還是為個人需求進行經濟和投資決策，只有少數人看見了危機的到來——預測到其破壞程度的人就更少了。

即使是在那些看到危機即將到來的人中，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意識到，這場危機正是現代化的產物。

尼羅站在紐約前世貿中心附近，他可以看到，對面那些高樓大廈中進駐的大多數是銀行和經紀公司，每天有數百人在樓裏跑來跑去，他們僅僅從新澤西往返通勤，便耗費掉10億瓦的能源，消耗掉數百萬個奶油奶酪面包圈，胰島素反應（在理論上）刺激著他們的動脈，通過說話、交流、寫文章制造出千兆字節的信息。但他們根本不知道：所有這些都只是噪聲而已。
確實是噪聲：被浪費的努力、不和諧的聲音、缺乏美感的行為、增加的熵值，導致紐約經濟區局部升溫的能源產量，以及將會蒸發的泡沫視為“財富”的錯覺。
你可以把書摞起來，堆成一座大山。可惜的是，對尼羅這位專家來說，不管這些書的內容是什麽，無論是關於概率、統計還是數學模型，也不管是否有證據，所有的一切都如空氣一般。就算你花了3 300萬個小時，也就是差不多9 000年的時間用於讀書，讀完了哈佛大學圖書館社會科學分區中近200萬本書籍和研究論文，你所學到的東西還不如跟胖子托尼吃幾頓飯學到的多。

讓我們來談談一個騙局。

非預測者能夠預測什麽

胖子托尼不相信預測。但他進行了一個龐大的預算預測，讓某些人——那些預測者們——相形見絀。

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在研討會上，尼羅常常會遇見來自美國聖塔菲研究所的物理學家，他們篤信預測，使用新奇的預測模型，但同時，他們根據預測模型所進行的商業交易卻屢次失敗——而胖子托尼，這個不相信預測的人，卻從預測中發了大財。

通常說來，你無法準確地預測未來，但你可以預測到，那些依靠預測行事的人往往會承擔更多的風險，遇到一些麻煩，甚至可能失敗。為什麽呢？因為預測者在預測誤差面前是脆弱的。過於自信的飛行員最終導致機毀人亡，而數據預測則導致人們承擔更多的風險。

胖子托尼是具有反脆弱性的，僅僅因為他與他那些脆弱的手下敗將有著相反的命運。

胖子托尼使用的模型很簡單。他識別脆弱性，在脆弱事物的崩潰上下註，之後就開始對尼羅發表長篇大論，在社會文化問題上與尼羅相互攻擊，或者反駁尼羅對新澤西生活的冷嘲熱諷。然後，在他下註的事物如期崩潰後，大賺一筆，接著，他便去享用午餐。

第十章 塞內加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

如何在聽取建議之後活下來——
一無所失或一無所得 —— 下次沈船時該怎麽做

我的觀點是，決策過程中所用到的智慧比書面知識重要得多——不僅僅在實踐層面，也在哲學層面。
其他哲學家在做事的時候，總是以理論指導實踐。亞裏士多德在打算提供實用性建議時，以及幾十年前柏拉圖向統治者（尤其是錫拉庫紮的統治者）宣傳他的治國思想和建議時，都采用了這種方式，但不是效果不佳，就是造成災難。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哲學家之王，最好一開始就成為一個國王，而不是一個哲學家。

塞內加曾這樣描寫過一個過著奢華生活的家夥：“事實上，他負債累累，無論他欠的是另一個人的債，還是命運的債。”

斯多葛學派的情緒強韌法

成功帶來了不對稱性：你現在失去的遠遠多於你得到的。因而，你會顯得脆弱。讓我們回到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故事。對他來說，沒有什麽好消息，只有接二連三的壞消息。當你成為富翁後，失去財富的痛苦要遠超你獲得額外財富的喜悅，於是，你開始生活在持續的情緒威脅下。富有的人容易受財富所累，因為他的財富會控制他，讓他失敗，導致他應激激素中的血清濃度升高，降低他的幽默感，甚至可能導致鼻尖上長出汗毛等諸如此類的不良反應。塞內加認識到，財富會讓我們擔心不利因素，因此，依賴於它會讓我們自己背上沈重的負擔。更糟糕的是，依賴於具體情況（或者說具體情況帶來的情緒），會讓我們成為身外之物的奴隸。

古人非常熟悉這種好與不好的效果、益處與害處之間的不對稱性。我在李維的文字中發現了這樣一句話：“壞事對人的觸動遠大於好事。”李維寫下這句話的時間比塞內加早了半個世紀。古人——主要得益於塞內加的思想引導——遠遠走在了現代哲學家與特裏法特之類決策理論家的前面，後者只是圍繞“風險（或虧損）厭惡”的概念打造他們的理論，而古人的思想則更深邃、更實用，超越了庸俗治療學的範疇。

讓我用現代術語來覆述這一概念。拿你可能失去的更多，得到的更少的情況舉例。如果給你一筆財富（比如1000腓尼基舍客勒）並不能給你帶來很大的利益，但是如果失去同等金額的財富，則會使你感覺受到了更大的傷害，那麽你就處於不對稱之中。這不是一個好的不對稱：因為你變得很脆弱。

塞內加用以對抗這種脆弱性的實用性方法就是，通過心理練習來弱化財產在心目中的地位，這樣，當損失發生時，他就不會受到刺激，這是從外界環境中奪回個人自由的方式。比如，塞內加常在旅行時隨身帶著遭遇沈船的風險時可能會用到的東西，包括一塊可以鋪在地板上睡覺的毯子，因為當時的旅館很少（當然我也需要闡明，由於當時的背景使然，他在旅行中還有一兩個奴隸跟隨左右）。

為了表明這具有多麽明顯的現實意義，下面我將展示我是如何應用這種斯多葛主義奪回對生活隨機性的心理控制力的。我一直討厭受雇於人，討厭依賴別人隨機的意見來工作，尤其是大公司的許多行為都違背了我的道德感。除了8年時間，我一直享受於自雇的狀態。但是，在這之前，在我的最後一份受雇用的工作中，我在找到新的職位前寫了一封辭職信，並把它鎖進抽屜，然後就感覺到一種自由感，盡管我還得上班。同樣的，在做交易員時，我也會做一種類似的精神運動，這種職業充斥著高度的隨機性，給我帶來持續的心理傷害。因此，我就假設每天一大早，最糟糕的事情就已經真實地發生了，那麽剩下的時間我會感覺好受一些。其實，這種把精神調節到應對“最糟情境”狀態的方法比一些心理治療方式更管用，因為它讓我承擔的這類風險的最糟情境是清晰和明確的，其傷害是有限的和已知的。但當一切都很順利時，我們便很難堅持這種淡化式精神訓練法，而此時恰恰是我們最需要這種訓練方法的時候。此外，我偶爾也會按照塞內加的方式，在不舒服的環境中旅行（雖然我不像他還有一兩個奴隸跟隨左右）。

知性的生活關乎如何進行情緒定位，以消除傷害的刺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方法就是淡化你所擁有的東西在你心中的地位，這樣任何損失都不會給你帶來傷痛。世界的波動性也不能給你帶來負面影響。

馴化情緒

這樣看來，斯多葛主義的主旨就是情緒的馴化，而不一定是情緒的消除。它不是要把人類變成植物，而是將他們對情緒的關註轉移到對產生情緒的核心根源的關註上，同時保持對情感的掌控力。在我看來，現代的斯多葛主義踐行者就是能夠將恐懼轉化為謹慎，將痛苦轉化為信息，將錯誤轉化為啟示，將欲望轉變為事業的人。

如何成為主人

塞內加曾說過，財富是聰明人的奴仆，愚笨者的主人。因此，他打破了一點兒斯多葛學派的傳統習慣，即保留了所有有利的因素。在我看來，如果以前的斯多葛主義者聲稱他們寧願貧窮也不願富裕的話，我們就需要對他們的態度表示懷疑，因為這可能只是空談。由於當時大多數人都是窮人，因此他們需要一些說辭來解釋他們的處境（從米利都泰勒斯的故事中，我們就認識到了“酸葡萄”的概念——這種認知遊戲實際上就是讓自己相信，你摘不到的葡萄就是酸的）。塞內加是用行動來表達自己想法的人，我們也不能忽視他保留著所有財富的事實。關鍵是，他表現出愛財富，卻不讓財富傷害他的行為。

塞內加甚至在他的《論恩惠》一書中概述了他的戰略，並用了“簿記”一詞來明確指出，這是一種成本效益分析：“收益的簿記很簡單，先將它們全部計為支出，如果有人歸還了，則確認為利得（我強調這點）；如果無人歸還，那麽我也不認為這是損失，就當是我送給他了。”這是道德式記賬，不過也算是記賬。

這樣，他對命運耍了個花樣：保留好的、剔除壞的；擯棄不利，留住有利。可以說，他自私地將傷害從命運中消除，同時又以非哲學的方式留住了好處。這種成本效益分析不太符合我們對斯多葛學派的了解（研究斯多葛主義的人似乎希望塞內加和其他斯多葛主義者，都像研究斯多葛學派的人一樣思考）。這實際上是一種有利與不利結果的不對稱形式。
其實，這就是最純粹的反脆弱性。

基礎的不對稱性

讓我們用一個規則總結塞內加的不對稱性。

我之前闡述的理念是，財富會讓我們在逆境中損失得更多。如果在命運安排的事件中，你失去的比能夠得到的更多，那麽就形成了一種不對稱，而且是不利的不對稱。這種不對稱非常普遍，讓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給我們帶來脆弱性的。

讓我們回顧一下第1章中提到的郵包：它不喜歡被晃動，也討厭混亂家族的各個成員，因此它是脆弱的（很脆弱，因為它不管遇到什麽事它都會一無所有，因此是非常不對稱的）。而反脆弱性的郵包在搖晃中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最簡單的判斷測試：如果我“一無所失”，我獲得的只有利益，那麽我就是具有反脆弱性的。

脆弱性等於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等於不利因素比有利因素更多，即等於（不利的）不對稱性。
反脆弱性等於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等於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即等於（有利的）不對稱性。

第十一章 千萬別嫁給搖滾明星

杠鈴（或雙峰）策略是一個實現反脆弱性、向三元結構的第三類轉移的方法。一夫一妻制中的妻子通過嫁給會計師再與搖滾明星偷情的方式實現這一轉變。作家如果白天能從事一個與寫作活動無關的閑職，那麽他的作品會寫得更好。

破損的包裹無法恢覆原狀

邁向反脆弱性的第一步就是減少不利因素，而不是增加有利因素；也就是說，通過降低自己暴露於負面“黑天鵝”事件的概率，讓反脆弱性順其自然地發揮作用。

降低脆弱性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一種強制性要求。這聽上去可能顯而易見，但似乎總是被忽略。因為脆弱性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就如同患上絕癥。一個郵包不會在惡劣的環境中破碎之後，又在恢覆適當條件時自我修覆。脆弱性與齒輪不可逆轉的特征類似，其造成的損害也是不可逆的。重要的是采取的路線與事件發生的順序，而不僅僅是目標——科學家們稱其為路徑依賴性。這個特性可以這樣表述：你先動腎結石手術然後再麻醉身體的治療方式，與你先麻醉身體再動手術的治療方式是不同的。你吃飯時先享用咖啡和甜點，最後喝西紅柿湯的感受與以相反的順序進餐的感受也是不一樣的。這種路徑依賴的觀點幫助我們簡化了我們的方法：我們很容易識別脆弱性，並把它置於三元結構的脆弱類中，而不看其潛在的益處，因為破碎的東西將永遠破碎。

這種路徑依賴性帶來的脆弱性往往被商人們忽視，這些習慣於靜態思維的人往往認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產生利潤，而生存和風險控制等是之後或許會考慮的問題。這些商人忽略的是：較之於成功，生存的邏輯優先級別更高。要賺錢，最好先考慮生存問題。

在考慮與速度和增長（也就是任何與運動）相關的概念時如果不考慮脆弱性，那就是毫無意義的空談。請想一下，如果有人想在紐約市以每小時250英裏的速度開車，那他肯定哪兒都去不了，因為這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它的有效速度等於是每小時零英裏。我們需要關註有效的而非名義的速度，這一點顯而易見，但是社會政治話語往往會掩蓋這個基本的問題。

如果某個事物是脆弱性的，那麽它破碎的風險會導致你做的任何旨在改善它或提高其“效率”的工作都變得無關緊要，除非你先降低其破碎的風險。羅馬作家普布裏亞斯·塞勒斯就曾寫過：你無法既倉促又安全地做好任何事情，幾乎沒有一件事情能辦得到。

塞內加的杠鈴

這啟發我們找到了杠鈴式解決方案——對不確定性的所有解決方案，都是以杠鈴的形式呈現的。
杠鈴的意思是什麽？我用杠鈴（一個杠軸，兩端加重，供舉重者使用）來將極端情況分隔開。在我們的語境中，杠鈴策略不一定是對稱的，只是說，它由兩個極端條件組成，中間空無一物。你也可以用更技術性的語言稱其為雙峰策略，因為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模式，而不是單獨的中庸模式。

要了解杠鈴策略和非杠鈴策略的區別，我們還可以想想餐廳的上菜順序，比如它會先上三分熟的有機菲力牛排和色拉（佐以馬爾貝克酒），等你用畢，再上一道芝士蛋糕（加麝香）。飯店絕不會在接受你的訂單後，把蛋糕和牛排切成小塊，扔進發出巨大噪聲的食物打磨器打成泥。要知道，那種“中間路線”就跟這和稀泥的做法沒什麽兩樣。還記得第9章嗎？尼羅一般只與看門人和學者打交道，很少理睬中庸之輩。

在高風險的情況下，與其讓飛機上的所有成員保持“謹慎的樂觀”，或任何其他態度，我寧願機務人員保持最大程度的樂觀，而飛行員保持最大程度的悲觀甚至過度焦慮。

會計師與搖滾明星

生物系統中就充滿了杠鈴策略。以交配方式為例，這種方式我們稱之為90%的會計師加10%的搖滾明星的模式（我只是客觀陳述，而不是縱容這種方式）。動物王國中的一些單配制的物種（包括人類）中，女性往往會嫁給類似會計師，或者從事更無聊職業的男性，比如經濟學家，因為這些男性能夠給她們提供穩定的生活，而作為其雙重戰略的一部分，她們偶爾也會與搖滾明星偷情。這樣，她們控制了自己的不利因素，同時通過配偶外交配的方式為後代獲得了基因優勢，或給自己找了樂子，或者兩者兼得。她們出軌的時點似乎也並非隨機性的，往往與高概率的受孕期對應。我們在所謂的單配制鳥類中看到了這樣的證據：它們很享受這種偷情模式，大約1/10的後代來自其原配之外的異性。這種現象是真實存在的，但解釋它的理論有所不同。進化理論家聲稱，女性既要經濟和社會的穩定，也要為孩子爭取良好的基因。但是，在中庸之輩身上不可能同時具備所有這些美德（能提供優良基因的人可能並不穩定，反之亦然）。為什麽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為什麽不能同時擁有穩定的生活和良好的基因？但也有另一種理論認為，她們就是想要尋歡作樂——或者過一種既穩定又快樂的生活。

回顧一下第2章的內容，要刺激過度反應，就得有一定的傷害和壓力來作為工具。也就是說，讓孩子們玩點兒火，但不要過頭，好讓他們從傷痛中吸取教訓，這是為了他們自己未來的安全考慮。

這也意味著讓人體驗一些（但不是太多）壓力，以喚醒他們的潛力。但同時，他們也需要得到保護，以免受到嚴重危險的傷害——你要忽略小的危險，專註於保護他們免受嚴重傷害，請註意，只需關註嚴重傷害。這種策略可以應用到社會政策、醫療保健和更多的領域。

我們在古人的傳說中也發現了類似的想法：意第緒諺語中就說“做好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情況總能水到渠成”。這句話聽起來平淡無奇，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只要觀察一下就知道，人們往往做最好的打算，而希望僥幸逃脫最壞的結果。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人們反感小的損失，但對非常嚴重的“黑天鵝”風險（他們往往會低估）卻毫無反應，因為他們往往會為小的可能的損失投保，但卻忽略了大的罕見的損失。

遠離黃金中間地帶

現在，讓我們繼續探索杠鈴策略。這世界上有很多中間地帶並非“黃金地帶”，因此完全適用杠鈴策略（最大限度的安全加上最大限度的投機）。

讓我們以文學作家為例，這是所有職業中最無法妥協的、最具投機性的、要求最高、風險最大的職業。法國文學作家和其他歐洲文學作家都有一個傳統，就是謀一份閑職，比如最無職業壓力的公務員，不需要動多少腦筋，但工作很穩定，這種低風險的工作在你離開辦公室之後就不會再想起，所以下班後，這些作家就利用業余時間寫作，根據自己的標準寫任何他們想寫的東西。法國作家中，學者的人數非常少。而美國作家則不同，他們往往都從事媒體或學術工作，這使得他們受制於系統，也破壞了他們的寫作靈感，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還生活在持續的焦慮和壓力下，這確實嚴重地干擾了他們的靈魂。美國作家寫的每一行文字都是按照別人的標準，就如妓女一樣，抹殺了內心深處真實的感受。而另一方面，從事閑職兼寫作則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模式，僅次於享有經濟上的獨立性，甚至比享有經濟上的獨立性更強。例如，偉大的法國詩人保羅·克洛岱爾、聖瓊·佩斯和小說家司湯達都是外交官；許多英國作家都是公務員，特羅洛普是郵遞員，卡夫卡受雇於保險公司。更有趣的是，斯賓諾莎是鏡頭制造商，因而他的哲學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學術思想的侵蝕。當我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時，我就認為從事真正的文學或哲學職業的自然方式，就是像我的許多家庭成員一樣，以懶散的、愉快的、要求不高的外交家為職業。奧斯曼帝國的傳統是啟用東正教徒作為使者或大使，甚至外交部部長，這個傳統一直為黎凡特地區所保留（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就曾擔任外交部部長），只不過後來勢頭轉變，開始對基督教少數派不利了。我則成了一個交易員，但也能在空余時間裏從事寫作，讀者可以看到，我寫作完全按自己的意願。杠鈴式商人–學者模式是很理想的，從下午三四點我離開辦公室到第二天上班的這段時間，我都會將白天的工作拋諸腦後，完全自由地從事我認為最有價值和最有趣的工作。而當我試圖成為一個學者時，我卻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囚犯，被迫服從別人的那種不嚴謹的、自我宣傳的計劃。

職業也是可以分階段的：先做非常安全的工作，隨後從事投機性較強的工作。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為自己找了一份非常安全的工作——圖書編輯，他也被認為是一名非常優秀的編輯人員。然後，在工作了10年之後，他離職從事一個投機性很強、風險很高的職業。這也是切切實實的杠鈴模式：如果他投機失敗，或無法實現預期的滿意度，他完全可以回歸老本行。這就是塞內加選擇做的：他起先過著非常活躍的、充滿冒險的生活，隨後哲學式地隱退，開始寫作和冥想，而不是從事混合這兩種工作的“中間”模式的工作。許多像蒙田一樣從“行動者”變成“思想家”的人，也采取了這種階段性的杠鈴模式：先是埋頭行動，隨後埋頭思考。

如果我不得不上班的話，我認為最可取的（痛苦也較少的）就是高強度地工作一段非常短的時間，然後什麽都不做（假設什麽都不做，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什麽都不做），直到我完全恢覆，並期待重來一次，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樣從事那種低強度、無休止、缺乏睡眠保證的、乏味的工作。主菜和甜點還是需要分開的。

事實上，喬治·西姆農，這位20世紀最多產的作家之一，一年只有60天的時間用來寫作，其余300天則“什麽都不做”。但是，他出版的小說超過200本。

馴服不確定性

我們將會在本書的剩余章節中看到，很多的杠鈴策略都具有同樣的不對稱性，在風險面前，它們會給我們帶來同樣的保護，並幫助我們利用反脆弱性。它們看起來非常相似。

讓我們選取一些事例來管中窺豹。在個人風險方面，你很容易通過消除任何領域的致命性風險而將自己置於杠鈴結構之中。我個人就對某些風險非常謹慎，同時在其他的風險上又非常冒進。我的規律是：不吸煙、不吃糖（尤其是果糖）、不騎摩托車，不在城市以外的地方騎自行車——或者更廣泛地說，不在沒有交通的區域，如撒哈拉大沙漠裏騎車，不與東歐的黑社會有瓜葛，不上一架不是專業飛行員（除非有副駕駛）開的飛機。但除了這些之外，我可以承擔各種形式的職業和個人風險，尤其是那些不會給我帶來任何終極傷害的風險。

社會政策往往保護弱勢群體，同時讓強者各盡其職，而不會幫助中間階層鞏固其特權，因為這樣會阻礙進化，造成各種經濟問題，最終還會給窮人帶來最大的傷害。

在英國成為一個官僚國家之前，它呈現出一種兩極分化的杠鈴結構，一端是冒險家（從經濟上和物質上而言），另一端是貴族。貴族除了保持某種謹慎的態度，其實沒有扮演重大的角色，而冒險家則各國間遊走，尋找貿易機會，或待在國內修補機器。但是，現在的倫敦則一律由追逐獎金的資產階級精英組成。

我的寫作方法如下：一方面，我寫任何人都能讀懂的散文，另一方面，我寫技術性論文，不會寫介於兩者之間的文章，如記者訪談、報紙文章、署名評論等非出版社要求的文章。

讀者可能還記得我在第2章中，提到的訓練模式：練習舉起你能承受的最大重量，隨後什麽都不做，這與健身房中許多人以較低強度鍛煉很長時間的模式很不相同。我所說的訓練模式，輔以毫不費力的長時間散步，構成了鍛煉的杠鈴模式。

更多的杠鈴策略：做一些瘋狂的事情（偶爾砸壞家具），就像希臘人在飲酒討論會進行至後半場時所表現的那樣，而在更大的決策上保持“理智”。閱讀無用的娛樂雜志，以及經典書籍或覆雜的著作，但不要讀平庸的書籍。與大學生、出租車司機和園丁，或最優秀的學者交流，但不要和庸庸碌碌但野心不小的學者交流。如果你不喜歡某個人，要麽隨他去，要麽擊垮他，不要只是停留於口頭攻擊。

第四卷 可選擇性、技術與反脆弱性的智慧

目的論謬誤

我們在此所說的目的論謬誤，是指你有個錯覺，以為自己確切地知道將來的方向，在過去也確切地知道自己將來的方向，其他人過去所取得的成功也源於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向。

一個理性的漫遊者與觀光客不同，他在旅途的每一步都可能導致他修改日程安排，這樣他就可以根據新的信息制訂計劃，就像尼羅在旅途中所嘗試練習的就是依靠嗅覺的引領。如果根據新的信息，該計劃不再有效，那麽漫遊者也不會固守原有的計劃。觀光客，不管是真正的還是比喻意義上的觀光客，無不抱有目的論錯覺；他們假定願景的完整性，並將其鎖入一個難以修訂的計劃，而漫遊者卻會持續，最關鍵的是，合理地根據他獲得的信息修訂他的目標。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警告：無論在生活還是事業中，漫遊者的機會主義都是很管用的——但這不包括私人生活和涉及其他人的事務。在人際關系中，與機會主義相反的是忠誠，一種高尚的情操——但這需要人們在正確的地方進行足夠的投資，也就是長期致力於維護人際關系和道義。

你可能認為，你確切地知道自己要去往哪裏，並認為你今天會知道你明天的偏好。這個謬誤還有一個關聯謬誤，即你認為其他人也知道他們要去往哪裏，如果問他們，他們一定會告訴你他們想要的是什麽。

千萬不要問別人：他們想要什麽，或者他們想去哪裏，或者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去哪裏，最糟糕的情況是，他們認為明天會渴望什麽。那位電腦創業者史蒂夫·喬布斯的力量正是在於不信任市場研究和焦點小組——這些都基於問人們他們想要什麽——而是跟隨自己的想象。他的理念是，人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麽，直到你提供給他們。
一個人如果能夠改變一種行動，那表示他有改變的選擇權。選擇權——以及可選擇性，即選擇權的特征——是第四卷的主題。可選擇性可以帶我們去很多地方，從根本來說，選擇權能讓你具備反脆弱性，它幫助你從不確定性的積極面中受益，同時也不會因其消極面而經受嚴重的傷害。

美國的主要資產

正是可選擇性促進了事物的運作和成長，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這一點。很多人痛惜美國正規教育的水平之低（比如以數學成績來衡量的話）。然而，這些人沒有意識到，許多創新都是在這裏誕生，而被其他地方所模仿的。但這些並不歸功於大學，大學所獲得的讚美遠多於它們實際的貢獻。

與工業革命中的英國一樣，美國的資產很簡單，就是在冒險和運用可選擇性方面，這是一種卓越的能力，即參與到合理的試錯活動中，失敗了也不覺得恥辱，而是重新來過，再次失敗，再次重來。而現代日本則恰好相反，失敗給人帶來恥辱，導致人們想方設法地隱藏風險，不管是金融風險還是核電風險；創造很小的收益，卻要坐在火藥桶上，這種態度與他們尊敬失敗英雄的傳統，以及雖敗猶榮的觀念，形成了奇怪的對比。

第四卷將根據這一思路自然地得出結論，並將用證據證明（從中世紀的建築、醫學到工程和創新），也許我們最大的資產就是我們最不信任的東西：某些風險承受系統的內置反脆弱性。

第十二章 泰勒斯的甜葡萄

泰勒斯是一位哲學家，來自小亞細亞半島的沿海城市米利都，一位講希臘語的腓尼基裔愛奧尼亞人。與某些哲學家一樣，他喜歡自己從事的工作。米利都是一個重要的貿易港，這種重商主義精神通常歸功於在這裏定居的腓尼基人。但是，泰勒斯作為一名哲學家則是典型的囊中羞澀。他聽膩了生意夥伴諷刺他所說的“有能力的人從商，其他人研究哲學”的話，於是就做了一件驚人的事：他支付了一筆首付款，以很低的租金租用了米利都和希俄斯附近的所有橄欖油壓榨機的季節性使用權。當年橄欖大獲豐收，對橄欖油壓榨機的需求大幅增加，他讓壓榨機所有者按照他開出的條件轉租機器，從中大賺一筆。隨後，泰勒斯又回到了哲學的世界中。

泰勒斯的收入或許不足以讓他成為巨富，但足以向別人、也向他自己證明一點——他想做就能做到，而且他真正地將財富拋諸腦後，不受財富的限制。這筆財富足以讓你獲得財富所帶來的大部分優勢（最重要的優勢之一就是獨立性，以及只關註於你所感興趣的事情），但卻不受其副作用帶來的影響，比如不必參加穿正裝的慈善活動，不必被迫聽別人對大理石改造房屋的禮節性描述。財富最糟糕的副作用，就是它給受害者帶來的社會關系，因為住大房子的人往往會與其他住大房子的人交往。除了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富裕和獨立，紳士們往往不再風度翩翩，他們的談話也變得越來越無趣。

泰勒斯的故事有許多寓意，且都與不對稱性（以及反脆弱性回報的構成）相關。最普遍的寓意可以用亞裏士多德的敘述來表達：“雖然仍是冬天，但他根據自己的天文學知識觀察到，第二年一定是橄欖作物的豐收年……”因此，對於亞裏士多德來說，原因顯然在於泰勒斯的淵博知識。

真的是因為淵博的知識嗎？

事實上，泰勒斯是利用了自己對某種知識的缺乏，也就是不對稱性的神秘特征。這個不對稱性的關鍵恰恰在於，他並不需要了解太多的天文學知識。
其實他只是很簡單地和別人簽訂了一份合同，這份合同就是以不對稱性為原型的，它也許是你能找到的唯一純粹的顯性不對稱性。事實上，這是一份期權合同，買方“有權利但沒有義務”，而賣方則是“有義務而沒有權利”。在橄欖油壓榨機的使用需求激增的情況下，泰勒斯有權利——但沒有義務——使用機器，而賣方則負有提供機器的義務，但沒有其他權利。泰勒斯為這一特權付出很小的代價，損失有限，而獲益可能很大。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有記錄的期權。

期權就是反脆弱性的一種代表。

選擇權與不對稱性

橄欖油壓榨機的故事比塞內加在他的象牙材質桌腿支撐的桌子上寫作早了600多年，也比亞裏士多德的時代早了300年。

第10章中的公式是：反脆弱性等於獲得的比失去的更多，等於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即等於（有利的）不對稱性，也等於偏好波動性。如果決策正確所得到的利益大於決策錯誤所受到的傷害，那麽從長遠來看，你就將從波動性中受益（反之亦然）。只有當你一再為購買期權支付太多錢時，你才會受損。但是，在泰勒斯的故事中，他顯然做了一筆好買賣——但我們將在第四卷余下的部分中看到，我們不需要為自然和技術創新帶給我們的期權埋單。金融期權可能是昂貴的，因為人們知道這是期權，有人出售期權並收取費用，但大多數有趣的期權卻是免費的，或者至少價格是便宜的。

最重要的是，當我們知道自己以便宜的價格買入——當不對稱性對我們有利時，我們不需要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進一步引申：當我們有一定的優勢時，我們並不需要完全了解某一事物。可選擇性帶來的優勢就是當你正確時，你會獲得更大的收益，這使你不必每次都正確。

變得無知

如果你有“可選擇性”，那麽你就不太需要智力、知識、洞見、技巧，或者那些在腦細胞中發生的覆雜事情。因為你不必每次都正確。你所需要的只是不做不明智的事情，以免傷害自己（比如忽略某些事情），隨後就能在有利的結果發生後樂享收益了。（關鍵是你的評估並不需要預先進行，只要在結果發生後進行即可。）

這個屬性允許我們變得無知，或者說，允許我們獲得比知識所能帶給我們的更多的收益。我稱之為煉金石，或者“凸性偏差”，這是詹森不等式的數學屬性產生的結果。其中的機制我們將在第五卷用技術性內容加以闡述，但現在請你記住，進化可以產生令人驚訝的覆雜而精密的事物，無須智慧，只需要可選擇性和某些自然選擇過濾機制，再加上接下來要探討的隨機性即可。

史蒂夫·喬布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所表達的這個觀點：“求知若渴，虛心若愚。”喬布斯的意思大概是：“在瘋狂之余保持理性，在看到有利機遇時及時抓住。”任何試錯都可以被視為一種選擇權，只要你能夠識別有利的結果並利用它就可以了。

理性

具體來說，我們可以這樣描述選擇權：

選擇權=不對稱性+理性

理性就是你知道要保留好的，拋棄壞的，知道如何獲取利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大自然，它有一個過濾機制來保留優質嬰兒、摒棄缺陷嬰兒。反脆弱性和脆弱性之間的區別就在於此。脆弱的事物沒有選擇權，而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需要選擇最好的，即做出最佳選擇。

選擇權往往會隱藏在我們不希望它隱藏的地方。我想再說一遍，選擇權不僅受益於可變性，也會從小成本的錯誤中受益。因此這些錯誤就類似選擇權——從長遠來看，幸運的話，錯誤會帶來收益；不幸的話，錯誤會帶來損失。

下一步

讓我總結一下。在第10章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塞內加的觀點中嵌入的基本不對稱性：有利因素超過不利因素。本章將進一步細化這一觀點，並通過選擇權的形式呈現這種不對稱性，因為選擇權賦予人獲取有利因素而不受不利因素影響的機會。選擇權就是反脆弱性的武器。

本章和第四卷的另一觀點是，選擇權可以替換知識，其實我不太明白什麽叫作貧瘠的知識，因為人的知識必然是模糊和貧瘠的。所以，我做了一個大膽的推論（我將在接下來的幾章提供有說服力的論據），即我們以為靠我們的技能成就的許多東西其實大多來自選擇權，而且是被妥善運用的選擇權，很像泰勒斯的案例，也很像自然選擇的情況，而不能歸功於我們自認為掌握的知識。

這其中的含義絕不平凡。如果你認為是教育為你帶來了財富，而不認為教育是財富的結果，或者認為明智的行為和發現是明智的思想的結果，那麽你一定會大吃一驚。讓我們來看看這是一種什麽樣的驚奇。

我認為富裕（不僅僅實現財務獨立）的主要好處是能夠鄙視有錢的人（也就是那些聚集在眩目的滑雪勝地的人），而不是出於酸葡萄心態才這麽做。事實上，如果這些人不知道你比他們更有錢，那你的心態就更甜蜜了。

第十三章 教鳥兒如何飛行

人類缺乏想象力，甚至不知道明天的重要事情到底會是什麽。我們使用隨機性來幫助我們一點點地發現新事物——這就是反脆弱性如此必要的原因。

正所謂偉大的天才只是找尋到了前輩的足跡，實用性的創新只是踐行了祖輩的理論。

發現和應用的過程中總有一些事情是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完成的，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進化。我們受制於或小（或大）的意外變化，這種意外性比我們承認的更多。我們常常說大話，但幾乎沒有任何想象力，除了少數富有遠見的人似乎意識到了可選擇性的存在。我們需要一定的隨機性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再加上雙倍的反脆弱性。隨機性在兩個層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發明層面和應用層面。第一個層面並不令人驚訝，雖然我們常常會小看機會的作用，特別是我們自己在發現問題時。

但我花了畢生時間探索應用層面：應用並不一定能緊跟發明，它也需要視運氣和情況而定。醫學史上就充斥著一些奇怪的序列，一種治療方法出現之後很久才被實際應用——就好像這兩者是完全獨立的事情，後者比前者還要困難，並且是困難得多。把某樣東西推上市場，需要與眾多事情抗爭。唱反調的人、管理人員、徒有虛名的人、形式主義者、無數瑣碎的細節，這些就足以將你淹沒，更何況在這些情況下你自己往往也會泄氣。換句話說，你得識別你是否掌握了選擇權（我們再次犯了無視選擇權的毛病）。這時，你所需要的就是有足夠的智慧認識到你手上掌握的是什麽。

半發明狀態。有一類東西我們可以稱為處於半發明狀態，從半發明到發明往往要實現真正的突破。有時候，你需要一個富有遠見的人來探索一項發現的用途，這個願景可能只有他能找到。以電腦鼠標，或所謂的圖形界面為例——多虧了史蒂夫·喬布斯，這些才應用到了你的台式電腦和筆記本電腦上——只有他心懷人機交互的願景，隨後又將聲音加入進來。正如喬布斯所說，這些事情“就在那裏盯著我們。”

另外，最簡單的“技術”，或者甚至不是技術，只是一些工具，如輪子，卻似乎推動了整個世界的發展。盡管我們這麽讚譽它們，但我們所說的這些技術卻有非常高的死亡率，我將在第20章詳述。試想，在過去3 000年的時間內，或者更早，從希克索斯人發明攻擊武器，西羅繪制設計圖紙以來，人類設計的所有交通工具中，個人交通工具僅限於自行車和汽車（以及兩者之間的幾個變種）。即使在此期間，技術的發展也是時進時退的，總體趨勢是更自然和更強韌的取代了技術性的。在阿拉伯人入侵，並在黎凡特推廣使用駱駝之後，誕生於中東的輪子就消失了，居民認為駱駝更強壯，從長遠來看也比輪子這一脆弱的技術更有效。此外，一個人可以控制6只駱駝，但卻只能駕馭一輛馬車，這種反技術發展的趨勢從經濟上說也更加合理。

再談少即是多

當我凝視一個陶瓷咖啡杯時，我意識到脆弱性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定義，由此帶出一個非常簡單和實用的啟發法：一項發現越是簡單和明顯，我們就越不容易通過覆雜的方法將其弄明白。最關鍵的是，我們只能通過實踐來揭示其意義。我感覺滾輪旅行箱就是對我們最大的嘲諷。有多少類似的簡單、平凡的啟發法正在那兒看著我們和嘲笑我們？

政府和大學在推動創新和發現方面的貢獻非常少，原因除了令他們盲目的理性主義外，他們還總喜歡尋找覆雜的、聳人聽聞的、有新聞價值的、有故事性的、科學主義的和宏偉的東西，卻很少關註旅行箱的輪子。我意識到，簡單很難給人戴上桂冠。

蘇聯–哈佛鳥類學系

讓我們來看看兩種類型的知識。第一類不完全是“知識”，其模糊的特性讓我們很難將其與嚴格定義的知識聯系起來。這是一種我們無法用明確和直接的語言表達的做事方式——有時我們稱其為否定法——但是，我們卻切切實實地身體力行，而且做得很好。第二類更像我們平常所說的“知識”，它是你在學校裏學會的東西，是你用來獲得分數的東西，可以寫成文章、可以解釋、可以做學術、可以理性化、可以形式化、可以理論化、可以蘇聯化、可以官僚化、可以哈佛化，也是可以證明的。

天真理性主義的錯誤導致我們高估了第二類知識，即學術知識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和必要性，同時也低估了無法成文的、更覆雜、更直覺式的或更依賴於經驗的那類知識。

事實上，那些可以解釋的知識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這一點兒都不好笑。我們找不到任何證據來反駁這一點。

我們很可能認為，技能和想法都來自於書籍、思想和推理，殊不知，它們實際上是通過反脆弱性的實踐方法獲得的，或者是自然產生的（通過我們與生俱來的生物本能知道的）。我們無視這一點，我們腦中的一些概念讓我們在這一點上受騙了。讓我們來看看下文。

我最近查了技術的定義。大多數課本將其定義為科學知識在實際項目中的應用，這讓我們相信，知識主要或完全是從高高在上的“科學”（以一群姓名前面帶有頭銜的教士般的群體為中心組成）流向下層的實踐（由缺乏知識成就，無法躋身那群牧師式的人物中去的不學無術者執行）。

因此，在文庫中，知識的產生流程被描述為：基礎研究產生出科學知識，繼而又產生技術，後者進入實際應用，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和產生其他看似有趣的事務。“投資”基礎研究帶來的回報將被用以更多的投資基礎研究，公民們將會逐漸富裕，並享受知識帶來的福利，比如沃爾沃汽車、滑雪度假、地中海美食，以及在群山迤邐、維護良好的國家公園中展開漫長的夏季徒步旅行。

這就是根據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命名的所謂的“培根線性模型”，我更習慣用科學家特倫斯·基利為該模型編制的表達式（最重要的是，這位科學家作為一名生物化學家，是一位實踐型科學家，而不是科學史學家）：

學術→應用科學與技術→實踐

雖然這種模式在某些非常狹窄（但被高調宣傳）的領域內十分明顯，比如原子彈制造。但據我觀察，在大多數領域內，我們看到的正好相反。或者，至少這種模式並不一定正確，更令人震驚的是，我們沒有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它是正確的。可能學術確實有助於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反過來又推動了實踐，但卻是以無意識的、非技術的方式進行的，我們將在下文詳述（換句話說，所謂的定向研究很可能是一種假象）。

讓我們回到鳥類的比喻。想想下面這件事有沒有可能發生：一群如僧侶般神聖的人（來自哈佛或類似的地方）給鳥類上課，教它們如何飛翔。試想一下，一群60多歲身穿黑色長袍的禿頂男人，說著英語，滿口專業術語，寫下很多方程式。鳥兒果然飛了起來。完美的證明！這些衛道士趕忙沖回鳥類學系去著書寫報告，說明這只鳥是聽了他們的話飛起來的。一個無可辯駁的因果關系推論。哈佛鳥類學系成為鳥兒飛行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它會得到政府為其貢獻所撥的研究經費。

數學 → 鳥類飛翔和羽翼扇動技術 → （忘恩負義的）鳥類會飛

但鳥類卻寫不出這樣的論文和書籍，因為它們只是鳥類，所以我們沒法得到它們的證詞。同時，這些“教士”還向根本不了解哈佛開設鳥類飛翔課程之前的狀況的新一代人類推廣他們的理論。如此一來，沒有人討論鳥類不需要這種課程也能飛行的可能性，也沒有人有任何動力觀察，有多少鳥兒在飛行時並不需要這些偉大的科學機構的幫助。

上述的內容雖然看上去很可笑，但問題是，換個領域會讓它看起來合情合理。很顯然，我們從來不認為鳥類學會飛行得歸功於鳥類學家的成果，如果有人確實持有這種觀點，那他們也很難說服鳥兒相信。但為什麽當我們把這裏的“鳥兒”替換為“人類”，說人類之所以會做事是學者授課的結果，你卻覺得沒問題呢？一旦和人類扯上關系，事情立刻變得令人困惑了。

所以，這種錯覺日益蔓延，政府撥款、稅收、華盛頓逐漸膨脹的官僚機構都加入到幫助鳥兒飛得更高的活動中。而當人們開始削減這項資金時，問題來了，一連串殺害鳥類（因為沒有幫助它們飛行）的指控接踵而至。

意第緒曾說過：“學生很聰明，受稱讚的卻是老師。”這些有關貢獻的錯覺大多來自於證實謬誤：歷史屬於那些會寫歷史的人（不論是贏家或輸家），這一事實已然可悲，但更糟糕的是，寫這些文字的人雖會提供證實事實（也就是行得通的事情），卻沒有呈現一個完整的畫面告訴我們哪些事實行得通、哪些事實行不通，由此讓我們形成了第二種偏見。比如，定向研究會告訴你哪些項目依靠資金資助成功了（如艾滋病治療藥物或一些現代藥物的研制），但不會告訴你哪些項目不成功，所以你會形成基金資助項目比隨機項目更有成效的印象。

當然，醫源性損傷也是不可能出現在這種討論中的。不會有人告訴你，教育在哪些方面給你帶來了傷害。

所以，我們對可能的替代流程或者該流程的作用視而不見，即無視以下循環：

隨機自由摸索（反脆弱性）→啟發法（技術）→ 實踐與實習（反脆弱性）→啟發法（技術）→實踐與實習……

與上述循環並列的還有一個循環：

實踐→學術理論→學術理論→學術理論→學術理論…… 當然有一些例外，一些意外的遺漏，但這其實少之又少，並被過度宣傳、過度推廣

現在，最重要的是，通過觀察哈佛開設飛行課程和鳥類研究課程之前的情況，人們可以洞察到所謂的培根模式中的這一騙局。這是我在從波動性的踐行者轉為研究者的過程中無意發現的（這確實是意外），多虧了一些事件的幸運轉折。但在此之前，讓我來解釋一下副現象和教育的方向。

副現象

蘇聯–哈佛派謬見（給鳥類開設飛行課，並相信這些課程正是這些鳥類具備精湛的飛行技能的原因）屬於一種被稱為副現象的因果錯覺。這種錯覺是什麽？當你站在船上的駕駛台或者艦長室裏，面前放著一個大羅盤時，你很容易形成一種印象，以為羅盤在指引船只行進的方向，而不僅僅是反映船只前進的方向。

給鳥類上飛行課的效應就是相信副現象的例子：我們看到富裕和發達國家的學術研究水平很高，這讓我們不加批判地認為，研究能創造財富。在一個副現象中，當你看到A時通常都會看到B，所以你很可能認為，是A引起了B，或B導致了A，這取決於文化架構或者當地記者認為哪種解釋更合理。

我們很少有這樣的錯覺，即看到男生大多留短發就認為頭發的長度決定性別，或者戴上領帶就能成為一名商人。但是，我們卻很容易陷入其他的副現象，特別是當一個人被淹沒在新聞驅動的文化中時。

人們很容易掉進這個陷阱：副現象引發社會行為，事後又為行為尋找合理化的解釋。獨裁者——就像一國政府——會覺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其他的替代方案我們不容易看見，或者被特殊利益集團隱藏起來了。例如，美聯儲會給經濟帶來巨大破壞，但人們仍舊確信它的有效性。人們害怕替代方案。同樣的，在醫源性損傷極度泛濫的年代，醫療仍被視為不可或缺。

貪婪是罪魁禍首

每當經濟危機發生時，貪婪很容易被當作罪魁禍首，這留給我們一個印象，即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並將它從生活中連根拔出，那麽經濟危機就會被消滅了。此外，我們傾向於認為貪婪是新生事物，因為那些肆虐全球的經濟危機是新近發生的。始於2007~2008年的危機被解釋為“貪婪”的產物，而不是源自系統的脆弱性，這讓我們一廂情願（再次）地做起了消除貪婪的烏托邦之夢。這是一個副現象：貪婪比系統的脆弱性更古老。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有貪婪存在。維吉爾口中“對黃金的貪婪”以及“貪婪是邪惡的根源”（源自拉丁版的《聖經·新約》）都是20個世紀以前的說法了，我們知道貪婪的問題已經延續了多個世紀，盡管我們在之後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政治體制，卻一直找不到解決良方。將近一個世紀之前出版的特羅洛普的小說《我們的生活方式》中對貪婪之風覆蘇的抱怨，與1988年我聽到的有人對“貪婪的年代”的痛斥，以及2008年有人對“貪婪的資本主義”的聲討如出一轍。貪婪總是以驚人的規律性反覆被人視為新的與能夠治愈的東西。消滅貪欲不過是一個類似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的方法；我們很難改變人類，所以應該建立一個抗貪婪的系統，但卻沒有人想到這個簡單的解決方案。

揭穿副現象的真面目

通過觀察事件的先後順序，看看某件事是否總是發生在另一件事之前，我們往往就可以從文化話語和意識中挖掘出副現象。

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重要區別恰恰在於對事件順序的洞察，並在記憶中保留那種順序。如果生活是向前的，而記憶是往後的，那麽，正如叔本華觀察到的，書籍會加劇這種效果——我們自己的記憶力、學習能力和本能都有內含的順序。毫無親身經歷的人站在今天的時點上回顧過去，往往會在因果關系上產生錯覺，主要是打亂了事件本身的順序。在現實生活中，盡管存在很多的偏見，但不會出現像歷史記錄中那麽多的顛倒和扭曲。不堪的歷史，充滿了謊言，充滿了偏見！

我們來看一個揭穿因果把戲的例子：我還沒有去世，但已經可以預見到有人會對我的作品大肆扭曲。將來的作家讀了我的書，會先推導我的觀念的出處，並據此發展出自己的理論，就好像人人都要先讀書，然後才會有想法，卻不曾想過，或許應該反過來的；人們會努力尋找支持其想法的書籍來看。因此，一名叫作阿納托爾·卡裏茲基的記者在我2001年出版的書《隨機漫步的傻瓜》中看到了伯努瓦·曼德布羅特對我的影響，雖然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曼德布羅特是誰。道理很簡單：他看到我們的思想在某個領域的相似性，並根據我們的年齡大小，立刻得出了錯誤的推論。他沒有考慮到，志同道合往往是交朋友的前提，知識上的相似會拉近兩人的關系，而不能反過來說。這讓我非常懷疑在文化歷史書中常常讀到的師生關系：所有被稱為我的學生的人，都僅僅只是因為我們志趣相投而已。

想想看各國的旅遊宣傳冊：你完全可以預期，呈現給你的圖片會比你實際看到的好看得多。其偏差或差距（當然由於常識，人們會自行修正這一誤差）可以這樣來衡量：旅遊手冊上展示的國家，減去你親眼所見的這個國家。這種偏差或小或大。我們對商業產品也會做出這樣的修正，不會過分信任廣告。

但在科學、醫學和數學領域，我們卻不修正這樣的偏差，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也並不關註醫源性損傷。在某些地方，我們被覆雜性欺騙了。

在研究機構的報告中，人們可以有選擇地報告能證實其想法的事實，而不會透露與其想法相悖或者無法證明其想法的事實。正因為如此，人們對科學的認識才會被誤導而相信高度概念化的、脆弱的、純化的哈佛方法。而統計研究往往因受這些片面性的影響而失真。這是我們應該相信證偽理論而非證實謬誤的另一個原因。

因此，像政治家一樣，學術界也會堂而皇之地告訴我們，他們為我們做了什麽，而不會告訴我們，他們沒做什麽，從而顯示出他們的方法是多麽的不可缺少。這種事情發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交易商會向你炫耀他們的成功，這樣人們就會相信他們有多聰明，而不會去探究他們隱藏起來的失敗。

第十四章 當兩件事不是“同一回事”時

如果一個人相信大學知識能產生經濟財富，那麽這確實是一個合理的投資。但是，這一信念更多地來自迷信，而非經驗主義。還記得第5章中有關瑞士的故事嗎？這是一個正規教育水平很低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之所以感到反目是不是因為感覺這些政府的錢花得不得其所——它們被騙取了資源，一部分錢落入了西方大學行政管理者的口袋。這些政府的財富來自石油，而非來自行業知識，所以我敢肯定，它們在教育上的支出將毫無效果，只是在進行資源的大規模轉移（或者應該說是強迫它們的公民靠大自然賺錢，從而傷害了反脆弱性）。

壓力在哪裏？

阿布紮比模式中似乎缺少某種東西，我們從中看不到壓力。

在對干預主義的討論中，我們看到某些系統是如何在缺乏壓力的情況下被削弱，而在遭受壓力時變得更為強壯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人體。我們必須回到古代才能找到能概括這一發展原則的有智慧的人——現代人總是有嚴重的智慧領悟障礙。回想一下塞內加和奧維德的話，他們認為，精明源於需要，成功則來自困難。事實上，源於中世紀的很多類似的話已經融入我們的日常用語中，比如“需要是發明之母”（選自伊拉茲馬斯的書）。但是，最經典的格言還是來自於公元前一世紀的羅馬作家著名格言大師普布裏亞斯·塞勒斯的格言：“貧困帶給人經驗。”這一表達和理念出現在眾多經典作家的著作裏，包括歐裏庇得斯、偽忒俄克裏托斯、普勞圖斯、阿普利烏斯、芝諾比厄斯、尤維納利斯，當然，現在它被稱為“創傷後成長”。

我在阿布紮比看到，古老的智慧和正好相反的情況同時在運作。我在黎凡特的故鄉阿密歐村在戰爭期間遭到洗劫，居民被迫背井離鄉，流亡到世界各地。25年後，這裏重新煥發活力，以驚人的速度恢覆往日的繁華：我的房子在戰爭中被炸毀，但新修建的房子面積比以前更大。我的父親在向我展示了在鄉間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小別墅，並表示了他對這些新貴們的不滿後，平靜地告訴我：“你也一樣，如果你一直住在這裏，現在也會成為海灘邊遊手好閑的人，阿密歐的人只有在動蕩的日子中才能成就自己。”這就是反脆弱性。

為了學習而學習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表明因果箭頭方向的證據，也就是說，看看靠課堂授課而增長的知識是否能夠帶來經濟繁榮。嚴謹的實證調查顯示——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蘭特·普裏切特，以及後來的一位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沒有證據表明提高教育的整體水平就能夠提高國家的收入水平。但我們知道，反過來說這句話倒是真的，即財富的積累推動了教育的發展——這不是一種錯覺。我們並不需要借助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們僅坐在扶手椅上就可以推斷出這個結論。讓我們弄清楚箭頭的方向：

教育 → 財富和經濟增長
或者，
財富和經濟增長 → 教育

證據很容易檢驗，它們就在我們眼前。只要看看既富裕，教育水平又達到一定程度的國家中，哪一個條件在另一個條件之前即可。以流氓經濟學家張夏準強而有力的“少即是多”式的論點為例。1960年，中國台灣的識字率比菲律賓要低得多，人均收入也只有後者的1/2；而今，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後者的10倍。同期，韓國的識字率要比阿根廷低得多（後者是世界上識字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人均收入是後者的約1/5；而今，前者人均收入是後者的3倍之多。此外，在同一時期，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顯著地提高了識字率，但生活水平卻不斷下降。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普裏切特的研究非常全面），但我不知道為什麽沒有人意識到這個簡單的真理，為什麽會被隨機性效應所愚弄：將僅僅存在相關關系的事物視為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從富有國家受教育水平高的現象就立刻推斷教育會使一個國家繁榮，甚至不去檢驗一下這個觀點。這裏又牽扯副現象的問題。（這種錯誤的推理有點兒一廂情願的味道，因為教育被認為是“好事”；我不懂為什麽人們不將國家的繁榮與一些“壞事”（比如頹廢）之間作副現象的聯想，並從中推導出頹廢或者其他財富病，比如高自殺率，也會產生財富。）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教育對個人來說是沒有用的：教育可以為我們的職業生涯帶來有用的文憑，但這種效果在國家層面上將被沖淡。教育可以穩定家庭各代人的收入。一個商人賺了錢，那麽他的孩子可以上巴黎大學，成為醫生和法官。家庭之所以能維持財富，是因為文憑幫助家庭成員在祖輩的財富耗盡後還能長久地處於中產階層。但是，這些影響對國家並不起作用。
很多人僅僅根據沒有先進的知識很難想象微軟或英國航空航天公司會存在，就推導出教育水平更高將帶來更多財富的觀點。艾莉森·伍爾夫批駁了其中的邏輯。“這種讓政治家和評論員如此著迷的簡單的單向關系——投資教育就能促進經濟增長——根本不存在。此外，教育部門越大越覆雜，並且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也越不明顯。”與普裏切特類似，伍爾夫觀察了埃及等國家的情況，並展示了為什麽教育水平的巨大飛躍並沒有轉化為受人矚目的GDP增長，從而使國家在國力排行榜上顯得重要一些。

這種說法並不是反對為降低人民的分配不均，讓窮人有機會接觸優秀的文學作品，閱讀狄更斯、雨果或朱利安·格拉克，或在貧窮國家中提高婦女的平等、自由等崇高目標，而采用政府資助教育的政策。但是，我們不應該在這些事情上以“促進增長”或“財富”為借口。

有一次，我在一個聚會（聚會真是一個體現可選擇性的好地方）上遇到了艾莉森·沃爾夫。當我讓她向其他人解釋資助正規教育的效果並不明顯的證據後，有一個人對我們的懷疑論感到非常沮喪。沃爾夫指著滿屋子聊天的人回答道：“真正的教育就是這樣的。”我不是說知識不重要，這個討論中懷疑的是商品化的、預先包裝與粉飾過的知識，也就是在公開市場上能買到的並用於自我推銷的東西。此外，我想提醒讀者，學問和有組織的教育不是一回事兒。

再說另一個在聚會上發生的故事。有一次，在一個正式的時尚晚宴上，有個人在一次簡短發言中對美國的教育程度表示了遺憾——陷入了一種對美國數學成績落後帶來的恐慌中。雖然我同意他的其他意見，但我還是覺得有必要澄清一點。我打斷了他，並聲稱美國的價值觀是承擔凸性風險，而且我很高興我們與直升機媽媽時代的文化已經不同了。我的話讓所有人都驚呆了，有的人感到困惑，有的人不敢茍同但也不發表意見，只有一個人對我表示了支持。後來我知識，她是紐約市學校系統的負責人。

另外，請註意，我不是說大學不產生知識，或對經濟增長毫無益處（當然不包括那些令我們倒退的標準經濟學和其他迷信）；我要說的是，它們的作用被過分誇大了，學校成員似乎僅憑膚淺的印象，利用我們的輕信，建立起錯誤的因果關系。

晚餐的最佳搭檔

除了穩定家庭收入，教育還有諸多好處。教育可以讓人成為舉止更得體的晚餐夥伴，這一點不可忽略。通過教育來改善經濟的想法還是比較新穎的。早在50年前的英國政府文件中，就提到了與我們今天的教育目標所不同的目的：改善價值觀，培養好公民，促進“學習的內在價值”，而不是經濟增長（那時，他們還沒有那麽愚蠢）——艾莉森·沃爾夫也提到了這一觀點。

同樣的，在遠古時代，學習只是為了學習，希望使人成為一個好人、一個值得交談的對象；而不是增加城市裏戒備森嚴的金庫中的黃金存量。坦率地說，創業者，特別是科技行業的創業者，並不一定是吃晚飯的最佳夥伴，他們在本職工作上做得越好，就越不是晚飯的好夥伴（當然也有一些例外）。我記得我在以前的公司招聘人時會用一個啟發法（即“如何區分那些去博物館欣賞塞尚和那些關註垃圾桶的人”）：談話越有趣，越有文化的人，越是會以為自己在實際事務中效率較高（一些心理學家稱之為暈輪效應，即人們錯誤地認為他們在某些方面的技能，比方說，滑雪的技能一定能轉化為管理陶器作坊或銀行部門的技能，或者一個優秀的棋手在現實生活中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戰略家）。顯然，將做事的技能等同於談話的技能是不嚴謹的。談到優秀的實務工作者，我的經驗是，他們有時可能是我們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他們無須花費很大力氣去把他們的見解和內部的條理以優雅的風格說出來。創業者往往是實干家，而不是思想家，實干家重行動，而不是語言，因此用談吐來衡量他們未免不公平，甚至是錯誤的，是徹頭徹尾的侮辱。技術工人也是如此，我們應該以他們的產品，而不是表述能力來衡量他們的手藝——實際上，他們很容易產生錯誤的觀點，這些錯誤的觀念會產生副作用（反醫源性損傷），促使他們做出更好的產品，所以一切又有什麽關系？另外，對於政府工作人員，由於缺乏衡量成功的客觀標準與市場力量，他們往往會因膚淺的外表和優雅的“暈輪效應”而當選，副作用是使其更加擅長交談。我敢肯定，與一位聯合國官員共進晚餐一定比與胖子托尼的某個親戚或者一位癡迷於電路設計的計算機創業者更容易找到有趣的話題。

綠色木材謬誤

我學習的一切不僅是無用的，還是一個規劃縝密的騙局。

因為發現真實的世界與我想象的完全不同而大為震驚。

從那一天開始，我停止閱讀經濟報告。在這個“去知識化”的過程中，有一陣子，我甚至對知識性的東西感到惡心，事實上，我可能到現在都沒有恢覆過來。

大腦中裝滿太多覆雜的技巧和方法，往往會使人忽略基本的東西。但是，現實世界中的人是絕對不能忽略這些事情的，否則他們會遭遇失敗。與研究人員不同，他們被置於生死存亡的境地，而不只是面臨一個難題。所以，少即是多：一方面，研究得越多，就越容易忽略基礎但根本的事情；另一方面，行動能將事情剝絲抽繭，直至剩下盡可能簡單的模型。

第十五章 失敗者撰寫的歷史

由於一系列的偏見，歷史學家格外青睞副現象和其他虛幻的因果關系。要了解技術的歷史，你需要非歷史學家或思維框架正確的歷史學家來說明，歷史學家必須觀察科技如何形成，而發展出自己的觀點，不能只讀相關的敘述。我前面提到了特倫斯·基利，他是一個實踐科學家，揭穿了所謂的線性模型的神話。一個重視實踐的實驗室科學家或工程師一定會關註現實生活中的生產，比如醫藥創新或者噴氣發動機的制造，因此可以避免陷入副現象，除非他在開始實踐之前已經被洗腦了。

作為目擊者，我見過的很多證據都足以證明，有些結果與學術科學毫無關系，它們是自由探索推動進化的結果，只不過被人披上了“學術”的外衣，被冠以“學術”之名。

沒有人擔心那些不懂空氣動力學定理或不會解運動方程式的孩童們學不會騎自行車。

有一分鐘的時間，我懷疑自己是生活在另外一個星球上。或者弗萊德的博士學位和研究生涯導致他無視常識，或奇異般地喪失了這種常識——又或者說，缺乏常識的人才有動力和興趣在經濟學的虛幻世界中追求博士學位。這是不是選擇性偏見？

我覺得我有了一個新發現，並感到非常興奮，但也意識到，如果要尋找一個人幫我證實這個觀點，那麽他必須同時是一個實踐者和一個研究者，而且是先進行實踐再開始進行研究的。

實踐者是不寫文章的，他們只會放手去做；飛鳥果然會飛，但那些教導它們飛行的人，正是寫故事的人。所以不難看出，歷史實際上是由失敗者撰寫的，他們有大把的時間，學術地位也得到保護。

不，我們並不是把理論付諸實踐。我們是在實踐中創造出理論。這就是我們的故事，讀者很容易從這個故事和類似的故事中推斷出，大家普遍混淆了這兩者的關系。理論其實是解決問題後的產物，但不能反過來說。

理論是後來形成的，而且是以很蹩腳的形式形成的，用以滿足那些喜歡紙上談兵的人的興趣。但是，你在有關技術的歷史書籍上是不可能讀到這些的：我的兒子念的是航天工程專業，他就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情。斯克蘭頓是一個彬彬有禮的人，他關註的是創新過程一片混亂的情況，“這與我們熟悉的分析和綜合性創新方法大相徑庭”，就好像後者才是常規，但顯然不是這樣的。

我開始尋找更多的例證，技術歷史學家戴維·埃傑頓告訴我的故事簡直讓我震驚萬分。我們都認為控制論（它帶來了網絡空間中的“網絡”）是由諾伯特·維納在1948年發明的，但是工程歷史學家戴維·明德卻揭穿了這一故事；他指出，維納只不過是闡述了在工程領域早就實行多年的反饋控制和數位運算的概念。然而，人們（甚至今天的工程師們）都誤認為這一切都歸功於維納的數學思考。

然後，我突然想到了以下觀點。我們學習幾何都是基於教科書上的公理，比如說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並傾向於認為，正是得益於這樣的學習，我們今天才會建造出從樓房到教堂這些有著美麗的幾何形狀的建築，如果不這麽想的話真是不應該。所以我立即推測，古人之所以對歐幾裏得幾何學和其他數學感興趣，是因為他們已經在使用這些方法了，他們也許是通過自己的自由探索和經驗知識推導出這些方法的，否則他們實在沒必要關心書本知識。這與輪子的故事類似：是否記得希臘人在工業革命前兩千年就已經發現和發展出蒸汽機了。現實中行得通的事物往往源於實踐，而不是理論。

現在，讓我們看看周圍的建築物：從金字塔到歐洲美麗的教堂，它們在幾何機構上顯得如此覆雜。所以，一個騙局出現了，它使我們傾向於相信，是數學讓我們建造出了這些美麗的建築，當然我們總能找到一些例外，比如金字塔，因為它們早於歐幾裏得和其他希臘理論家帶來的更正式的數學思想。一些事實是：建築師（或所謂的大師）通常依靠靈感的啟發、經驗法和工具，而且幾乎沒有人懂任何數學——根據中世紀科學史學家居伊·博茹昂的記載，在13世紀之前，整個歐洲不超過5個人知道如何進行除法計算。建築師不必了解我們今天所用的方程式仍能弄明白材料力學，他們建造的建築物大部分都屹立至今。13世紀的法國建築師維拉·德·奧內庫爾用皮卡文（法國皮卡第地區的語言）記筆記，還畫了很多圖，說明教堂是如何建造的：他們依靠的是實驗啟發法、小技巧和規則，後來由菲利布特·德洛爾姆在其建築論著中列舉闡述。例如，一個三角形可視為一匹馬的頭。與理論相比，實驗能使人更謹慎。

此外，我們相當肯定，羅馬人——這些令人欽佩的工程師在建造水渠的時候並不懂數學（羅馬數字讓定量分析很難進行）。否則，這些工程將不覆存在，因為數學的一個明顯的副作用是促使人過度優化，並偷工減料，從而造成脆弱性。只要看看新工程比老工程更易損壞，就可以明白這一說法了。

讓我們來看看維特魯威寫於歐幾裏得《幾何原本》之後約300年的《建築十書》，該書被譽為建築學“聖經”。書裏並未涉及多少正式的幾何理論，當然也沒有提到歐幾裏得定理，大部分內容都是啟發法，就好像師父指導徒弟一樣。（值得註意的是，他提到的主要數學結論就是畢達哥拉斯定理。當時他驚訝地發現，“不用工匠的工具也能”畫出直角。）在文藝覆興之前，數學只用於智力測驗。

現在我要談的並不是落後於實用技術的理論或學術科學。有些理論或學術科學的最終用途（不是一些膚淺的用途），是從科學直接衍生出來的——即研究員喬爾·莫基爾所稱的“認知基礎”，或命題式知識——一種嵌入理論和實證發現，並形成某種規則說明，用以產生更多的知識和更多的應用（他認為）的形式“知識”庫。換句話說，形成一個理論體系，可以從中衍生出其他理論。

但是，讓我們不要做愚蠢的人：如果相信莫基爾先生的說法，可能會讓我們試圖通過學習經濟地理學來預測外匯價格（我很想把他介紹給綠色木材專家）。雖然我接受認知基礎的概念，但我質疑它在科技史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我們看不到有證據證明它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我等待有人給我提供證據。莫基爾和這些觀點的擁躉並沒有提供證據，表明它不是副現象，他們似乎也不了解不對稱效應的影響。可選擇性在這裏扮演什麽角色呢？

師徒之間會有一整套知識技能的傳承，而且這種傳承方式讓等級成為篩選過程中的一種工具，或者使某種職業更受人尊敬，或提供其他類似的幫助，但絕對起不到系統性的作用。而知識的作用之所以會被高估，是因為它們被過度宣傳了，可見度很高。

這與烹飪一樣嗎？

烹飪似乎是依賴可選擇性的完美體現。你所添加的配料如果與胖子托尼的味蕾相符，那麽就皆大歡喜，但如果不符，那就要忘記它。我們還通過“共同創作”的實驗開發了一套食譜。這些食譜的開發完全沒有考慮對味蕾所起的化學作用，也沒有運用任何的“認知基礎”以從理論中推導出理論。沒有人會被過程所欺騙。正如丹·艾瑞裏所觀察到的，我們無法根據營養標簽倒推食物的味道。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古人的啟發法起了作用：一代代的集體自由探索成就了食譜的演變。這些食譜是紮根於文化中的。廚藝學校完全采取學徒制。

另一方面，我們有純物理學，基於理論來推導理論，運用一些經驗驗證。在這裏，“認知基礎”就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希格斯玻色子的發現，就是一個完全通過理論推導來找到粒子的現代案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是如此。在希格斯玻色子之前，基於少量現有外部數據探索未知的一個經典例子就是，法國天文學家勒威耶通過周圍行星的運動推導出海王星的存在。而當該行星真的被觀察到時，他甚至拒絕看它，因為他對他的計算結果非常篤定。這些是例外情況，而且往往發生在物理學和其他所謂的“線性”領域，在這些領域，誤差來源於平均斯坦，而不是極端斯坦。

現在讓我們用烹飪的觀念作為一個平台，來探究其他的領域：有沒有類似烹飪的活動呢？我們審視一下各領域的技術便會看到，事實上，大多數領域都更像烹飪而不是物理學，特別是覆雜領域的技術。

連今天的醫學，也保留了學徒制的傳承模式，理論科學僅作為背景知識，使醫學看起來像是科學。如果離開了學徒制的傳承模式，那麽一定是以證據為基礎的“循證”方法，對生物學理論的依賴較少，而對經驗規律的依賴較多，這種現象我在第5章中已經作了解釋。那為什麽各類科學都會經歷興衰，而技術卻能保持穩定呢？

現在，人們可以看到基本科學可能發揮的作用，但與基本學科誕生時的初衷可能並不一致。讓我們以電腦的一連串意想不到的第一階段用途為例談起。離散數學學科屬於基礎科學，源於命題式知識，最終推動了計算機的誕生，或者歷史是這麽說的（而且，當然要提醒“凈挑好的來說”的讀者：我們需要考慮沒有任何實用性的理論知識體系）。但是，起初，沒有人知道怎麽處理這些裝滿電路的巨大箱子，它們既笨重又昂貴，除了數據庫管理以外，在其他方面應用都不太廣泛，只是比較善於處理大量的數據。這好像是人們出於對技術的狂熱而需要發明的一種應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會記得那些神秘的打孔卡片。後來又有人引入了控制台，使用鍵盤，在電腦屏幕的輔助下輸入信息。這當然推動了文字處理的誕生，計算機也因適用於文字處理而迅速發展，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微電腦誕生後。這種電腦用起來很方便，但直到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應用融入進來，它才真正發揮了自己的效用。現在到了第二階段，也就是互聯網時代。互聯網是羅納德·裏根沈迷於與蘇聯冷戰的時代，由美國國防部旗下的一個研究部門美國國防部先進項目研究局開發的。其初衷是建立一個強大的軍事通信網絡設備，從而讓美國在全面軍事攻擊中能夠生存下來。這當然是一個好主意，但個人電腦配上互聯網則給我們帶來了社交網絡、破碎的婚姻、更多的書呆子，讓一個後蘇聯時代的人產生了社交障礙，連配偶都找不到。這一切都得益於裏根的反核和平運動中美國納稅人的錢（或者說預算赤字）。

所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向前發展的箭頭，而且一往無前。盡管科學在計算機的發展旅程中還是有所作用的，畢竟計算機技術在許多方面都得依靠科學；但是，學術科學絕對無法預設計算機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學術科學是在一個不透明的環境中，受制於機會性的發現。計算機的發展史上寫滿了大學輟學生和早慧的高中生的名字，每一步都充分顯示出發展的自主性和不可預測性。我們看到的一大謬論，就是使整件事聽起來具有不合理性——這個不合理性就在於，當一個免費的選擇權交到我們手上時，我們卻熟視無睹。

我們從一位睿智的觀察家李約瑟的作品中就能看出，中國可能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故事，李約瑟揭穿了不少西方觀點的謬誤，而看到了中國科學的力量。尼達姆的傳記作家西蒙·溫徹斯特曾引用了漢學家伊懋可對這一問題的描述，原因在於中國沒有擁有，或者說不再擁有他所說的“歐洲人自由探索、改良改進的狂熱”。因此，雖然中國人擁有發明紡紗機的所有技術，卻“沒有人去嘗試”——這是知識阻礙了可選擇性的另一個經典例子。中國可能需要一個像史蒂夫·喬布斯那樣缺乏大學教育但卻積極進取的人，利用天時、地利完成時代的使命。

馬特·裏德利的反目的論觀點

偉大的中世紀阿拉伯語懷疑論哲學家阿爾加惹爾，曾批評過阿威羅伊的理性主義和目的論。阿爾加惹爾提出了一個有關扣針的著名比喻，現在人們都錯誤地認為這個理論是亞當·斯密提出的。扣針不是由某一個人獨自制作出來的，而是由25個人參與生產，這是“無形的手”引導下的合作。沒有一個人知道如何單獨生產扣針。

在懷疑論信仰主義者（即有宗教信仰的懷疑論者）阿爾加惹爾的眼中，知識不是掌握在人類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亞當·斯密稱之為市場規律，而一些現代理論家將其理解為自我組織。如果讀者想知道為什麽信仰主義在認識論上相當於對人類知識的完全懷疑，同時認可事物的隱性邏輯，我們只要用上帝來替換自然、命運，以及任何無形的、不透明的、不可企及的力量等，你大多能得到相同的結果。事物的邏輯在我們的掌控之外（在上帝、自然或自發力量的手中）；由於如今沒有人與上帝有直接的溝通，即使在得克薩斯州，上帝和不透明的力量之間也沒有多大差別。沒有任何一個人對事物的整體發展流程有任何了解，這才是最重要的。

得益於生物學的研究背景，作家馬特·裏德利拿出了更有力的論據。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區別在於是否具備協作、參與經營、提出意見、相互配合的能力。合作能帶來爆炸性的利益，即數學上所說的超疊加功能：一加一超過二，一加一加一遠遠超過三。這是純粹非線性的爆炸性利益——下面我們將詳細說明它是如何從煉金石中受益的。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有關不可預測性和“黑天鵝”事件影響的論點：由於你無法預測合作，也不能指導合作，你就無法看到世界的發展方向。你所能做的就是創造一種有利於合作的環境，為繁榮奠定基礎。而且，你不能進行集權化創新，俄羅斯已經進行過了相關試驗。

值得註意的是，如果用阿爾加惹爾的觀點多作一些哲學性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宗教是如何減少我們對人類理論和代理人的依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亞當·斯密與阿爾加惹爾的觀點重合了。因為對亞當·斯密來說，看不見的手是指市場，而對阿爾加惹爾來說看不見的手就是上帝。人們可能很難理解，從歷史上來看，懷疑論者大多是對專業知識持懷疑態度，而不是對諸如上帝等抽象主體表示懷疑，而且所有偉大的懷疑論者大都信仰宗教，或至少是親宗教的（即讚成其他人信仰宗教）。

反“火雞”問題

現在，讓我們看看我所說的事情背後的一些理論——統計報表認識論。下面的討論將表明，未知的、你看不到的事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帶來好消息，在另一些情況下可以帶來壞消息。而在極端斯坦下，情況會變得更加側重某一邊。

再重覆一遍（重覆是必要的，因為知識分子往往很健忘），將缺乏證明某事的證據錯當成證明某事不存在的證據，這一簡單的觀點意味著：對反脆弱性的事物而言，好消息從過去的數據中是找不到的，而對於脆弱性的事物而言，壞消息倒是很罕見。

江湖郎中、學者和愛出風頭的人

我以一個令人遺憾的筆調來結束本章：我們對幫助我們走到現在——我們的祖先存活下來——的許多人都是忘恩負義的。

我們的生活中交織著我們對凸性自由探索、反脆弱性，以及如何馴服隨機性的諸多誤解，雖然這些都不是有意識的，也並不明確。醫學上有一類人被稱為經驗評判者，或者經驗懷疑者、實干家，差不多就是這些稱謂，我們無法羅列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並沒留下許多作品。他們的研究已經從文化意識中被銷毀或隱匿，或者從檔案中遺失了，而有關他們的記憶也被歷史嚴重地扭曲了。正統的思想家和理論化的理論家經常寫書；憑直覺行事的人往往都是實踐工作者，他們大多滿足於做令人興奮的事，賺錢或賠錢，以及在小酒館裏聊天。他們的經驗往往被學者們正式化，事實上，寫歷史的人是那些想要你認為推理可以壟斷或近乎壟斷知識生產過程的人。

“江湖郎中”被認為是經驗主義者的代名詞。“經驗主義者”往往依靠試驗和經驗來確定哪些是正確的。換句話說，通過試錯法和自由探索。他們被認為是劣等的——無論從職業、社會地位還是智力層面來說，他們仍然被認為不夠“聰明”。

但幸運的是，經驗主義者享有廣泛的民眾支持，也不會被根除。你看不到他們的著作，但他們在醫學史上卻留下了巨大的印記。

第十六章 混亂中的秩序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下棋有助於增強你在其他方面的推理能力——即使是那些能夠與一群人玩盲棋遊戲的人，在記憶棋盤之外的東西時，也不會強於普通人。我們接受遊戲的領域特定性，但事實上，這些遊戲並不是真的為了培養你的生活技能而設計的，將遊戲技能轉化為生活技能，難免會遭受嚴重損失。但是，我們發現很難把這個教訓運用到學校所學的技能上，也就是我們很難接受一個關鍵事實：課堂上學習的東西只能留在課堂上。更糟糕的是，課堂學習甚至能帶來可覺察的危害，一種從未有人討論過的醫源性損傷：勞拉·馬爾格隆給我看過她的博士生吉特·烏爾姆的一項研究結果，該研究表明兒童的計算能力在學了算術之後立即下降。當你問孩子15根柱子之間有多少間隔時，那些不懂算術的孩子都能琢磨出答案：14個。而學習了算術的學生則感到困惑，並常常給出錯誤的答案：15個。

足球媽媽的觀光化

其實我相信的是，一個人只要有一個私人圖書館，並花費時間漫無目的地（但理智地）遨遊在我們隨機學到的知識中，那他不上學也可以成為一個智者，而不會成為書呆子。只要我們的生活遵循正常的秩序，我們就需要一些隨機性、混亂性、冒險性、不確定性、自我發現、非致命的挫折等來讓生活變得更有意義，這總好過整日離不開排得滿滿的日程表和鬧鐘的、自以為是的、結構化的、虛偽的、低效的首席執行官的生活。這些人連休息的時間也要仔細算好，分秒必爭，就好像他們的生活永遠夾雜在各種約會中。現代化的使命，看起來是壓榨出生活中的每一滴可變性和隨機性（正如我們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但結果卻具有諷刺意味，因為這只不過徒增了世界的不可預測性，就好像機會女神不管如何都會掌握最後的話語權一樣。
只有自學者是自由的。而且，不只是在學習的問題上——那些擯棄按部就班生活的人，也擯棄了觀光客般的生活方式。按計劃生活就像把隨機性放入一個盒子——在超市6號走道金槍魚罐頭旁邊的那種盒子——這是一種異化的生活。

如果你想了解當前的現代主義論點是多麽乏味蒼白（了解你存在的這個世界的優先次序），不妨想想野外的獅子和人工飼養的獅子之間的不同。人工飼養的獅子壽命更長，從技術上說，它們更加富有，工作更有保障，如果這些是你所註重的生活標準的話……

像往常一樣，古人，比如塞內加，就洞察到了這個問題（以及其間的差別），用他的話來說：“我們不是為了生活而學習，只是為了學習而學習”。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這句話竟然被美國許多大學曲解並篡改成自己的座右銘：“我們不是為學校學習，而是為人生學習。”

生活中的大部分矛盾就發生在一個人（比如決策者）試圖通過弱化和脆弱化來激發理性的時候。

反脆弱性的（杠鈴式）教育

我的想法是在公開市場上展現一絲不茍的態度。這使得我專註於思考一個聰明的“自學者”需要成為怎樣的人：一個自學成才的人不同於用填鴨式方法教出來的人，後者以黎巴嫩方言來說就是“填鴨”，他們的知識僅限於課堂教材。我意識到，這兩類人之間的區別不在於他們在官方的本科課程學習上的差異，每個人都知道這種差異即使很小，也會被分數放大，他們之間的真實差異實際上存在於課堂之外。

在一個結構化的環境中，有些人可以比別人更聰明——其實學校就有選擇性偏見，因為它喜歡在這種環境中反應更快的學生，喜歡搞競爭，但卻以犧牲學生在校園外的能力為代價。雖然我還不熟悉健身運動，但我的想法是，那些使用昂貴的現代健身器材來增強力量的人，雖然可以舉起很重的杠鈴，消耗掉很多卡路裏，鍛煉出令人艷羨的肌肉，但是他們卻無法搬起石頭；他們在街頭鬥毆中會被那些在混亂的環境中磨煉過的人打得頭破血流。使用健身器材的人的力量有極端的領域特定性，但他們能發揮作用的領域在健身這個組織化程度極高的框架之外根本不存在。事實上，他們的力量與過分專業化的運動員一樣，是畸形發展的結果。我認為，這與那些被選為尖子生，只努力在少數科目上取得高分，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發展的人是一樣的：只要讓他們稍微遠離一下他們的研究領域，你就能看到他們如何喪失信心和一味抗拒。（就像企業高管之所以被公司選中是因為他們忍受無聊會議的能力，許多人被選為尖子生也是因為他們專註於枯燥教材的能力。）我曾與許多據稱專門從事風險和概率研究的經濟學家進行討論：當你稍微遠離他們狹隘的專業領域，但仍在概率的學科範圍內時，他們就已經潰不成軍了，就好像一個健身老手在被職業打手教訓了一頓後哭喪著臉。

再次聲明，我不完全是自學成才的，因為我確實獲得了學位；不過，我確實是杠鈴式自學者，因為我在學校只學極少的必要知識，能通過考試就行，有時偶然也會得高分，或者偶爾會得低分。但是，我貪婪地博覽群書，最初關註人文學科，後來又涉獵數學和科學，現在對歷史感興趣——這些都是課堂外的知識，可以說我是遠離健身房的人。我發現，不管我選擇什麽學科，都可以深入而廣泛地閱讀，以滿足我的好奇心。而且，我可以利用人們後來稱為註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的特性，以自然的刺激作為深入學習的主要動力。就像企業要有價值就必須無為而治一樣。一旦我看某本書或研究某個課題時感覺無趣，我就轉移到下一個目標，而不是完全放棄閱讀——當你只讀學校教材時，一旦覺得無趣，你會有一種完全放棄的念頭，什麽也不想做，或者干脆逃學來讓自己擺脫這種沮喪。所以，我的訣竅是，你可以厭倦讀一本特定的書，但不要厭倦閱讀的行為。這樣，你所閱讀並消化的知識才能快速增長。隨後，你就會毫不費力地發現，書中自有黃金屋，就像理智但無設定方向的試錯研究所能帶來的。這與選擇權相同，失敗了也不要停滯不前，必要時向其他方向摸索，跟隨那種廣闊的自由感和機會主義的引領，試錯就是一種自由。

圖書館的書與學校教材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我意識到，學校簡直就是一個陰謀，通過把知識壓縮到少數作者寫的教材之內，而剝奪了人們博覽群書的權力。

我從13歲左右開始就養成了記錄閱讀時間的習慣，一周差不多會閱讀30~60個小時，這個習慣我已經保持了很長時間。

在學校裏，我發現只要你用詞華麗、優美、確切（雖然有可能仍不足以表達主題），並保持一定的連貫性，那麽無論你寫了什麽都是次要的問題，因為考官從中看到了你的風格和嚴謹。而當我十幾歲就開始發表文章後，我的父親就徹底不管我了，他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被學校開除”。這裏又是一個杠鈴策略——在學校裏只求通過考試，把時間都花在閱讀自己感興趣的書上，不期望從學校裏得到任何東西。

迄今，我仍然本能地認為，寶貴的知識，也就是你從事某一職業所需了解的知識，一定不在數據庫中，所以要盡可能地遠離中心。我在學校被灌輸的東西，我已經忘光了；而我自己決定讀的東西，我仍然記得很牢。追隨自己的愛好來選擇閱讀的重要意義，莫過於此。

第十七章 胖子托尼與蘇格拉底辯論

事實上，在生活中最嚴重的錯誤莫過於將不可敘述的事物誤認為是愚蠢的東西——這是尼采最終得出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錯誤酷似火雞問題，將我們沒有看見的東西疑為不存在，這與將缺乏證明某事的證據錯當成證明某事不存在的證據如出一轍。

問題的答案永遠是根植於問題之中的；千萬不要直接回答一個對你來說毫無意義的問題。

“有些事情我不理解未必表示我無知”，這也許是尼采所在的時代最有力的一句話——我們在序言中曾說過與之類似的話，在界定那些將不理解的事物誤當作不合理的事物的脆弱推手時。

愚蠢的人和不愚蠢的人的區別

生活中亟須區別的並非真與假，而是誰是愚蠢的人、誰不是。事情總是相對簡單的。在現實生活中，正如我們在塞內加的思想和泰勒斯的賭註中所看到的，風險比知識更重要，決策的影響將超越邏輯。教科書中的“知識”忽略了一個方面，即隱性利益的不對稱性，就像平均數的概念一樣。關註行動的回報，而不是關註世界的結構（或理解“真”與“假”），已在很大程度上在思想史上被忽略了。這非常糟糕。回報，即你發生了什麽（從中獲益或受害）永遠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事件本身。

哲學家談論真與假。真正過日子的人談論報酬、威脅和後果（風險和回報），也就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有時，哲學家和思想家總是將真理與風險及回報混為一談。
讓我進一步闡釋我的觀點，真與假（我們所謂的“信仰”）在人類的決策中扮演著糟糕的、輔助性的角色；起主宰作用的是真與假所帶來的回報，而這幾乎總是不對稱的，一個結果會比另一個結果更大，也就是存在積極和消極的不對稱性（脆弱性和反脆弱性）。下面，讓我進行解釋。

脆弱性，而非概率

我們在乘客登機前要進行安檢，看他們是否攜帶了武器。我們是不是認為他們是恐怖分子？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不太可能是恐怖分子（只有極小的概率）。但是，我們還是要對他們進行安檢。因為這裏存在不對稱性。我們感興趣的是回報和後果，因為如果假定為真（即他們是恐怖分子），那麽我們得到的回報將會很大，相比之下，安檢的成本很低。你認為核反應堆有可能在明年爆炸嗎？當然不會。但是，你的防禦工作是為了應對這一假定為真的情況，所以你要投資數百萬美元采取額外的安全措施，因為我們在核事件面前是相當脆弱的。再舉一個例子：你是否認為隨便吃藥會傷害你？當然不是。那你會馬上服下這些藥嗎？不，不，不！

如果你坐下來，用筆記下過去一周內所有的決定，或者如果可以的話，記下你一生中的所有決定，那麽你就會認識到，幾乎所有的決定都具有不對稱性的收益，一面造成的結果大於另一面。你的決定主要基於脆弱性，而非概率。換句話說，你的決策主要基於脆弱性，而不怎麽取決於真/假。

第四卷小結

除了醫療實證，本節希望能給那些在歷史長河中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特立獨行的“異端”分子、工程師、自由創業者、創新藝術家和反學術的思想家正名。他們中的一些人有很大的勇氣——不僅是大膽提出自己想法的勇氣，還有接受自己生活在一個他們不明白的世界裏的勇氣。而且他們樂在其中。
本節的結論認為，你的行動往往比你傾向於相信的更加明智，也更加理性。我在這裏所做的只是揭穿了“教鳥兒飛行”這種副現象和“線性模型”，這無須特別的知識或智慧，只需在選擇時有理性。

請記住，沒有經驗證據表明，如今所宣傳的有組織的研究能夠帶來大學所承諾實現的成就。蘇聯–哈佛派觀念的推動者從不使用可選擇性，或二階效應——他們的敘述中可選擇性的缺乏，導致他們對技術科學的作用產生錯誤的看法。他們需要改寫技術的歷史了。

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事？

我上次見到艾莉森·沃爾夫時，我們討論了有關教育與對教育的學術貢獻的錯覺這個可怕的問題，常春藤大學已經在新一代亞洲人和美國上流階層的眼中逐漸被提升到了奢侈品的地位。哈佛大學就像是路易·威登包或卡地亞手表一樣。中產階層的父母背上了沈重的負擔，把儲蓄中越來越大的份額送入這些機構，也就是把他們的錢轉移給了行政管理人員、房地產開發商、教授，以及其他機構。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學生貸款自動轉移給這些“抽租者”。在某種程度上，這與詐騙沒有區別：人們需要一個“名牌”大學來給自己鍍金；但是我們知道，集體社會不是靠有組織的教育來推進的，情況正好相反。

沃爾夫要求我寫信告訴她，我對未來教育的看法——因為我告訴她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還算樂觀。我的答案是：騙局永遠是脆弱的。哪一個騙局在歷史上能夠永遠持續下去？時間和歷史終將揭穿脆弱性的真面目，對此我很有信心。教育是一個持續膨脹而不受外部壓力約束的機構，終有一天它會崩潰。

接下來的兩卷——第五卷和第六卷，將講述脆弱性事物的崩潰指日可待的觀念。第五卷將展示如何發現脆弱性（以更技術性的方式），並將說明煉金石背後的機制。第六卷則基於這樣的概念：時間更容易抹去一些東西，而不是構建一些東西，時間也更容易摧毀脆弱的事物——無論是建築還是理念。

第五卷 非線性與非線性

第十八章 一塊大石頭與一千顆小石子的區別

脆弱性一般都是非線性的。

讓我再說一次我以前說過的準則：
對於脆弱的物體而言，溫和沖擊的累積效應低於等量的單一嚴重沖擊所造成的單一影響。
這讓我看到了一條規律：極端事件對脆弱性事物的傷害程度遠高於一系列溫和事件造成的傷害——再沒有其他辦法可以界定脆弱性事物了。
現在，讓我們把這一論點反過來，來考慮一下反脆弱性。反脆弱性也是根植於非線性與非線性反應的。
對於反脆弱性物體來說，在一定限度內，沖擊越強，帶來的益處越大（相應的，傷害也更小）。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這是練習舉重的人從啟發法中得到的。還記得第2章中我模擬保鏢訓練的故事嗎？我只關註我可以舉起的最大重量。一次舉起100磅帶來的好處要比分兩次、每次舉起50磅帶來的益處更多，當然，也比一次舉1磅、舉上100次的益處多。這裏的益處是從舉重者的角度來說的：增強了體質和肌肉緊實度，看上去更魁梧，更有威懾力，但這與跑馬拉松的耐力和能力是否增強無關。增加的50磅重量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因此我們看到的是非線性效應（也就是我們將看到凸性）。每增加一磅就會帶來更多的好處，直到接近極限，也即舉重運動員所說的“淘汰”線。

第十九章 煉金石與反煉金石

正面模型與負面模型的誤差

我們可以通過3個簡單的區別來劃分事物——這也是三元結構的關鍵：喜歡干擾（或錯誤）的事物、對干擾（或錯誤）持中性態度的事物，以及厭惡干擾（或錯誤）的事物。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看到，進化的過程是喜歡干擾的；探索發現的過程是喜歡干擾的；一些預測會受到不確定性的傷害；

第六卷 否定法

騙子在哪裏？

我一生都在使用一個簡單但非常有用的啟發法：騙子是可以識別出來的，他們都會給你正向的意見，而且只有正向的建議，利用我們對所謂秘籍的輕信和熱衷，聽他們一說，我們頓時會覺得某件事再明白不過了，後來，在你忘了它們時，那樣的感覺也隨風而逝。只要看看那些教你“如何做”的書吧，這些書常常以“的十大秘籍”為題（你可以在空格中填上致富、減肥、交友、創新、當選、健美、尋偶、經營孤兒院等）。然而實際上，人們是通過負向方法尋求成功的，這也是進化過程的選擇：下棋高手通常通過不輸棋而取勝；人們通過避免破產而致富（尤其是當別人破產時）；宗教大多制定了許多禁忌；生活的經驗主要是關於我們應該避開什麽事。由於采取了一小部分措施，你便能夠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分風險。
此外，在大多數充滿高度隨機性的情況下，人們無法真正判斷一個成功的人是否確實有能力，或者一個有能力的人是否能夠成功，此時我們很容易被隨機性所欺騙，但我們幾乎總是能夠預測到相反的情況，即一個完全沒有能力的人終將失敗。

減法知識

正如你所見，我們可以將此與正向（加法）和反向（減法）的一般知識架構聯系起來：負向知識更為強大。但它並非十全十美。波普就遭到哲學家的批評，指責他的證偽法過於嚴苛、明確、黑白分明。我們沒有辦法一口咬定，因為不可能弄清楚試驗沒能產生預期的結果是因為工具出錯、運氣不佳，還是科學家造假，以此“證偽”理論。比如說，你看見一只黑天鵝，這肯定能推翻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論斷。但是，如果你已經喝了不少黎巴嫩葡萄酒，或因為上網時間太長而產生幻覺了呢？如果這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所有的天鵝這時看起來都是灰色的呢？但是，讓我們這麽說吧，在一般情況下，失敗（和證偽）比成功和證實能帶來更多信息，這就是為什麽我說反向知識“更強韌”。

少即是多

決策過程中，“少即是多”的想法可以追溯到斯佩諾斯·馬克瑞戴克斯、羅賓·道斯、丹·戈爾茨坦和捷爾德·蓋格瑞澤，他們各自在不同的情況下發現，簡單的預測和推斷法要比覆雜的方法好得多。他們的簡單經驗法則當然並不完美，但也從不以完美為目標；秉持理性的謙遜，放棄覆雜的目標，便可以產生強大的效果。戈爾茨坦和蓋格瑞澤兩人創造了“快而儉”的啟發法，幫助人們在時間、知識和計算能力都有限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決定。

我意識到，“少即是多”啟發法在兩個方面與我的發現不謀而合。其一是極端效應。在有些領域，罕見的事件（我再重覆一次，它們或好或壞）起到了不成比例的重要作用，但我們卻往往會忽視它，因此，關註如何利用或避免發生此類罕見事件將大大地改變我們的風險值。如果只需擔心“黑天鵝”風險的話，生活要輕松很多。

“少即是多”已被證明是相當容易發現和應用的，在錯誤和變化面前具有“強韌性”。也許大部分問題都不可能有一個容易識別的原因，但往往會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不是所有問題，這已經夠好了），這樣的解決辦法是可以立即識別的，有時直接就能看出，而不用覆雜的分析與十分脆弱、容易出錯、追根溯源的覆雜辦法。

有些人還知道80/20法則，該理念是基於維爾弗雷多·帕累托在一個世紀前的發現並推導出來的，即在意大利有20%的人擁有80%的土地，或者說，80%的土地為20%的人所掌握。而在這20%的人中，20%（即總樣本人口的4%）又擁有其中約80%的土地（即總樣本土地的64%）。最後，我們看到，不到1%的人口擁有樣本土地總量的約50%。這就描述了贏家通吃的極端斯坦效應。這些效應非常普遍，存在於從財富分配到每個作者的圖書銷量。

很少有人知道，我們在許多事情上正逐漸從80/20變成更為不均衡的99/1，也就是99%的互聯網流量都是不到1%的網站創造的，99%的圖書銷量是不到1%的作者貢獻的……我就不再舉更多例子給你添堵了。當今幾乎所有東西都有贏家通吃的效應，包括傷害和收益的來源。因此，正如我將說明的，對系統進行1%的改善可以降低99%的脆弱性（或增加反脆弱性），只需幾個步驟，很少的幾個步驟，並往往以較低的成本，就能使事情變得更好、更安全。

例如，少數無家可歸的人會耗費國家財政中相當大的一部分，這讓我們很容易看出從什麽地方著手可以節省開支。公司中的少數員工會導致最多的問題，敗壞整體風氣，或者說，公司的大多數問題是少數員工導致的，因此辭退這些員工是很好的解決方案。少數客戶為公司帶來了大部分的收入。對我的誹謗中有95%都來自於3個固執的人，他們都代表著相同的失敗原型（我估計其中一人寫了近10萬字來抨擊我——他需要寫越來越多的文字，並在我的作品和個性中找到越來越多值得批評的東西，才能實現相同的效果）。當涉及醫療保健時，伊齊基爾·伊曼紐爾指出，1/2的患者花費了不到3%的醫療費用，而10%的重患者卻花費了總醫療費用的64%。本特·弗林夫伯格（第18章）談“黑天鵝”管理理念時指出，導致公司成本超支的大部分都是大型技術項目，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關註的不是無休止的討論和撰寫覆雜的論文。

我發現，我一直憑直覺在使用“少即是多”的理念，將其作為決策的一種輔助手段（而不是把一系列的優點和缺點並列呈現在電腦屏幕上去做對比）。舉例來說，如果你做某事（如選擇一位醫生或獸醫，雇用一個園丁或雇員，與一個人結婚，或者去旅行）的理由超過一個，那就不要做。這並不意味著一個原因比兩個原因更好，只是說，通過努力想出一個以上的原因，你實際上正在試圖說服自己做一些事情。顯而易見的決定（在錯誤面前是強韌的）不需要一個以上的原因。同樣的，法國軍隊也有一個常用的啟發法，拒絕以一個以上的理由請假，比如祖母去世、染上感冒病毒，以及被野豬咬傷。如果有人以一個以上的論點來攻擊一本書或一個理念，你就知道這不是真的，沒有人會說：“他是一個罪犯，他殺死了很多人，他的餐桌禮儀不好，而且有口臭，駕駛技術也非常糟糕。”

我經常關註我所說的柏格森剃刀法則：“一個哲學家應以一個理念，而非多個理念揚名。”（這個理念不一定源於柏格森，但確實非常有效）。法國散文家和詩人保羅·瓦萊裏曾經問愛因斯坦，他是否會拿著一個筆記本，隨時記下自己的想法。“我從來沒有想法。”愛因斯坦回答道（但其實他只是沒有無足輕重的想法）。因此，讓我們記住這個規律：如果某人的簡歷很長，我會直接忽略他——在一次會議上，朋友邀請我與一位成就卓著、炙手可熱的人共進午餐，他的簡歷顯示“他幾乎做完了別人兩三輩子才能做完的事情”；我選擇婉拒，寧可與學員和舞台工程師同坐一桌。同樣的，當有人告訴我，一個人寫了300篇學術論文，獲得了22個榮譽博士學位，卻沒有任何一項值得稱道的貢獻或個人觀念時，那麽我會對這種人避之不及。

第二十章 時間與脆弱性

預言與知識一樣，是減法，而非加法

反脆弱性意味著舊的事物要勝過新的事物，而且是遠勝新的事物，這可能與我們的直覺不符。不管某些東西看起來多麽符合你的想法，它的敘述多麽好或多麽壞，時間更了解它的脆弱性，並會在必要時毀掉它。在這裏，我要揭示一種現代病，它與干預主義有關，被稱為新事物狂熱癥，它帶來了脆弱性，但我認為這可能是可以治愈的，只要你有足夠的耐心。
能生存下來的事物必然是滿足了一些（通常是隱性的）目的，時間能夠看到這些目的，但我們的眼睛和邏輯思維能力卻無法捕捉它們。在本章的內容中，我們將使用脆弱性的概念作為預測的核心驅動力。

回想一下基本的不對稱性：反脆弱性的事物受益於波動和混亂，而脆弱的事物會因此受傷害。但是，時間與混亂是一樣的。

從西蒙尼德斯到詹森

為了練習脆弱性和反脆弱性之間的區別使用，我們來扮演先知的角色，了解一下為什麽預測並非一個很好的職業選擇，除非你的臉皮夠厚、有很好的朋友圈子、很少上網、有一個藏有一整套古老諺語書的書架，如果可能的話，還能夠從預言中獲取個人利益。我們從預言的歷史記錄中看出：在被證明正確之前，你會遭到唾罵；在被證明正確之後，你會遭到一段時間的仇視，或者更糟的是，由於追溯失真，你的想法會顯得“不足為奇”。

現在閉上眼睛，試著想象你的未來環境，例如5年、10年，或25年後的環境。在很多情況下，你的想象力會把新的東西註入其中，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創新、改進、尖端技術和其他庸俗與陳腐的商業術語。我們將看到，這些常見的關於創新的概念不只是在美學上令人厭惡，從經驗和哲學上來說也只是一些無稽之談。

為什麽呢？很多情況下，你的想象力會為當前的世界添加一些東西。很抱歉，我會在本章中告訴你，這種方法完全是落後的方法：根據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概念，嚴格來說，正確的想象就是從未來中排除或削減不屬於未來的東西，采用否定法。脆弱的事物終將破碎；幸運的是，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哪些東西是脆弱的。正“黑天鵝”比負“黑天鵝”更不可預測。

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詩人西蒙尼德斯說過：“時間有撕碎一切的鋒利牙齒。”這或許開創了西方文學感嘆歲月無情的傳統。我可以追溯大量優雅的古典主義表現文學，從古羅馬詩人奧維德（“時間吞噬一切”）到同樣詩意的20世紀俄裔法國女詩人愛爾莎·特麗奧萊（“時間燃盡了，卻沒有留下任何灰燼”）。當然，談這些難免讓我們詩興大發，所以我現在正哼唱著一首根據法文詩改編的歌曲，歌曲名為“時間流逝”，歌中唱道：“時間是多麽善於消除一切，甚至悲傷的記憶（雖然它並未提到，在這個過程中它也會消除我們）。”現在，由於已經認識了凸性效應，我們可以運用一點兒科學方法自己來分類，判斷哪些東西應該會被無情的時間迅速吞噬。脆弱的事物終將破碎，幸運的是，我們能夠搞清楚什麽是脆弱的。甚至我們認為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也終將破碎，只是那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才會發生（酒的年頭越久越醇，但也僅限於一定程度；而且，如果你把它放在一個火山口，那麽情況就不是這樣了）。

前一段第一句引述的西蒙尼德斯的詩句，還有下一句：“連最堅固的東西也不例外。”所以，西蒙尼德斯其實對強韌性已經有了一個粗略的實用性理解，即最牢固的東西更難被時間吞噬，因此也將是最後一個被吞噬的。當然，他沒有想到的是某種東西具有反脆弱性，因此永遠不會被吞噬。

現在，我堅持認為，通過否定法進行預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用其他方法來預測不可能不在某些地方遭遇“火雞”問題，特別是在今天我們生活的覆雜環境中。我不是說不會出現新的技術——某種新事物肯定會在一段時間內十分風靡。當然，脆弱的事物都會被其他東西替代。但是，這個“其他東西”是不可預測的。你心目中的那項技術，不會是成功的技術，無論你認為它多麽恰當和適合——恕我直言，這只是你的一廂情願而已。

回想一下，最脆弱的就是建立在可預測性基礎上的預測，換句話說，那些低估“黑天鵝”事件的人終將遭到淘汰。

可以肯定的是，易於遭遇“黑天鵝”事件的事物最終將被歷史所吞噬，因為時間將增強該事件的發生概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長期預測要比短期預測更可靠，這是一個有趣的明顯矛盾。但換一種思路，一般預測（不涉及當前已確認為脆弱的事物）的準確度則隨時間而降低；由於存在非線性，時間越長，準確性下降得越快。你對計算機工廠的銷售量或者大宗商品供應商的利潤所做出的10年期預測的錯誤率，是一年期預測錯誤率的上千倍。

學習做減法

一個最為重要，但被人們討論次數最少的技術莫過於避孕套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看起來最不像一項技術，它經歷過許多有意義的改進，目的主要是讓它越來越不引人註意。

所以，最重要的錯誤在於：當被要求想象未來時，我們傾向於拿當下作為基準，然後加入新的技術和產品，以及其他我們認為合理的事物，盡管這只是在過去的發展格局上的一種生硬的添加和篡改，最終杜撰出一個未來。我們還根據自己對當下狀況烏托邦式的幻想來描畫未來的社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意願推動的——除了少數被稱為災難預言者的人，實際上未來世界中主要棲息著人類的欲望。所以，我們傾向於將其過度技術化，而低估了將輪子裝在旅行箱上這類似乎毫無技術含量的發明，而此類發明在下一個世紀仍可能被眾人所忽略。

技術思想家往往有一種“工程思維”——不太客氣地說，他們有自閉癥傾向。雖然他們通常不戴領帶，卻顯示出書呆子的所有氣質——主要是缺乏魅力，對事物而非人感興趣導致他們往往忽視自己的外表。他們喜歡精確，卻犧牲了實用性，而且他們通常缺乏文學素養。

這種缺乏文學素養的情況，實際上是對未來缺乏判斷力的一個標志，因為它通常伴隨著對歷史的貶低，是無條件求新的副產品。除了科幻小說這一孤立而狹窄的領域，文學大多關乎過去。

只需踏進博物館，你內在的審美思維就與這些古人相通了。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你往往都會學習並尊重歷史知識，即使你未必讚同。而過去的歷史，如果妥善處理，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節中看到的，能比現在更好地預測未來。要了解未來，你並不需要技術自閉癥們所用的術語，不必癡迷於“尖端技術”，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你只需要做以下工作：對過去保留一些尊重，對歷史記錄保留一些好奇，對老人的智慧保留一絲渴求，並掌握“啟發法”的概念，這些不成文的經驗法則對生存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換句話說，你將被迫重視能世代流傳、能幸存下來的東西。

最理想的技術

但是，通過自我削減的方式，技術便可以消除不良技術帶來的影響。
技術的巔峰狀態，往往是在我們看不到它的時候。我相信，當一項技術取代了有害的、不自然的、不友好的，最重要的是天生脆弱的舊技術時，它就給我們帶來了最大的效益。

即使是現在，我們也正在用技術來扭轉技術。還記得我說過，我走進餐廳穿的鞋與前古典主義時期在阿爾卑斯山發現的木乃伊所穿的鞋子沒有多大的區別。制鞋行業花了幾十年開展“工藝設計”，希望制造出完美的步行鞋和跑步鞋，加上各種形式的“支持”機制和材料為鞋子增加減震氣墊，現在卻開始向我們出售讓腳擺脫束縛、回歸光腳感受的鞋子了——他們希望鞋子不要那麽顯眼，它們的功能只是保護我們的腳免受傷害，而不是指示我們該怎麽走路（那曾經是我們對鞋子使命的現代主義詮釋）。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賣給我們的是古代狩獵采集者腳上的老繭硬皮，我們可以穿著它在大自然中漫步，然後在重新回到文明社會時脫下它。穿這種鞋走在大自然中，就好像在三維世界裏又喚醒了一個新的維度一樣。而普通鞋子則感覺像腳的石膏鑄模，把我們與環境分離開來。此外，新型的鞋子也不失優雅：它的技術在鞋底上，而不是在鞋面上，鞋底可以既結實又很薄，從而使腳可以貼地行走，就好像赤腳走路一樣——我發現我最好的一雙鞋是在巴西買到的意大利款式的鹿皮鞋，既可以讓我在石頭路上跑步，又可以穿著它去餐廳吃午飯。

平板電腦（特別是iPad）的一大用途是，它允許我們回歸巴比倫人和腓尼基人的寫作方式——在平板上寫東西（最初古人就是在石板上記事的）。現在，人們可以通過手寫，或更準確地說，通過手指書寫的方式來進行記錄——用手寫可要比通過鍵盤等介質進行記錄舒服得多。我的夢想是，終有一天可以通過手寫的方式記錄所有事，就像現代化之前幾乎每一位作家做的那樣。
因此，技術的自然特性，可能就是被自身所替代。
接下來，我要說明為什麽未來大多存在於過去之中。

越活越年輕：林迪效應

林迪效應：老事物的預期剩余壽命比新事物的更長，與它們的當前年齡成正比
不會自然消亡的信息：知識性產品的壽命，類屬的壽命 冪律分布

現在，根據事物屬於哪一類，我做出以下提議（基於偉大的伯努瓦·曼德布羅特對林迪效應的詮釋）：

對於會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預期壽命就會縮短一些。而對於不會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則可能意味著更長的預期剩余壽命。

因此，一項技術存活的時間越久，其預期剩余壽命就越長。讓我來說明一下這個觀點（人們第一次總是很難理解它）。比如，我已知的唯一信息是，一位男士已經40歲了，我想預測他能活多久。我可以用保險公司所用的那種精算表，看看經年齡調整後的預期剩余壽命，該表預測他還能存活44年。明年，當他41歲時（或同樣，我也可以以同樣的方式來精算另一個當前41歲的人的預期壽命），他還能存活43年的時間。因此，每過一年，他的預期剩余壽命將縮短大約一年（實際上，比一年要少，因此，如果出生時他的預期壽命是80歲，那麽當他到80歲時，他的預期剩余壽命不會是零，而是還可以再存活10年左右）。

而不會自然消亡的事物，情況則相反。為了清楚易懂，我在這裏將數據簡化一下。如果一本書已經出版發行了40年，我預計它可以再發行40年。但是，主要區別在於，如果它又存活了10年，那麽預計它會再發行50年。簡單地說，作為一項規律，它告訴你為什麽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的事物不會像人類那樣“老化”，而是會越來越“年輕”。每過一年，只要該事物沒有滅絕，它的預期剩余壽命就會翻番。這也是強韌性的一個指標。一個物體的強韌性與它的當前壽命成正比！

總體來說，一項技術的歷史越長，不但它的預期存活時間更長，而且對這一論點的肯定性也將更強。

我不明白為什麽一個人喜歡歷史悠久的東西，就會表現得像“老古董”。這麽說的話，我的行為舉止在喜歡古典文化（“更老的”）的時候就要比在喜歡“更年輕”的中世紀題材的時候更像“老古董”。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就好像說人吃牛肉就會變成牛一樣。它實際上是一個比吃什麽變什麽的推論更糟糕的謬論：技術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信息，而不是一個實體，它不會像人類一樣發生肌體的老化。比如輪子是不可能經歷退化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不會變成“老古董”的。

給特定人群的行為貼上“年輕”或“年老”的標簽，是一種更危險的做法。如果大家不看網絡上那種高調宣傳的、精心包裝的18分鐘的宣傳片，而是關註生活中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青年人（他們手中也許掌握著通向未來的鑰匙），你們就會換種思考方式。許多進步都來自於年輕人，因為他們有相對不受系統束縛的自由與采取行動的勇氣，而年長者則多囿於生活而失去了這些品質。但是，年輕人提出的想法大多都是脆弱的，不是因為他們年輕，而是因為大多數未經歷練的想法往往是脆弱的。當然，很多人之所以吹噓“未來主義”理念是因為宣傳過去的理念賺不了那麽多錢，新技術當然比較容易振奮情緒。

未來包含在過去之中。其實有一個阿拉伯諺語就是這麽說的：沒有過去的人就沒有未來

一些心理偏差

接下來，我要提出一個受隨機性愚弄效應的應用。信息有一個討厭的特性：它會將失敗隱藏起來。很多人在聽到有人炒股致富，在街對面買了一套豪宅的成功故事後，都會被吸引進入金融市場——但實際上，有關失敗的信息都被掩藏起來了，我們沒有聽到它們，所以受資者投到誤導而高估了成功概率。這一規律同樣適用於小說的寫作：我們沒有看到過絕版的精彩小說，我們只是認為，銷量高的小說寫得都好（不管你怎麽理解），那麽寫得好的小說也一定銷量高。實際上，我們混淆了必要條件和因果關系：因為所有幸存的技術都有一些明顯的好處，這促使我們相信，所有能帶來明顯好處的技術都將留存下來。我會把那些深奧難懂、有助於生存的特性留到後面的章節中進行討論。但在這裏，請關註導致人們相信某些技術的“威力”及其主宰世界能力的心理偏見。

另一種導致我們過分宣揚某種技術的心理偏見，來自我們只關註動態而非靜態的事實。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這種偏見在有關財富問題上的反映，這是由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發現的。（他們發現，人類的大腦喜歡最輕松的方式，並因此陷入一些誤區。他們開創了一種對人們的偏見進行分類和繪圖的模式，以反映出人們對隨機結果的認知和在不確定情況下做決策的感受）。如果你對某人說“你損失了10 000美元”，會比你告訴他“你的投資組合的價值原本是785 000美元，現在是775 000美元”更讓他心煩。我們的大腦偏好走捷徑，局面的變化總是比全局更容易被大腦註意（和存儲），需要的內存空間也更小。這種心理啟發法（通常，我們自己也意識不到它的運作），即以變化取代整體的錯誤是相當普遍的，甚至很容易被觀察到。

首先，我們對變化的註意，遠遠多過扮演重要角色但不變的事物。我們對水的依賴要超過對手機的依賴，但因為水不會改變而手機一直在變，因此，我們很容易將手機發揮的作用想象得比它們的實際作用更大。其次，因為新的一代人更積極地開發技術，我們註意到他們嘗試了更多的東西，但我們忽略了這些技術的應用通常並不長久。大部分“創新”是失敗的，就像大多數書籍都滯銷一樣，但這不應妨礙人們去嘗試。

新事物狂熱癥和跑步機效應

比如說，你開著你買了兩年的日本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並被一輛看上去明顯不同的同一品牌最新款汽車超過。那輛車看起來明顯更好。它的保險杠稍微大一些，尾燈也更寬一些。這些外觀上的細節變化（或許還有一些隱藏的技術改進）僅僅代表了不到幾個百分點的變化，除此之外，這輛車看起來跟你的車是一樣的，但單就這輛車的外形來看，你就是感覺它更好。你看著那輛車的尾燈想，你也應該換輛車了。在賣掉自己的汽車後，還得多支付約三分之一的錢——所有這些都是因為這些小小的、主要是外觀上的變化。但換汽車與換電腦相比，成本還算小——一台舊電腦的價值微乎其微。

比如說你用的是蘋果電腦。這是一個星期前你剛剛買的一台新款電腦。在飛機上，坐在你旁邊的人從他的手提包裏掏出了一台舊電腦。它雖然與你的電腦同屬一個系列，但看起來感覺更差些——機身較厚，屏幕清晰度也不夠。但是，你忘記了當年你也曾買過一台同一型號的電腦，你因此還興奮了好一陣子。
手機也是一樣：你會看不起那些攜帶笨重的老款手機的人。但就在幾年前，你還認為它們又小又光鮮呢。

所以，在這麽多技術驅動型的現代化事物的包圍下（包括滑雪板、汽車、計算機，計算機程序），我們似乎更關註不同版本之間的區別而非共性。我們甚至迅速厭倦我們所擁有的東西，並不斷尋找升級版。之後，期待另一個“改進版”的新產品。這種購買新產品，最終又對其失去新鮮感（尤其是與更新的東西比較時），並期待購買更新款產品的沖動被稱為“跑步機效應”。讀者可以看到，它們與前一節中提到的人們更容易註意變化的心理偏見的誘因是一樣的：我們會關註變化，並對沒有變化的某些事物和某類商品感到不滿。丹尼爾·卡尼曼和他的同事在研究被他們稱為享樂體驗的心理時，對跑步機效應進行了調查。人們在獲得一個新的物品後，開始會感覺興奮，隨後又會迅速恢覆常態。所以，當你進行“升級”後，你會對技術的變化感覺非常滿意。隨後，你會很快習慣這一變化，並開始尋找新事物。

但我們對古典藝術、老式家具——總之不歸於技術一類的事物，似乎就沒有這種跑步機效應。比如，你在同一間屋子裏掛了一幅油畫，還擺了一台平板電視。這幅油畫繪於近一個世紀以前，呈現的是經典的佛蘭德風景，佛蘭德陰暗的天空、雄偉的樹木，以及平凡但寧靜的鄉村景色。我敢肯定，你不會急於對你的油畫升級換代，但你的平板電視機卻有可能很快被你捐獻給某個愛腎基金會的地方分會。

我們的飲食也是如此，想想看我們還在嘗試仿效19世紀的晚餐習俗。因此，世界上至少有一個領域並不是我們力求處處優化的。
我寫這本書時一開始是用手寫方式，用的是一支陪伴我多年的鋼筆。我並不計較我的筆的新舊程度。它們中好多支都非常古老，少說也有好幾十年的歷史了，其中一支（最好的）我用了至少30年。我也不在乎紙張的微小變化。我喜歡使用克萊楓丹品牌的紙張和筆記本，它們從我童年時期起就沒有大的變化——如果說有什麽變化的話，那就是它們的品質下降了。
但是，當涉及將我的草稿轉錄成電子文檔時，我就開始擔心，我的蘋果電腦可能不是最好的工具。我不知從哪裏聽說，新版電腦的待機時間更長，因此我打算不久後，在我產生購買沖動時對我的電腦升級換代。

註意，我們在技術領域和現實生活領域對事物的看法呈現出奇怪的差異。每當我搭乘飛機，坐在一個用電子閱讀器閱讀企業家常讀的垃圾文章的企業家旁邊，企業家總是忍住不把他的電子閱讀器與我閱讀的紙質書籍進行比較，並對我的書嗤之以鼻。據說，電子閱讀器的“效率更高”，它承載的是書的內容，是企業家稱為信息的東西，而且攜帶更方便，他可以在他的設備裏下載能裝滿一個圖書館的書籍，還可以“優化”利用他打高爾夫球的空閑時間。我從來沒有聽任何人說過電子閱讀器和實體書的重大區別，比如氣味、質地、尺寸（書是三維的）、顏色、翻頁的能力、與電腦屏幕相比的手感，以及導致我們的閱讀感受莫名不同的隱性特征。討論的重點往往是兩者的共性（這個奇妙的設備多麽像一本書）。然而，當他將他的電子閱讀器與其他電子閱讀器比較時，他卻會睜大眼睛盯住那些微小的差異。正如黎巴嫩人碰上敘利亞人，他們會關註各自的地中海東部方言的細微差異，但是當黎巴嫩人碰上意大利人，他們都會關註他們之間的相似性。

有一種啟發法可以幫助我們對這些物品歸類。首先是電子開關。任何東西，只要上面帶有“開”和“關”的按鈕，空服人員就會對我大叫，讓我關掉。這種東西必然屬於某一類（但反之則不然，因為許多沒有開關按鈕的物品也投新事物狂熱者所好）。對於這些物品，我會關註它們的差異，加上新事物狂熱癥。但是，讓我們看看藝術品（屬於另一類）與工業產品的區別。藝術品都會被創作者註入自己的感情，而且容易讓人滿足——我們不會像看待電子產品那樣，總有一種感覺不盡完美、有待改進的挑剔心理。
此外，技術性的東西往往都很脆弱。我們對藝術家的作品很少產生跑步機效應，這些東西都帶有一定的反脆弱性——比如，我腳上這雙手工制作的鞋子，這得耗費鞋匠好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制作完成。而帶“開關按鈕”的物品往往沒有這種補償性的反脆弱性。

但是對於有些東西，我們倒是希望多一點兒脆弱性，這就引出了我們對建築的討論。

建築和不可逆轉的新事物狂熱癥

有一些建築師之間的進化戰爭，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覆雜的新事物狂熱癥。現代主義建築與功能主義建築的一個問題是，它的實體不夠脆弱、不易打破，因此，這些建築物就只能矗立在那裏，折磨著我們的感官——你沒法預測它們什麽時候能夠最終消失。

把科學變成新聞

因此，我們可以把脆弱性和強韌性的標準應用到信息的處理方面——這種情況與技術類似，脆弱的東西就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東西。所以，最好的過濾性啟發法，就是看書籍和科學論文的流傳年數。只出版一年的書籍通常是不值得一讀的（它具有“流芳百世”的質量的概率非常低），不管炒作得多麽厲害，或者它們看上去是多麽“驚世駭俗”。所以在選擇讀什麽書時，我以林迪效應為指導：已經流傳10年的書將再流傳10年；流傳了2 000年的書籍還將流傳更多時間，以此類推。許多人認識到了這一點，但並未將其應用到學術工作中；學術工作的許多現代實踐，與新聞工作沒有多少區別（除了偶爾的原創作品）。學術工作因為有尋求關註的傾向，所以很容易受制於林迪效應：想想看，數以百萬計的論文不管在出版時如何大肆宣傳，本質上也只是噪聲。

判斷科研成果或新的“創新”是否真的是突破，問題在於我們需要去看相關觀念的所有層面——而且仍有一些迷惑需留待時間去解決。很多人像老鷹般盯著癌癥的研究成果，我卻喜歡引述下列事實：曾有段時間，猶大·福克曼的研究工作令大家興奮不已。福克曼認為，人們可以通過抑制血液供應治愈癌癥（腫瘤需要營養，而且往往會制造新的血管，就是所謂的新生血管）。這個想法表面上看起來無可挑剔，但大約15年時間之後，我們得到的唯一顯著成果是找到了緩和黃斑變性的方案，與癌癥完全無關。
同樣的，看似無趣而可被忽視的結果，在10年之後卻可能被證明是行業的突破。

所以，時間可作為噪聲的清潔劑，把所有言過其實的作品都扔進時間的垃圾桶。有些組織甚至把此類科學生產變成了廉價的觀賞性競技運動，比如評選出直腸腫瘤領域或諸如此類的子學科下的“十大熱門論文”。

用“科學家”取代上文中所說的“科學成果”，我們也常常會看到相同的新事物狂熱癥。對“40歲以下”的明日之星科學家的授獎簡直是種病態，這種病蔓延到了經濟學、數學、金融等領域。數學領域比較特別，因為其成果的價值是可以馬上看到的，所以對該領域我就不作批評了。但對於我很熟悉的領域，比如文學、金融、經濟等領域，我則非常肯定，向40歲以下的人授獎恰恰是其價值最好的反向指標（這很像交易員們屢試不爽的經驗：在雜志的封面或者在《從優秀到卓越》等書籍中被譽為“最佳”的公司往往最終業績不如預期，做空它們的股票一定會讓你賺得盆滿缽滿）。設置這些獎項最糟糕的後果是，將沒有獲獎的人置於不利地位，將這些領域降級成為競技場。

如果我們要設獎的話，就應該為“流傳百年以上”的成果設獎：人類花了140年來驗證朱利·荷紐的貢獻，後者發現了可選擇性，並從數學的角度將其繪制出來，同時他還發現了我們所稱的煉金石。但是，他的作品多年來一直默默無聞。

現在，只要看看你高中和大學時感興趣的基礎教材——任何學科都可以，你就會同意我所說的科學領域充滿了噪聲的觀點。隨機翻開一個章節，看看其中的想法如今是否仍然重要。哪些觀念有點兒枯燥，但仍然具備現實意義，或者非但不枯燥，還很重要。它們可能是著名的1215年《大憲章》（英國歷史）、愷撒的《高盧戰記》（羅馬歷史）、對斯多葛學派的歷史介紹（哲學）、量子力學概論（物理），或貓與狗的基因樹（生物學）。

一篇論文在5年後仍然重要且有趣的概率不超過萬分之一。由此可見科學的脆弱性！

與一名高中老師或者不成功的大學教授的談話，可能也比最新的學術論文更有價值，而且這種談話會較少地遭到新事物狂熱癥的侵蝕。我最酣暢的一次哲學交流是與一位法國的公立中學教師進行的，他熱愛哲學，但沒有興趣靠寫論文投身這個行業（在法國，他們在高中的最後一年教哲學）。不管在哪個領域，業余愛好者往往都是最優秀的，如果你能夠接觸到他們的話。與業余愛好者不同，職場專業人士奢談知識就好像妓女奢談愛情。

當然，你可能會幸運地在一些地方遇到一些有真才實學的人，但總體來說，在最好的情況下，與學者談話就像與管道工談話一樣，有時候情況更糟，他們就像喜歡聊娛樂新聞的看門人：他們所聊的話題無外乎一些無聊的人（其他學者）和其他瑣事。當然，頂尖科學家的談話有時會令人著迷，這些人積累了淵博的知識，對他們來說，談論某個相關話題遊刃有余，因為這些主題與他們的整個研究領域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但是，這些人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太罕見了。

我想用以下故事來結束本章。我的一個學生（他偏偏是學經濟學專業的）問我應該根據什麽原則來選擇可讀的書。“盡量不要讀過去20年裏出版的書，除了不是寫過去50年內歷史的歷史書。”我脫口而出，而且頗有些不耐煩，因為我最討厭這樣的問題：“你讀過的最好的書是什麽”或“你能否列出十佳書籍”——我心目中的“十佳書籍”的書名在每個夏末都會改變。另外，我一直在推薦丹尼爾·卡尼曼的書，因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其34~40年之前的研究心血經過精心篩選和現代修訂後的呈現。我的建議似乎是不切實際的，但是，經過一段時間，這位學生形成了一種閱讀亞當·斯密、馬克思和哈耶克等人原著的習慣，因為他相信這些書籍即使到他80歲的時候也會時常引用。他告訴我，在定下這個書籍選擇規則後，他意識到他的同齡人讀的往往都是最及時但很快就會過時的書籍。

應該會消失的東西

大多數存活了25年的技術應該還能再存活25年——再次聲明，我指的是大多數，不是全部。但脆弱的事物將消失，或者被削弱。現在，讓我們看看什麽是脆弱的呢？大的、優化的、過度依賴於技術的東西。脆弱的事物過度依賴於所謂的科學方法，而不是經時間驗證的啟發法。今天的大型公司到那時應該都消失了，因為它們將規模視為自己的實力，結果卻被規模所誤：規模之所以是公司的敵人，是因為它會導致公司在“黑天鵝”面前呈現不相稱的脆弱性。城邦制國家和小型公司更容易在未來幸存，甚至茁壯成長。集權制國家、印發貨幣的央行，以及那些被稱為經濟部門的機構，名義上可能仍然存在，但它們的權力將被嚴重侵蝕。換句話說，我們在三元結構圖“脆弱類”一欄中所看到的東西將消失——取而代之以其他脆弱的事物。

先知與現在

針對事物的弱點提出警告（減法式預言），更接近於先知扮演的傳統角色：警告，而不一定是預測，並在人們拒絕接受的情況下預測災難的發生。

先知的傳統角色，至少在地中海東部地區，並不是展望未來，而是談論現在。先知會告訴人們該怎麽做，或者在我看來，更牢靠的方法是告訴人們不該做什麽。在近東的一神論傳統中，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先知們，其主要作用是避免會眾放棄唯一真神，而加入崇拜偶像的異教徒行列，以致引來災難。先知是與唯一真神有著直接溝通，或者至少可以領會神的旨意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要對他的教徒發出警告。閃米特人的先知，稱為Nevi或nebi（希伯來原文），在發音上與阿拉姆語和阿拉伯語在發音上的細微差別相同，主要是指能與上帝溝通並傳達上帝旨意的人——‘nab’在阿拉伯語中的意思是“新聞”（其最初的閃語詞根nabu在阿卡迪亞的意思是“召喚”）。早先被翻譯成希臘文時為pro-phetes，意思是“代言人”，這在伊斯蘭教中被保留了下來，因為先知穆罕默德就有雙重角色，一是代言人，一是信使。代言人和信使角色之間還有一些細小的等級差別。單純做預測工作的人僅限於占卜者，或者會運用占卜術的各類人等，比如《古蘭經》和《聖經·舊約》中不受人喜愛的“占星家”。迦南人的神學和各種探索未來的方法同樣混亂，但先知僅指與唯一真神打交道的人，而不是像邪神那樣與未來打交道。

在地中海東部地區，先知並不是讓大家特別羨慕的一份職業。正如我在本章開頭所說，他們很難受人歡迎：耶穌在提到以利亞的命運時（以利亞警告會眾不得敬拜巴力神，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又不得不到敬拜巴力神的西頓尋找慰藉。）宣稱：沒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先知。而且先知的使命並不一定是有人自願承擔的。想想耶利米的生活，充滿了悲嘆（《耶利米哀歌》），因為耶利米有關災難和監禁（及其原因）的不愉快的警告，令他不那麽受人歡迎，可以說他恰好是“棒打信使”和“真相帶來仇恨”的體現。耶利米遭到了毆打、懲罰、迫害，還是無數陰謀（其中涉及他自己的兄弟）的受害者。在一些杜撰的故事中，他甚至最後在埃及被人用石頭砸死。
在閃米特北方，在希臘的傳統文化中，我們發現了同樣的信息，那些對現實發出警告，以及那些能夠理解別人所不理解的事情的人，遭受了同樣的懲罰。例如卡珊德拉，當神殿的蛇清理了她的耳朵後，她就能聽到一些特別的信息，獲得了預言的天賦，同時卻背負著不被人相信的詛咒。提瑞西阿斯是因為泄露了諸神的秘密而失明，並變身為女人——但作為彌補，雅典娜舔了他的耳朵，使他聽得懂鳥兒歌聲中的秘密。

回想一下我們在第2章中提到的，我們無法從過去的行為中學習的現象。學習時缺乏遞歸思維，也就是缺乏二階思維的問題是：如果那些傳遞一些從長遠來看有價值信息的人在過去的歷史中受到迫害，人們就會預期，應存在一個糾錯機制，使聰明的人最終從這類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而傳遞信息的那個人也終將得以正名。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
缺乏遞歸思維的情況不只出現在預言中，也出現在其他的人類活動中：如果你認為別人沒想到的某個新創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創新”，行得通而且有很好的表現，那麽你會預期別人也能夠接受它，不用太多參考別人的看法就能眼睛雪亮地捕捉到新創意。被視為“原創”的東西，往往是根據當時是新的但如今已經不新的東西設計的，因此對許多科學家來說，成為“愛因斯坦”就意味著解決一個與愛因斯坦解決的問題相類似的問題，但實際上，當年愛因斯坦解決的也根本不是標準問題。成為物理學領域的愛因斯坦這個理念本身，也不具有原創性。我在風險管理領域發現過類似的錯誤，因為科學家們總試圖以標準的方式創新。數量金融學界的人只將過去傷害過他們的事認作高風險的事情（鑒於他們對“證據”的關註），而沒有意識到，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也完全沒有先例，無法以標準來衡量。我個人曾努力勸他們擺脫固有的思維，以二階思維模式來考慮問題，但是我沒能說服他們——我也曾努力讓他們認識到脆弱性的概念，但也沒有成功。

恩培多克勒的狗

在亞裏士多德的《大倫理學》一書中，有一則可能是杜撰的故事，有關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恩培多克勒。有人問恩培多克勒，為什麽狗總是喜歡睡在同一塊瓷磚上，恩培多克勒回答道，這條狗和這塊瓷磚之間應該有一些相似性（其實這個故事甚至可能被杜撰了兩次，因為我們也不知道《大倫理學》是否就是亞裏士多德本人寫的）。

想想狗和瓷磚之間的匹配性。這是一種自然的、生物的、可解釋的或不可解釋的匹配性，因為長期循環出現而得到了肯定，取代了理性主義。回過頭來看看歷史事實就知道了。
這便讓我能夠對本章所做的關於先知的討論下一個結論。

我認為，那些人類的技術，如幸存下來的寫作和閱讀技術，就像瓷磚之於狗，是自然的朋友之間的匹配，因為它們對應了我們內心深處的一些東西。只有時間顛撲不破的東西，才是屬於我們永遠需要的東西。

每當我聽到有人試圖將一本書和一個電子閱讀器相比較，或者試圖比較某種古老的東西與某種新技術時，各類“意見”就冒出來了，仿佛現實只關心意見和敘述一樣。其實，我們的世界中深藏著秘密，只有實踐可以發現它們，而意見或分析是無法全面捕捉這些秘密的。

當然，秘密只有隨時間的流逝才會逐漸為人所知，謝天謝地，它只能等待時間來發現。

什麽是沒有意義的

讓我們再深入了解恩培多克勒的狗這則故事：如果某個東西對你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比如宗教——如果你是一個無神論者的話，或者某些不合理的古老習慣或做法）；如果這個東西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那麽，不管你認為它合理或不合理，你都可以預期它還會存在更長的時間，比那些預言它會死亡的人存活的時間更長。

第二十一章 醫療、凸性和不透明

醫生在中世紀猶太人世界裏被稱為哈基姆，意思是“聰明人”或“智慧的執行者”，是哲學家或拉比的近義詞（hkm這一詞根在閃語中是“智慧”的意思）。甚至在更早的年代，也有一群深受希臘文化熏陶的人活躍在醫學和哲學實踐的中間領域——偉大的懷疑論者和哲學家塞克斯都·恩披裏柯本人就是懷疑經驗主義學派的醫生。經驗基礎醫療的前輩尼科米底亞的曼諾多圖斯也是如此，稍後我們會對他們作更多闡述。這些思想家的作品，或者留存至今的作品，對我們中那些不相信誇誇其談的人來說，也是耳目一新的。

本章中我們要說一些簡單的內容，例如簡單的決策法則和啟發法。當然，我們要采用否定法（剔除不自然的）；我們只尋求能夠帶來非常大的健康收益（比方說，救人一命），或者收益明顯超過其潛在危害的醫療技術，如毫無疑問必須動的手術或必須服的救命藥物（青黴素）。這與政府干預是一樣的。這是泰勒斯模式而非亞裏士多德模式，即根據收益而非知識來做決策。因為在這些情況下，醫學具有正向的不對稱性（凸性效應），其結果不太可能產生脆弱性。否則，在某種藥物、流程，或營養和生活方式帶來的收益很小的情況下，比如那些僅照顧到舒適性的情況，我們可能就會受騙（將我們置於凸性效應的錯誤一面）。其實，我和拉斐爾·杜爾迪在我們有關風險檢測技術論文（第19章）中所開發的定理有一個意外的收益，即建立起以下事物之間的聯系：（a）風險或劑量反應的非線性，及（b）潛在的脆弱性或反脆弱性。

我還將問題擴展到了認識論的層面，並制定規則來界定什麽才算得上是證據：半杯水究竟應被視為半空的還是半滿的，有些情況下，我們關註的是證據的缺乏，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我們關註的是證據。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有確鑿證據，在其他情況下，則完全沒有證據——這取決於風險狀況。以吸煙為例，在某個階段，吸煙被認為能帶來一些小收益，比如快感，甚至健康（確實，人們認為這是一個好東西）。它的危害是幾十年之後才被發現的。然而，如果當時有人對吸煙表示質疑，他聽到的將是千篇一律的幼稚而學術化的偽專家式回應：“你有證據表明吸煙有害嗎？”（這與“有沒有證據表明污染有害”等回應如出一轍）。像往常一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很簡單，拓展一下否定法和胖子托尼的別當愚蠢的人法則：非自然的東西需要證明其利益，但自然的事物則不需要——根據我們早先闡述的統計原理，大自然比人類更少讓我們上當。在一個覆雜的領域，只有時間——很長的時間——才能成為證據。
對於任何決定，未知事物對一種事物的影響總是大大超過另一種事物。

這種“你有證據嗎”的謬論是將證明無害的證據與缺乏證據證明有害混為一談，與我們將NED（缺乏證據證明某種疾病）曲解為有證據證明無某種疾病的情況相類似，與將缺乏證明某事存在的證據視為證明某事不存在的證據相類似。這種錯誤往往會影響到受過教育的聰明人，就好像教育使人們更傾向於以證實思維做出反應，更容易陷入簡單的邏輯誤區。
回想一下，在非線性情況下，簡單的“有害”或“有益”的陳述都會失靈：關鍵在於劑量。

醫源性損傷的首要原則：經驗主義

醫源性損傷的首要原則是：我們不需要有證據證明受到傷害，才能宣稱某種藥物或者不自然的肯定法療是危險的。回想一下我先前對“火雞”問題的評論，危害在於未來，而不是狹義界定的過去。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經驗主義，而非天真的經驗主義。

我們已經看過了有關吸煙的論點。現在考慮一下吃人造脂肪，也就是反式脂肪的冒險歷程。人類不知怎麽學會了制造脂肪產品，在這個偉大的科學主義時代，他們確信他們可以做得比大自然更好。不是與大自然一樣好，而是更好。化學家認為，他們能生產一種脂肪替代品，從各個方面來看都要優於豬油或黃油。首先，它更方便：人工合成的產品，如人造黃油，放在冰箱裏很長時間仍能保持柔軟，所以你無須邊聽收音機邊等待它融化，你可以把它從冰箱取出後立即塗在面包上。其次，它是經濟的，因為合成脂肪是從蔬菜中提取的。再次，也是最糟糕的是，反式脂肪被認為是更有益健康的。它得到了非常廣泛的使用，出於某種原因，在一直食用動物性脂肪幾億年之後，人們突然開始變得怕吃脂肪了（特別是一些所謂的“飽和脂肪”），這主要源於對一些偽劣統計數據的詮釋。而今天，反式脂肪被廣泛禁用，因為它危及生命，是造成心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元兇之一。

再舉一個例子說明這種致命的、騙人的（使人脆弱的）理性主義，讓我們來看看沙利度胺的故事。這種藥物本來是用於減輕孕吐，結果卻造成了畸形兒。另一種被稱為己烯雌酚的藥物則能不知不覺地損傷胎兒，導致女嬰成年後容易患上婦科癌癥。

這兩個錯誤已經非常明顯，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益處似乎是顯而易見且直接的，雖然這種益處很小，而傷害則會滯後多年才得以顯現，至少得3/4個世代才會出現。那麽，下一個要討論的問題就是舉證責任，因為你很容易想象，那些捍衛這些治療方式的人會立即提出異議：“塔勒布先生，你的陳述有何證據呢？”

現在我們可以看清其中的模式了：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醫源性損傷通常源於一種危險的情況，即其中的益處很小，但益處可見——而成本非常大，但卻是滯後和隱性的。當然，潛在成本遠遠超過了累積收益。

醫源性損傷的第二原則：非線性反應

醫源性損傷的第二原則是：它是非線性的。我們不應該讓基本上健康的人去冒險；但是，對於那些被認為處於危險之中的人，則應該冒更多的風險。

為什麽我們需要集中精力治療更嚴重的疾病，而非無關緊要的小病？讓我們看看這個顯示非線性（凸性效應）的例子。如果你患有輕度高血壓，也就是血壓稍微高於“正常血壓”，則你從某種藥物中受益的概率接近5.6%（18人中只有一人能從治療中受益）。但是，當血壓被認為屬於“很高”或“嚴重”的範圍內時，服藥的受益概率分別為26%和72%（即從治療中獲益的人分別占1/4和2/3）。因此，治療的益處相對癥狀呈現凸性（根據病癥的嚴重性，服藥的益處會不成比例地上升，即加速上升）。但想想，醫源性損傷對哪類病癥都應該是恒定的！在你病得很重的情況下，服藥的益處比醫源性損傷要大；而在癥狀輕微時，其益處則相對很小。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重點關註重病癥的情況，而忽略——我說的是真的忽略——病情並不嚴重的情況。

這裏的論點是基於有條件生存概率的結構，這與我們在證明對瓷杯的損害為什麽必須是非線性的結構相類似。想想看，即使面對少數的條件變化，大自然也必須通過無數次自然選擇和自由探索才能為我們找到生路。在當下我們可以獲得的12萬種藥物中，我很難通過正向描述法確定一種能使健康人士的身體狀況“更健康”的藥品（如果有人告訴我有這樣一種藥，我會懷疑它存在尚未發現的副作用）。每過一段時間，我們就會推出一種提高機體性能的藥物，比如類固醇，但最後發現這只不過是金融界人士早就知道的事情：在“成熟”市場上沒有免費的午餐，看似免費午餐的背後必定隱藏著風險。當你認為你已經找到了免費的午餐，比如說，類固醇或反式脂肪這種看似沒有明顯缺點且有益健康的食品時，那麽很有可能它們在什麽地方已經挖了一個陷阱。其實，在我做交易員的時候，我們就把這種交易叫作“愚蠢的交易”。

我們始終找不到能讓我們在健康的狀況下無條件地增強體質（或無條件變強壯）的藥品，原因很簡單，可以從統計數據來看：大自然本應該可以找到這種神奇的藥丸。但是，鑒於某種疾病是罕見的，而且人病得越重，大自然越不可能自己找到解決方案。所以說，偏離正常值3個單位的情況會比正常情況罕見300多倍；偏離正常值5個單位的情況則比正常情況罕見100萬倍以上！

我並不是對藥品的功能和肩負的使命持消極態度，實際上，我只是反對這種商業模式：即使從自身的利益考慮，它們也應該關註重癥疾病，而不是對病癥進行重新分類或唆使醫生開藥。事實上，醫藥企業對醫生起的是干預作用。

讓我們換一種方法來看，受到醫源性損傷的是病人，而非治療本身。如果病人瀕死，那麽所有投機性治療方法都是值得鼓勵的，什麽都可以嘗試。反過來，如果病人幾近健康，那麽大自然才是真正的醫生。

埋藏證據

現在，讓我們了解一些歷史背景。醫藥會誤導人們這麽長時間的原因是，它的成功被大肆地宣傳，而它的錯誤則被隱藏了起來——就像被埋藏在歷史墳墓中的許多其他有趣的故事一樣。
我無法抗拒以下對干預性偏見（產生負凸性效應）的闡述。20世紀四五十年代，許多兒童和青少年接受了放射線治療法，來治療痤瘡、胸腺腫大、扁桃體發炎，以及去除胎記和治療頭皮癬。除了甲狀腺腫大和其他晚期並發癥，接受這種放射性治療的病人中約有7%的人在20~40年後患上甲狀腺癌。但是，讓我們不要擯棄輻射，如果它是來自大自然的話。我們對一定劑量的輻射水平（也就是自然的輻射水平）必定是有反脆弱性的。這種小劑量的輻射甚至可能防止來自更大劑量輻射帶來的傷害和癌癥，因為我們的身體會對輻射產生某種免疫力。談到輻射我突然想到，幾乎沒有人知道，為什麽過去幾千年來我們人類的皮膚一直暴露於陽光下，現如今卻突然需要防曬了，是不是因為大氣發生變化了，曬太陽變得對我們有害了呢？還是因為如今人類生存的環境與皮膚的色素不相匹配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防曬產品的制造商需要賺取利潤呢？

沒完沒了的“火雞”現象

在天真的理性主義驅動下，試圖戰勝自然的企圖數不勝數。這些人總是意圖以一階學習方式來“改善”周圍事物，也就是禁止使用會造成傷害的藥物或療程，但沒有意識到，我們可能在其他地方再犯同樣的錯誤。

醫生總是有開出這些藥物的誘因，因為萬一患者心臟病發作，他會因玩忽職守遭到起訴；但相反的錯誤卻不會遭到懲罰，因為副作用往往不被視為是這種藥物所造成的。

天真的干預問題混合著干預偏見，也會出現在癌癥檢測的過程中：人們明顯偏向於讚成治療，即使它帶來了更多的傷害，因為法律制度往往讚成干預。

外科手術。歷史學家指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科手術的歷史紀錄要好於藥物，這是對可見結果進行必要的嚴謹檢驗後證明的。考慮一下，當你給受了嚴重創傷的患者進行手術，比如取出子彈或將內臟推回原位時，醫源性損傷就降低了；手術的弊小於利，因此呈現正凸性效應。與一般的藥物干預不同，很難說大自然會在這方面做得更好。外科醫生曾經是藍領工作者，或者更接近於手工業者而離高科技較遠，因此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有責任去追求理論。

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這兩種職業在專業性和社會性上都保持著相互獨立，前者是藝術，後者是科學，因此一種是基於理論的，確切地說，是基於人類的一般理論的，而另一種則是一門基於經驗啟發法的手藝。外科醫生的主要責任是應對緊急情況。

由於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動手術時不用麻醉劑，因此他們不需要過多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麽他們選擇“無為”而寧願順其自然。
但是，由於出現了麻醉劑，如今手術的障礙要小得多——外科醫生現在也需要讀醫學院了，不過學習的理論少於中世紀的巴黎大學或博洛尼亞大學。相較之下，在過去，放血是外科醫生沒有任何反誘因就會執行的少數手術之一。

因為每種手術都可能帶來風險，比如麻醉會對腦部造成損傷、醫療失誤（醫生傷及脊髓），或感染醫院細菌。然而，腰椎間盤融合手術等脊柱手術如今仍被普遍實施，尤其是它對醫生來說非常有利可圖。
抗生素。每當你服用抗生素時，你就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細菌突變，變成抗生素耐藥菌株。同時，還會損傷你的免疫系統。你改變了身體對細菌的反脆弱性。解決方案當然是只在用藥益處很大時才服用抗生素。衛生或過度的衛生，也有相同的效果，特別是在人們每次接觸外界後都用化學物品來清潔雙手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列舉很多得到驗證的和潛在的醫源性損傷的慘痛例子（對危重病人之外的患者來說弊大於利，不管這樣的弊端是否已被驗證）：消炎藥偉克適造成的副作用是延後引發心臟問題。抗抑郁藥（在不必要情況下的使用）。減肥手術（取代了超重糖尿病患者的饑餓療法）。可的松。用消毒劑清潔產品可能導致自身的免疫性疾病。激素替代療法。子宮切除術。不是絕對必要的剖腹產。給嬰兒裝耳管，在耳部感染時做出即時反應。前腦葉白質切除術。補鐵。對大米和小麥進行漂白，這被視為進步。防曬霜，可能會造成某種傷害。衛生（過分衛生，會因拒絕了毒物興奮效應，即我們自身的反脆弱性，而使你變得脆弱）。我們攝取益生菌，因為我們不再吃足量的“臟東西”了。來蘇水等消毒劑殺死了那麽多“細菌”，使得兒童發育中的免疫系統被剝奪了必要的鍛煉機會。口腔衛生：我不知道用沾滿化學物質的牙刷刷牙是否主要是為了給牙膏行業制造利潤——牙刷是普通之物，而使用牙膏可能只是為了對抗我們消耗的非自然產品，如澱粉、糖、高果糖玉米糖漿。說到這，高果糖玉米糖漿也是新事物狂熱癥的產物，是由喜愛技術的尼克松政府讚助開發的，到頭來不僅要補貼玉米種植戶，也給消費者造成了傷害。II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島素註射治療，其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糖尿病的危害來自血糖，而非胰島素抗性（或別的與它相關聯的東西）。豆漿。地中海和亞裔人喝的牛奶。海洛因，我們可以想見的最危險的上癮毒品，也發展成嗎啡替代品用作止咳藥，不會有嗎啡的成癮副作用。精神病治療，特別是兒童精神病治療——但對它的危險性我想我不需要再說了……就此打住。

再重申一遍，我這裏的陳述都是以風險管理為基礎的：如果一個人的病情十分嚴重，就無須擔心醫源性損傷了。只有邊際案例才會有危險。

大自然的不透明邏輯

以使其更清晰。進化是靠無定向的、凸性的自由探索或試錯來推進的，因此本質上是強韌的，因為它能從連續的、重覆的、細小的、局部的錯誤中獲得潛在的隨機收益。而人們開展的自上而下、指揮控制的科研過程卻完全相反：這是一種伴有負凸性效應的干預，即暴露於大量的潛在錯誤中而只獲得一些很小的收益。人類理解覆雜系統（生物、經濟、氣候）的風險記錄一向少得可憐，再加上回顧時對事實的歪曲（我們只能在損害發生後才理解風險，但接下來卻繼續犯錯誤），現在沒有證據可以讓我相信，我們的風險管理能力增強了。在上述特殊案例中，由於錯誤的可擴大性，你面對的是最不可預測的隨機性。

簡單地說，人類不應該玩火自焚（比如去研究原子彈、金融衍生品，或者創造生命的工具）。

生物學的無罪辯護：現象學

我們天生容易受理論的愚弄。但理論誕生又消亡，而經驗卻總能經受時間的考驗。解釋總是在變，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變化（原因在於因果的不透明性和原因的隱蔽性），因而人們慢慢地養成了一種無明確理論支持就不能形成觀點的習慣；但經驗卻能保持不變。

正如我們在第7章中所看到的，被物理學家稱為過程的現象就是一種實證表現，他們不會看它是如何與現有的一般理論相關聯的。以下面這個循證陳述為例：如果你正在鍛煉肌肉，那麽你就可以吃得更多，而不會讓更多脂肪囤在腹部，也就是說，你可以大快朵頤而無須購買新的皮帶。在過去，對此進行理性化解釋的理論是：“你的新陳代謝加快了，因為肌肉運動會燃燒卡路裏。”而如今我會聽到：“你將對胰島素更敏感，也不容易儲存脂肪。”胰島素理論，其實應該說是偽胰島素理論；新陳代謝理論，確切地說應該是偽新陳代謝理論；未來可能將出現另一個理論和另一種物質，但實際上效用仍將保持不變。

下面這句話也是一樣：舉重能增加肌肉量。過去人們常說，舉重會造成“肌肉微撕裂”，肌肉愈合後會增大。而今天，一些人討論的則是激素信號或基因機制，明天他們還將討論別的東西。但效應永遠存在，仍將如此。

當涉及敘述時，大腦似乎是理論家加騙子的最後一個陣地。把某種神經加進某個領域，突然之間人們就會對它肅然起敬，認為它變得更有說服力，因為這給了人們因果關系更強的錯覺——但是大腦太覆雜了；它是人類解剖學上最覆雜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受到欺騙性因果關系影響的部分。克裏斯托弗·查布利斯和丹尼爾·西蒙斯讓我關註到了我一直在尋找的證據：任何理論只要在大腦回路中找到依據，就似乎更加“科學”、更有說服力，即使它只是隨機性地與心理、神經等相關。

古人更刻薄

醫源性損傷的問題不是新的——一直以來，醫生們都是人們的笑柄。

馬提亞爾在他的諷刺短詩中，就讓我們看到了他那個時代人們對醫療專家問題的看法：“我認為迪奧魯斯是一名醫生，不是看護——但在他看來，兩者好像都是一樣的工作”，或者“我本來沒感覺不舒服，斯馬奇，但現在（在你服侍之後）就感覺生病了”

在希臘語中，pharmakon這個詞是很模糊的，因為它可能指代“毒藥”，也可能指代“治療”，而且被阿拉伯醫生哈威用作雙關語，警告不要造成醫源性損傷。

當一個人將正面結果歸功於自己的技術，將失敗歸咎於運氣時，就產生了歸屬問題。早在公元前4世紀，尼古克裏就聲稱，醫生總是在成功時急於邀功，失敗時責怪客觀條件或者找一些外部原因。約24個世紀後的心理學家，重新發現了這一規律，並認為這一現象普遍存在於股票經紀人、醫生和公司管理人員身上。

我還聽過一則古老的逸事，奄奄一息的皇帝哈德良不斷地呼喊說，是他的醫生殺害了他。

蒙田是古典智慧的集大成者，他的《隨筆集》中充滿了奇聞逸事：有人問一位古代斯巴達人，為什麽他能活這麽久。他回答：“忽略醫藥。”蒙田也覺察到了代理問題，或者說，為什麽醫生最不關心的就是你的身體健康：“古希臘的諷刺作家曾說，沒有醫生會因朋友的身體健康而感到開心，就像沒有士兵會因城市久無戰事而高興。”

如何開藥給一半的人吃

可以回想一下，我們說過一個私人醫生會怎樣置你於死地。

我們從祖母的故事中看到，我們的邏輯推理（但直覺式行動不是這樣）很難區分平均數與我們觀察到的其他更豐富的特性。

有一次，我在朋友的鄉間別墅參加一個午餐會，有人拿出了一個手持式血壓測量工具。我經不住誘惑，就測量了一下動脈血壓，竟然略高於平均值。參加午餐會的人中剛好有一位醫生，他為人非常友好和善，他馬上掏出一張紙，給我開了一些降壓藥——我隨後把這張紙扔進垃圾桶了。後來，我買了同樣的測量工具，並發現，我的血壓要比平均值低得多（也就是說健康狀況更好了），只是偶爾會躥升。總之，血壓會呈現一些波動性，就像生活中的一切。

這個隨機變異往往被誤認為新信息，從而導致我們出手干預。讓我們做一個假想實驗，不需要假設血壓和健康之間有任何聯系。此外，假設“正常”血壓是某個既定的已知值。以一群健康人為樣本。假如由於隨機性，這些人在1/2時間裏的血壓將高於正常值，而另外1/2的時間裏，其血壓低於正常值。因此，去醫院就診的話，他們遭遇“高於正常”的警報的概率約為50%。如果醫生在患者血壓高於正常值的日子裏主動給他們開藥，那麽一半的人將處於服藥的狀態。請註意，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他們的預期壽命會因不必要的治療而縮短。當然，我在這裏簡化了情況；精明的醫生都能夠意識到測量值的易變性，並在情況不嚴重的時候不會開藥（雖然他們很容易落入陷阱，而且並不是所有的醫生都很精明）。但是，這個假想實驗可以顯示，經常看醫生，尤其是在疾病並不危及生命，或並未給你帶來不適的情況下——就像你頻繁查看信息一樣——是有害的。這個例子也向我們展示了第7章中所說的例子，即由於對噪聲的反應過度，私人醫生最終導致病人一命嗚呼。

這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嚴重：醫學似乎很難理解樣本的正常波動——有時，它很難區分“統計顯著性”和“顯著性”之間的區別。某種疾病可能會稍微縮短你的壽命，但是卻顯示出“很高的統計顯著性”，導致人們產生恐慌情緒，而實際上所有這些研究可能只是在說，它們以“顯著的統計邊際”證明，在某些情況下，比如說1%的情況下，患者有可能受到傷害。換句話說：效用的大小、效果的重要性不是根據所謂的“統計顯著性”來定的，這種東西往往會欺騙專家。我們需要看的是：病癥輕重，也就是說血壓與正常值相比高出多少，這可能會影響到你的預期剩余壽命；以及所導致結果的嚴重性。

為什麽這件事很嚴重？如果你認為統計學家真的理解現實生活中（即“大世界”，而非教科書中的“小世界”）覆雜環境下的“統計顯著性”，那我要揭示一些讓你吃驚的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指出，統計人員在現實生活中也會犯錯誤，忘記他們是統計學家（我提醒讀者，思考總是需要做出努力的）。我的同事丹尼爾·戈爾茨坦和我針對數量金融工程師作了一些研究，發現他們中絕大多數的人不明白他們在幾乎每一個方程式中都會用到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方差”或“標準差”的實際影響。最近，埃姆雷·索耶爾和羅賓·賀加斯所開展的一次強大的研究表明，計量經濟領域中的許多專家，提供了諸如“回歸”和“相關”等看似高深的數據，在把他們制造的數據應用到實踐中時會犯一些嚴重的錯誤——他們的方程式是正確的，但在現實應用中卻犯了嚴重錯誤。他們幾乎總是低估隨機性和結果中的不確定性。而且我們還只是談論統計學家所犯的詮釋錯誤，尚未談及統計數據使用者，如社會科學家和醫生所犯的詮釋錯誤。
可惜的是，所有這些偏差都會使人們采取干預行動，而幾乎從來不是放棄行動。

此外，我們現在知道，厭惡脂肪的熱潮和標榜“不含脂肪”的口號，其實都源於一個初級錯誤，即我們誤讀了一個回歸結果：當某個效應是兩個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裏就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時，人們有時卻只將結果歸因於其中一個。肥胖其實是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共同作用的結果，但許多人卻錯誤地將問題歸咎於脂肪，而不是碳水化合物。此外，揭示了統計數據誤讀現象的偉大的統計學家戴維·弗裏德曼與其合著者非常有說服力地指出，大家執著地認為鹽和血壓之間存在的關聯，其實根本沒有統計學依據。這種關聯可能在高血壓人群中可以看到，但這更像是例外而非常規情況。

醫學中的“嚴謹數學”

我們可能會嘲笑社會科學中隱藏在虛構數字背後的騙局，但你可能也會好奇，為什麽在醫學領域沒有發生這種事？
實際上，糟糕的觀點（和隱藏的觀點）顯示出，數學在醫學領域也愚弄了我們。人們做了很多已被人遺忘的努力，企圖將醫藥數學化。曾有一段時間，醫藥還從物理科學中衍生出解釋模式。喬瓦尼·博雷利在《運動的動物》一書中，就將人體比喻成由有生命的機器——因此，我們可以應用線性物理的規律。

第二十二章 活得長壽，但不要太長

人類預期壽命的增加是因為許多因素的結合：衛生、青黴素、犯罪率的降低，以及挽救生命的手術的出現，當然，也歸功於一些醫學執業者對危重病患生命的拯救。

像往常一樣，古人也有智慧之言。正如昆圖斯·恩紐斯寫道：“好，主要是因為缺乏壞的緣故。”

同樣的，幸福最好用否定的概念來闡釋；非線性在此也適用。現代的幸福研究人員（他們通常看起來很不幸福）往往都是心理學家轉行成為經濟學家（或反過來），當他們給我們講幸福學時，就好像我們知道幸福是什麼，知道它是否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東西。而且他們講這些時，並不使用非線性和凸性效應。事實上，他們應該教我們了解什麼是不幸福（我這麼推測是因為那些講授幸福學的人看上去並不幸福，而那些教授不幸福的人看上去卻很幸福）；我們對不幸福了解得更多；“追求幸福”並不等於“避免不幸福”。我們每個人肯定都知道，是哪些原因讓我們不快樂（例如，出版社的編輯、通勤、異味、疼痛、在等候室裏看到的某本雜志等），也知道我們應該如何去做。

讓我們探究一下古老的智慧。普羅提諾寫道：“有時候缺乏營養會讓機體恢覆。”古代人很相信潔凈身體的必要性（潔凈的一種方式就是，往往造成傷害但也經常有益的放血）。薩勒諾醫學院的養生法則是：愉悅的心情、充足的休息，以及適當缺乏營養。

有一則關於蓬波尼烏斯·阿提庫斯的故事，他是西塞羅的親戚和書信的收信人，這則故事似乎是杜撰的，但還是很有趣。蓬波尼烏斯由於身患絕癥而非常痛苦，他試圖通過絕食結束自己的生命和痛苦，最後卻痊愈了。根據蒙田的記錄，蓬波尼烏斯恢覆了健康。盡管我知道這個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我還是要用它舉例，原因很簡單，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延長人類壽命的唯一方式就是限制卡路裏攝入量，我們在實驗室動物身上似乎已經證實了這一方式對疾病治療和壽命延長的效用。但是，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節中所見，這種限制並不必是永久性的，只要我們偶然節食（當然有點兒痛苦）即可。

至於飲料，我的原則是不喝少於1000年歷史的飲料——因為人體對古老飲料的適應性已經過測試。我只喝酒、水和咖啡，不喝軟飲料。也許最可能帶有欺騙性的有毒飲料就是我們讓可憐無辜的人們在早餐桌上喝的橙汁了，但同時我們卻通過營銷手段說服他們這是“健康的”。（除了因為早年我們祖先吃的水果沒有那麽甜，還因為他們從來不會在攝取碳水化合物的同時攝入大量的纖維。吃一個橘子或蘋果，在生物學上與喝橘子汁或蘋果汁並不等效）。從這個例子我得出一個規律，被稱為“健康”食品的東西一般都不健康，就像“社交”網絡阻礙了人類的正常社交，“知識”經濟也往往是無知的一樣。

宗教和天真的干預主義

宗教有它的無形目的，超越缺乏想象力的科學主義和科學至上的認同——事實上，宗教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護我們免受科學主義的傷害。

在我看來，在人性深處，我們知道什麽時候需要尋求宗教的安慰，什麽時候需要回到科學思維上來。

我相信宗教的啟發法，並盲目地接受其所有規則（作為一名希臘東正教教徒，我偶爾也會禁食一次，因為這實際上也是遊戲的一部分）。宗教的作用之一就是馴服過於豐盛的生活所帶來的醫源性損傷——禁食會讓你放下你飯來張口的權利意識。但還有更微妙的地方。

凸性效應和隨機營養

也許我們最需要的是隨機性地少吃幾餐，或至少避免穩定的飲食。我們可以在兩個地方發現忽視非線性的錯誤，一是在攝取食物的成分方面，二是在食物攝取的頻率方面。

請註意人體構造的微妙之處：牛和其他食草動物在食物攝取上的隨機性比獅子要小得多；它們穩定地進食，但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來代謝所有這些營養成分，因此它們每天要花費好幾個小時吃東西。更不要說站在那裏吃草是多麽無聊了。而獅子則不同，它需要依靠更多的運氣，它的捕食成功率並不高，只有不到20%，但是一旦捕食到獵物，它便能快速而容易地攝入它的獵物通過艱苦和枯燥的進食工作所積累的進食所有營養成分。因此，我們可以從環境的隨機結構中總結出以下原則：當我們吃素時，我們就需要穩定地攝取食物；當我們吃肉時，我們可以更隨機地進食。因此，從統計上說，我們也應該隨機消耗蛋白質。

所以，如果你認為我們需要“均衡”的營養組合，同時馬上假定我們每餐都需要這樣的均衡，而不是連續幾餐才取得均衡，那麽你的想法是錯誤的。假設我們需要一定量的營養，比如說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那麽，每餐都攝取這些營養，比如經典牛排、沙拉和新鮮的水果，與在連續的幾餐中分別攝入這些營養的效果存在很大區別。

我推測，事實上，不僅僅是推測：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有非線性的影響和大自然的邏輯做後盾，還有實證證據的支持），我們對食物的攝入和成分的隨機性是有反脆弱性的——至少在某個範圍內，或者某些天內是這樣的。

如何吃掉自己

我很好奇，為什麽人們認同鍛煉的壓力對身體有益，但卻無法推此及彼地認識到，一定的食物匱乏也會有相同的效果。在我寫這本書時，科學家們正在探索偶爾不吃部分或全部食物所帶來的影響。不管如何，有證據顯示，我們在約束的壓力下只會變得更加體力充沛和健康。

我們可以看一下生物學研究，不是為了從理性主義的角度進行總結或使用，而是為了驗證人類對饑餓的反應：人體機制會因食物匱乏而被激活。我們曾對一群人做過實驗，顯示出饑餓——或者說某類食物匱乏——會對人類產生積極的作用。研究人員可以通過細胞自噬機制對此進行理性化解釋，當外部資源匱乏時，你的細胞開始自噬，或者分解蛋白質，重新合成氨基酸，為構建其他細胞提供原料。一些研究人員（目前）認為，自噬帶來的“吸塵器”效應就是長壽的關鍵——但我對大自然的想法與他們無關：我將在下文進一步表明，偶爾的饑餓會給健康帶來益處，但僅此而已。

我們對饑餓的反應，也就是我們的反脆弱性，被低估了。我們一直在告訴人們，吃一頓豐盛的早餐才足以支持他們應對一整天的操勞。這對無視實證的現代營養學家來說可不是新理論了——比如在司湯達的不朽小說《紅與黑》中，我就看到了這樣一段對話，主人公於連被告知“今天的活兒很重，要干到很晚，所以，讓我們好好吃這第一頓午餐來增強體力吧”（當時法語中將早餐稱為“第一頓午餐”）。首先，將谷物和其他類似食材作為早餐主食的想法正逐漸被證明有害於人類健康，我不知道為什麽過了這麽長的時間才有人意識到，這種非自然的想法需要進行測試；其次，測試表明，這種方式是有害的，或者吃早餐並不能帶來什麽好處，除非你在吃早餐前已經辛苦工作過。

讓我們記住，我們最早可不是從送餐員手上獲取食物的，在大自然中，我們必須費些力氣才能弄到吃的。獅子要靠狩獵才有食物，它們可不是為了取樂而去狩獵的。因此，在人們還沒有辛苦工作之前就供應食物，無異迷惑了他們的身體信號系統。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間歇性（只能間歇性）地剝奪食物可以對許多肌體功能產生有益的影響——比如瓦爾特·隆戈註意到，集中營的囚犯們在食物限制的第一階段反而很少生病，進一步限食才導致他們的崩潰。瓦爾特·隆戈做了實驗後發現，老鼠在饑餓的初始階段能承受高劑量的化療，沒有出現明顯的副作用。科學家們也常常說，饑餓會導致基因對一種被稱為蛋白質的基因進行編碼，從而帶來延年益壽等功效。人類的反脆弱性往往會在饑餓的壓力下通過某些基因的升級來顯現。
再次重申，宗教的齋戒儀式比你從表面上看到的更有深度。實際上，這些齋戒儀式是將非線性帶入我們的飲食中，從而與生物的特性相匹配。

剝奪步行

天真的理性主義還有另一個危害來源。正如長久以來，人們都在試圖縮短自己的睡眠，因為它在世俗的邏輯裏似乎毫無作用；很多人認為步行也是無用的，所以他們更願意使用機械運輸（汽車和自行車等），並在健身房裏進行鍛煉。而當他們步行時，他們卻要做那種臭名昭著的“快步行走”運動，有時還要在胳膊上負重。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出於一些他們尚不清楚的原因，以沒有壓力的速度輕松地行走是很有益的——或者，我推測，對人類是必要的，就像睡眠一樣必要，可是到了現代化的某個時點，由於無法合理化，所以人們試著將它縮減。現在，且不論輕松步行是否與睡眠一樣必要，但因為在汽車出現之前，我的祖先們在大多數時間裏都是步行（以及睡覺）的，因此我決定在一些醫學雜志也開始接受這些想法並提出醫學雜志推薦者們所稱的“證據”之前，按古人的邏輯行事。

我想永生

我聽到的都是如何活得更長久、更富有，當然，還有擁有更多的電子產品。自古以來，人們相信降臨到我們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死亡，我們並不是這麽認為的第一代人。但對於古人來說，最壞的結果不是死亡，而是死得不光彩，甚至只是平庸地死去。對一個典型的英雄來說，在養老院的床上奄奄一息，只有一個粗魯的護士照顧你和一堆管子從你的鼻孔插進、拉出，顯然不是什麽有吸引力的終極生活目標。

第七卷 脆弱性與反脆弱性的倫理

第二十三章 切身利害：反脆弱性和犧牲他人的可選擇性

我們正面臨著一種根本性的變化。想想比較古老的社會，也就是那些幸存下來的社會。我們和他們之間的主要區別就是英雄感的消失；尊重（以及權力）逐漸遠離了那些為他人背負風險的人。因為英雄主義與代理問題正好完全相反，它是指有人選擇為他人承擔對自己不利的狀況（冒生命危險，或傷害自己，或者在較溫和的情況下吃一點兒虧）。

英雄主義並不只關乎暴亂和戰爭。讓我們來看一個與代理問題相反的例子：孩提時候，我就對一位老奶奶從車輪下舍身救下一個孩子的故事印象深刻。我覺得沒有比為了拯救他人而獻身更光榮的事情了。

換句話說，這就是所謂的犧牲。“犧牲”這個詞與神聖一詞相關，這是屬於聖潔的境界，區別於世俗的世界。
在傳統社會中，一個人所能獲得的尊敬與他（或她，人們對女人在這方面的期待更大或大得多）的價值取決於其願意為他人而承受損失的多少。最英勇無畏的人將在社會中占據最高層級：騎士、將軍、指揮官。即使是黑手黨頭目也承認，這樣的層級結構使他們最容易受到競爭對手的重擊和政府的嚴懲。這同樣適用於聖人，他們放棄和貢獻了他們的生命以造福他人，比如幫助弱者、貧困者和無依無靠的人。

事實上，社會的強韌性，甚至反脆弱性，都有賴於這些人：我們之所以今天還能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因為某些人在某個階段為我們承擔了風險。但是，勇氣和英雄主義並不等於盲目的冒險，也絕不等同於魯莽。我們知道，確實有些人因為無視風險、低估失敗的概率而表現出一種偽勇敢。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些偽勇敢的人在真正的風險面前會表現得異常懦弱或者過度反應；這和勇敢恰好相反。對斯多葛學派的人來說，審慎是勇氣（戰勝自己沖動的勇氣）的固有要素，普布裏亞斯·塞勒斯有一句格言——當然，除了他還能有誰呢——“審慎被視為普遍意義上的勇氣”。

英雄主義隨著文明而進化，從黷武時代發展到現在。最初，在古典主義時期之前，荷馬式的英雄主要需具備搏殺的勇氣，因為當時的一切都需要依靠搏鬥來爭取。在古典主義時期之後，對偉大的古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斯來說，真正的幸福是在戰爭中犧牲，很少或者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之相比。但是對於阿格西勞斯來說，勇氣已經從純粹的武術競技演變成更宏大的東西。我們常常在忘我的行為中看到勇氣，比如一個人準備為了他人和集體的利益犧牲自己，這是利他主義的一種表現。
最後，誕生了一種新形式的勇氣，即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式勇氣，這已經成為最高形式的榮譽，也是現代人對勇氣的定義：勇敢地站起來支持一個想法，並在激動的狀態中享受死亡，只因為獲得了為真相而死的權力或站起來維護自己價值觀的權力。在歷史上，沒有人比為維護自己的觀點而公開提出反對意見，乃至付出自己生命的兩位思想家更有威望了——這兩位思想家都來自地中海東部；一個是希臘人，另一個是閃米特人。

當我們聽到幸福是根據經濟或其他微不足道的物質條件來定義時，應該停下來思考一下。你可以想象，每次聽到有人宣揚與英雄主義毫無關系的“中產階層價值觀”時，我就覺得極其厭煩。得益於全球化和互聯網，這個所謂的“中產階層價值觀”已經傳遞到了英國航空能夠輕松抵達的任何一個地區，原本被高貴的階層所深惡痛絕的東西如今卻被大肆推崇：為銀行或煙草公司“賣力工作”；勤奮地閱讀報紙；服從大多數（但不是所有）的交通規則；被某種企業結構束縛；一味聽從老板的意見（因為工作記錄都由人力資源部門保存）；遵守法律；依賴股市投資；去熱帶地區度假；住在郊區（以抵押貸款購房），養著一條非常漂亮的狗，星期六的晚上品酒消遣。取得一些成功的人便能躋身年度億萬富翁排行榜，期待在他們的化肥銷售遭到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的挑戰之前，能在榜上多逗留一段時間。他們將被稱為英雄——而不是幸運兒。此外，如果說成功是隨機獲得的，那麽有意識的英雄主義行為就不是隨機的。自稱“合乎道德的”的中產階層可能會為煙草公司工作——多虧他們高明的詭辯，這樣做也能自稱道德。

每當我在華盛頓區，離星巴克咖啡館或購物商場幾步之遙的地方看到一個坐在電腦後面的書呆子，入迷地玩著電腦遊戲，模擬摧毀一個遙遠地方的一整座營區，隨後又跑到健身房去“鍛煉”（並將自己的文化與騎士或武士文化相提並論），我就更為人類的未來憂心忡忡。技術助長了怯懦……這些都是相互關聯的：社會之所以變得脆弱，是因為存在一些沒有骨氣的政治家、一些害怕民意的逃避者，以及只會編故事的記者，這些人導致了爆炸性赤字和代理問題的進一步覆雜化，只因為他們希望粉飾短期內的業績。

偉大的史學家保羅·海恩在最近的研究中表明，有人說古代的角鬥士是被迫成為角鬥士的，這簡直是一個天大的迷思。其實，他們大多數是自願成為角鬥士的，目的是獲得成為英雄的機會，他們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贏得一場戰鬥，即使失敗，也要在世人面前，彰顯自己是如何榮耀地死去的，毫無畏懼——當一個角鬥士戰敗時，觀看的人群將決定他是否應該被饒恕，或被對手置於死地。而觀眾們並不喜歡非自願者，因為他們沒有將靈魂投入決鬥。

關於勇氣，我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是來自我的父親——孩提時期，我就非常欽佩我父親的學問，但並未對他過分崇拜，因為學問本身並不能使你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我的父親有著強大的自尊心，他要求別人尊重他。黎巴嫩戰爭期間，他曾經受過一個在道口盤查的民兵的侮辱。他拒絕服從對方的指令，民兵對他不敬的態度使他非常生氣。當父親開車離開後，一名槍手對著他的背部開了一槍。在他的余生中，這顆子彈就一直留在他的胸部，所以每次他進入機場候機樓，他都必須攜帶X光片。這為我設置了非常高的門檻：除非努力進取，否則尊嚴將一文不值；除非你願意為它付出代價。

我從這種古老的文化中學到的就是氣度的概念（亞裏士多德倫理學中的一個術語），一種莊嚴感，這後來被基督教中叫作“謙遜”的價值觀所取代。在羅馬語中沒有對應的詞；在阿拉伯語中，它被稱為不妄自菲薄。如果你勇於承擔風險，有尊嚴地面對自己的命運，那麽你做什麽都不會貶低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承擔風險，那麽你做什麽都不會使自己偉大。如果你承擔風險，那麽，那些不承擔風險的人帶給你的侮辱只不過如同牲畜的吠叫：你不可能因為狗朝著你狂吠而感覺受到了侮辱。

漢謨拉比

因為現代化使越來越多的人出現在了最左欄——成為反英雄式人物。許多職業和工作（大多伴隨著現代化而誕生）受到影響，變得更具反脆弱性，但是以讓我們陷入脆弱性為代價——比如享有終身職位的政府雇員、學術研究人員和記者（不戳破神話的那種）、醫療機構、大型醫藥公司，等等。現在，我們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呢？像往常一樣，我們總是能從古人身上借鑒經驗。

胖子托尼有兩個啟發法。
第一，千萬不要登上沒有飛行員的飛機。
第二，確保飛機上還有一個副駕駛。
第一個啟發法解決的是獎勵和懲罰之間的不對稱性，或個體之間脆弱性的轉移。拉爾夫·納德有一條簡單的準則：對戰爭投讚成票的人需至少有一個後代（子輩或孫輩）參加戰鬥。羅馬人要求工程師必須在他們建造的橋下待上一段時間——這一要求真應該應用到當今的金融工程師身上。英國的做法更進一步，甚至要求工程師的家人與工程師一起在建成後的橋梁下待一段時間。

對我來說，每一個決策者都應該“在遊戲中投註”，如果依賴他的信息或意見的人可能受到傷害的話（不要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促成入侵伊拉克惡行的人自己卻毫發無損）。此外，任何進行預測或經濟分析的人都應該拿出東西作為賭註，因為別人的利益有賴於這些預測的準確性（再說一遍，應該責成預測的人承擔風險；因為對我們來說，這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人造污染都更有害）。

空談者的免費選擇權

第一卷結尾稱，我們需要把創業者和風險承擔者置於金字塔的頂端，而不管他們“失敗”與否，除非他們在承擔個人風險時還將他人置於風險之中；學者、空談者和政客則都應該被置於金字塔的底端。但問題是，現在社會做的事正好相反，賦予空談者免費的選擇權。

事實上，投機性的冒險不僅應該被容許，還應該是強制性的。不承擔風險就不要發表意見，當然，沒有人在承擔風險時不期望有回報。如果胖子托尼有自己的意見，那麽出於道德上的原因，他就需要承擔相應的風險。正如他們在森赫斯特所說的，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你就必須這樣做。否則，你就不會持有真正的意見。如果你看到某個人並不為自己的觀點承擔任何風險，那麽請將他歸入一個特殊階層，也許得比普通公民還低一層。評論家的地位也應低於普通公民。畢竟，普通公民至少還得面對發表觀點所帶來的不利因素。

所以，與知識分子和評論員這種高高在上、高枕無憂的社會群體的整體觀念相反，我在這裏要說的是，如果你只是信口雌黃，言行不一，不承擔受到損失的風險，不在遊戲中下註，不拿自己的任何利益冒險，那麽就是極不道德的。如果你表達你的意見可能傷害到別人（依賴於這些意見的人），但你自己卻不承擔任何責任。這公平嗎？

但是，這是信息時代。轉嫁脆弱性的影響可能貫穿整個歷史，只是如今由於現代化帶來的相互依賴性的增強，這種影響變得更為嚴重了。如今的知識分子遠比以前更為強大和危險。所謂的“知識世界”會導致知識和行動的分離（同一個人不是既懂得知識又知道行動），並導致社會的脆弱性。怎麽會這樣呢？

在過去，負起責任的人才享有特權—— 除了少數一些知識分子，他們服務於封建領主，或在某些情況下，為國家效力。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封建領主，那麽遇到事情你就是第一個赴死的。想要打仗，那你得先上戰場。

他們全身心地投入，為各自的信仰而戰；你所處的位置決定了你必須冒的風險。
請註意，在傳統社會，那些承擔風險的人即使失敗了，也比那些無須面對風險的人的地位更高。

真正讓我感覺不舒服的原因可能不僅是因為我看見了一個我認為非常邪惡和有害的人，我只是因自己看到了錯誤卻無能為力而感到難過，這是一種生理反應。

不阻止犯罪的人便是幫兇。（我在序言中也說過我自己的一個類似觀點，在此我需要重覆一下：如果你看到欺詐現象卻隱瞞不報，那麽你也是一個騙子。）

一個有論點的作家可以比連環殺人犯傷害的人更多。

大自然和我們祖先的系統都是建立在懲罰措施之上的：任何人都沒有永恒的免費選擇權。許多事情會有明顯效應的社會也是一樣。如果有人蒙著眼睛駕駛校車，因而發生意外，他要麽就以古老的方式退出基因庫，或者，出於某種原因，他並未在事故中受到傷害，那麽他將受到足夠的懲罰，並被禁止開車載人。

事後預測

言語很危險：事後預測者總是在事情發生後對其進行解釋——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空談——讓自己看上去總是比預測者聰明。

由於事後扭曲，有些人當然沒事先看到事件來臨，卻記得他們想過那件事產生的影響，而且會設法說服自己，是他們預測到了這些事件，隨後還要說服別人相信這一點。每個事件發生後，事後預測者的人數總是多於真正的預測者。比如人們每次洗澡時都會產生一個想法，但沒有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鑒於很多人都會洗很多次澡，比如每天兩次（如果還包括健身後或與情婦交歡後洗澡的話），那麽他們將會擁有一個巨大的想法庫。他們不會記得他們過去在無數次沐浴中產生的想法，要麽是噪聲，要麽與觀察到的現狀相矛盾——但由於人類渴望自我一致性，他們將保留曾經想過的、與他們認知的現狀相符的那些要素。

所以，那些驕傲、誇誇其談的輿論制造者將最終贏得辯論，因為他們是寫文章的人，而由於閱讀他們寫的文章而陷入麻煩的愚蠢的人，以後還會再次閱讀這些文章以尋求未來的指導，然後再次惹上麻煩。

過去是流動性的，充斥著選擇偏見和不斷修正的記憶。愚蠢的人有一個核心特征，那就是他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之所以容易上當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局限。

我希望預測者每犯一次預測錯誤，就在身上留下一條明顯的疤痕，而不是將錯誤帶來的成本分攤給整個社會。
你不能只是坐在那裏抱怨世界。你需要主動迎接挑戰，戰勝困難。

只說不做的人越來越多，並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這是現代主義和分工的產物。

2010年，斯蒂格利茨以“我早就告訴過你們”的姿態寫了一本書，書中聲稱，他已經“預測”到了2007~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

看看社會賦予斯蒂格利茨及其同事們的這種異常的反脆弱性。事實證明，斯蒂格利茨不僅不是危機的預測者（以我的標準來看），反而是導致這些事件、導致小概率風險不斷累積的部分原因所在。但他竟然絲毫沒有覺察到這一點！一個學者從不記得他自己的意見，因為他無須對此承擔任何風險。
從本質上說，當人們擁有這種能讓他們在期刊上發表論文，卻降低了人們的風險意識的奇怪技能時，他們便變得十分危險。因此，造成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在危機後進行事後風險預測，繼而扮演理論家，對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分析。難怪我們會有更大的危機。

我的核心觀點是：如果斯蒂格利茨像商人一樣，讓自己的切身利益與自己的預測掛鉤，那麽他將血本無歸、一無所有。或者，如果他在大自然中，那麽他的基因會因此滅絕——對概率產生這種誤解的人終將從我們的基因庫中被淘汰。讓我覺得惡心的是，政府卻還雇用了他的一個合著者。

我其實並不情願用斯蒂格利茨的名字來命名這種綜合征，因為我覺得他已經是最聰明的經濟學家了，就理論化的知識來看，他已經非常優秀了，只是他對系統的脆弱性沒有認識。而且斯蒂格利茨代表了經濟界對小概率事件有害且錯誤的理解。這是一種嚴重的疾病，它解釋了為什麽經濟學家會將我們帶入萬劫不覆之地。

斯蒂格利茨綜合征對應於一種過濾式選擇，這是最糟糕的，因為一個人犯了過錯卻不知道他在做什麽。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不僅不能識別危險，還會促使危險的發生，事後他還要讓自己以及其他人相信相反的事情，即他預測到了危險，並警告人們要防範風險。這相當於將卓越的分析能力、無視脆弱性、選擇性記憶，以及缺乏切身利益集於一身。

斯蒂格利茨綜合征=（可能出發點是善意的）脆弱推手+事後過濾式選擇
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因為缺乏懲戒而帶來的教訓。但斯蒂格利茨綜合征是最嚴重的一種純紙上談兵式的學者綜合征（除非他們心口合一）。比如，許多學者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一種觀點，在另一篇論文中又提出另一種觀點，而並沒有因為在第一篇論文中的錯誤觀點而遭受懲罰，好像他的論點只需貫穿於一篇論文，而無須在不同的論文間保持一致。當然，這無可厚非，因為人總是要發展的，會推翻早年的一些想法，但如果是這樣，早先的這些“成果”就應該停止傳播，代之以新的觀點，就像用新的修訂版書籍取代之前的一版書籍一樣。但是現在，懲罰的缺失使得他們獲得了反脆弱性，而社會卻為他們的錯誤付出了代價。此外，我不懷疑斯蒂格利茨的誠意，或者說不盡如人意的誠意：我相信他真的認為他預測到了金融危機，所以讓我重述一遍這個問題：人們擁有懲罰豁免權帶來的問題是，他們能以過濾式選擇的方式從他們過去許多自相矛盾的言論中挑選一種，最終說服自己，相信自己才智過人，所以能夠成為世界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大放厥詞的嘉賓。

最後，我看到，解決倫理問題的方案其實正是解決斯蒂格利茨綜合征的良策，這個方案就是：

不要詢問任何人的意見、預測或建議。只要問他們的投資組合中有什麽或者沒有什麽就行。

讓我們再以創業家為例。創業家常常是錯的，會犯很多錯誤。但他們是凸性的。所以，重要的是成功後能帶來什麽回報。

讓我重新梳理一遍。現實世界中的決策，也就是放手去做，屬於泰勒斯式做法；而用言詞去作預測，則是亞裏士多德式做法。正如我們在第12章中討論的，決策的一面帶來的後果遠大於另一面——盡管我們沒有證據表明某人是恐怖分子，但是我們還是要查看他們是否攜帶了武器；我們不認為水是有毒的，但我們還是要避免貿然去喝不明來源的水；對狹隘地采納亞裏士多德邏輯的人來說，這樣的行為看上去非常荒謬。用托尼的話來說：愚蠢的人總是力圖證明自己正確，而聰明人則力圖賺錢，或者：
愚蠢的人總是力圖贏得辯論，而聰明人則尋求獲利。
再換句話說：辯論失利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錯誤的理由，正確的決定

從更廣的範圍來看，比如在大自然中，意見和預測根本無關緊要；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前面提到卡爾·波普的進化認識論觀點；由於不是一個決策者，因此他誤以為思想必須依靠相互競爭來實現進化，錯誤較少的思想則在任何時代都能存活下來。他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存活下來的不是思想，而是有著正確思想的人，或者建立了正確啟發法的社會；不管觀點對錯，引導人們做了正確事情的人或團體才能幸存。卡爾·波普忽略了泰勒斯效應，事實上，沒有害處的錯誤想法也能生存。建立了錯誤的啟發法，但是在犯錯時傷害很小的人也將生存。即使是“不理智”的行為，如果無害，也可能是好的行為。

讓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錯誤的觀念是怎樣有助於生存的。在你看來，下面哪種做法比較危險：把一只熊誤認為是一塊石頭，還是把一塊石頭誤認為是一只熊？人類不太會犯第一個錯誤，我們的直覺會讓我們對發生概率最小的危害做出過度反應，並對某一類錯誤的形態信以為真——那些看到可能像熊而做出過度反應的人都具有生存優勢，而那些犯相反的錯誤的人則將被基因庫淘汰。

我們的使命就是，讓我們不要信口雌黃。

古人和斯蒂格利茨綜合征

公元711年4月29日，指揮官塔裏克率領一小支阿拉伯軍隊從摩洛哥穿越直布羅陀海峽進入西班牙。登陸後，塔裏克放火燒掉了船只。然後，他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在我的學生時代，每一小學生都會背這篇演說，意思如下：“你的身後是海，你的面前是敵人。你們知道敵我懸殊之大。你所能依靠的就只有手中的劍和心中的勇氣。”

詩可以殺死你

問一個通曉多國語言，包括阿拉伯語的人，誰是世界上最傑出的詩人——不管哪種語言——我想他很有可能認為這個人是生活在大約1 000年前的阿姆塔納比；他的詩作對讀者（聽者）而言簡直有一種催眠的效果，只有普希金在俄語讀者中的魅力能與之相媲美。問題是阿姆塔納比很清楚這一點，他的名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先知”，這或許是他過於自我膨脹的體現。要了解他有多麽高調，我們不妨讀讀他的一首詩，說的是他的詩歌是如此強大,“即使盲人也可以閱讀”、“聾人也可以聽到”。但話又說回來，阿姆塔納比是真正的行動者，是難得一遇的、全情投入的、願為詩歌獻身的詩人。

就在剛才那首自負的詩中，阿姆塔納比通過對語言魔力的精彩展現宣稱，自己不僅是一位光芒四射、家喻戶曉的偉大詩人（這一點我認為他說得沒錯）——他懂得“馬、晚上、沙漠、筆、書”，而且他的勇氣甚至贏得了獅子的尊重，除此之外，他還始終踐行言行一致的原則。

可以說，詩歌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因為阿姆塔納比在他的一首詩中詆毀了一個沙漠部落（當然，這是他的典型性格），而遭到追殺，並在他旅行的途中找到了他。阿姆塔納比寡不敵眾，他做了理性選擇，趕緊逃跑，這本沒有什麽可恥的，但是他的同伴開始在他的身後吟誦起“馬、晚上……”。結果，阿姆塔納比轉過身來，對抗追殺他的部落族人，從容赴死。就這樣，1000年以後，我們仍記得阿姆塔納比是為了避免因逃跑而辱沒自己名譽從容赴死的詩人，當我們背誦他的詩時，我們知道他踐行了自己的諾言。

當我遇到一個研究幸福學的學者，我也應用了這種方法來評估他，即忽略他寫了什麽，而關註他做了什麽。他的觀點是，賺錢超過50 000美元的人再多賺一點兒也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幸福感——他賺的錢是大學教授的兩倍，因此從他的邏輯推斷，他不用再拼命多賺錢了。而根據他發布在“引用頻率很高的論文”中的那些“實驗”，他的論點表面看上去也非常可信——雖然我對“幸福”的概念，以及對現代社會“尋求幸福”的那種世俗的詮釋並不特別感興趣。所以，我像一個白癡一樣相信了他的話。但大約一年以後，我聽說他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賺錢。這對我來說，是比他的論文被引用成千上萬次更充分的證據。

香檳式社會主義

千萬不要聽信一個從來不放棄自己財富或者從不踐行他希望別人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左翼”人士。法國人所說的“魚子醬式左派”，或者是被盎格魯–撒克遜人稱為香檳式社會主義者的人就是那些崇尚社會主義，有時甚至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一些倡導節儉的政治制度，但卻公開過著奢靡生活的人。他們往往靠繼承下來的豐厚財產過活，從沒有意識到這其中的矛盾之處——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他們希望別人避免的。這與追逐女色的教皇，比如約翰十二世或波吉亞沒什麽區別。真正的矛盾有時會達到荒誕不經的地步，比如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就任社會黨第一書記時，其就職典禮被弄得簡直像法國君主盛大的加冕儀式。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死對頭——保守黨的戴高樂將軍，卻過著一種舊式的簡樸生活，連襪子都是他的妻子幫他縫補的。

我親眼看到過更糟糕的情況。我以前遇到過一個客戶，一個似乎很有社會使命感的富裕人士，他試圖說服我為一位提倡提高稅收的選舉候選人捐款。出於道德考慮，被我拒絕了。但我認為那個人堪稱英雄，因為如果那位候選人勝出，那麽他自己稅賦的增加額也將相當可觀。但是一年後，我發現該客戶因為卷入一宗巨大的逃稅案而接受調查。原來他只是希望其他人能繳付更多的稅款。

心口合一

有一類人擺脫了官僚–記者式的“談論”：他們不僅說到做到，還心口合一。
想想看先知們。預言是對信念的承諾，僅此而已。先知不是第一個產生某個想法的人，他是第一個相信這個想法的人，而且始終相信。

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能避免最終自相矛盾，並且陷入事後預測的錯誤。

反脆弱性與大公司的倫理

你有沒有註意到，大公司總是賣給你垃圾飲料，而手工業者賣的多為奶酪和葡萄酒。反脆弱性往往從小的公司轉移給最大的公司——直至後者倒閉。

商業世界的問題在於，它只能通過加法（肯定法），而不是減法（否定法）來運轉：醫藥公司不會從你降低糖分攝取的行動中受益，健身俱樂部運動器械的制造商不會從你搬運石頭和在巖石上行走（不帶手機）的決定中獲益；股票經紀人不會因你將資金投入你眼見為實的投資物上（比如你表弟的餐廳或你家附近的一棟公寓樓）而獲益；所有這些公司都必須制造“收入增長”，以符合坐在紐約辦公室裏的那些思維遲鈍——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思維略顯遲鈍的工商管理碩士分析師的分析。當然，他們最終會自取滅亡，但這是另一個話題。

除了毒販之外，小公司和手工業者賣給我們的往往是健康食品，那些似乎是自然的和我們自發性需要的東西（制造者對他們的產品都抱有問心無愧的自豪）；大型公司（包括制藥巨頭）可能做的卻是批發醫源性損傷的生意，賺走我們的錢，還給我們帶來傷害，可由於有一大幫說客，它們劫持了這個國家的輿論。此外，任何需要營銷的東西似乎都帶有副作用。你當然需要廣告公司來說服人們相信，可樂能給他們帶來“幸福”——這招還真的很管用。

營銷是一種糟糕的方式，而我則依靠我的自然主義和生態本能進行選擇。比方說，你在乘船遊覽的過程中碰到一個人。如果他開始吹噓自己的成就，告訴你他有多麽富有、魅力過人、才華出眾、富有名望、肌肉發達、教育良好、行事高效，還有其他優點，你會怎麽做？你肯定會跑掉（或把他介紹給另一個愛說話的人，借機擺脫他們兩人）。事實上，如果由其他人（最好不是他的母親）來誇讚他或許效果更好，如果他個人謙遜一些也不會讓人反感。

超越了傳達信息目的的營銷，是不安全的。

我們都認為，常常自吹自擂的人多令人反感。那麽公司呢？我們為什麽不反感那些宣傳自己有多麽偉大的公司？這種冒犯我們感官的行為，往往分為3個層級：
第一級，輕度冒犯：公司無恥地進行自我宣傳，如英國航空飛機上的那個家夥，這只會傷害它們自己。第二級，更嚴重的冒犯：公司試圖給自己戴上最榮耀的光環，隱藏起它們產品的缺陷——仍然沒什麽害處，因為我們往往能預期到這一點，並仍然依賴於其他用戶的意見。第三級，更嚴重的冒犯：公司試圖利用我們的認知偏見和我們的無意識聯想為它們賣的產品營造出一種假象，這是非常隱蔽的。比如說，它呈現出一位牛仔在夕陽下悠閑地抽著香煙的充滿詩意的畫面，迫使你將特定產品與一些浪漫時刻聯系起來，其實從邏輯上講，這兩者根本沒有可能聯系到一起。你尋求的是一個浪漫時刻，而你得到的卻是癌癥。

看來，公司制度正推動企業逐步進入第三個層級。資本主義問題的核心在於——再說一遍，不要再拿亞當·斯密說事了——企業的問題與個人的問題不同。一個公司沒有自然倫理，它只服從於資產負債表。問題是，它的唯一使命是符合證券分析師的標準，而後者本身也多為江湖騙子。

第二十四章 給職業戴上倫理光環

胖子托尼對尼羅的歷史知識並不看好，卻還是問了這個問題，尼羅的投機性答案是：“可能是奴隸的消失。”
“這些人從來沒有自己做過哪怕是很小的一件家務事。因此，你可以想象蘇格拉底小腹凸出，雙腿細長，正想著仆人在哪裏。”
“但是，尼羅·圖利普，我們周圍仍然有奴隸呀，”胖子托尼脫口而出。“他們往往戴著稱為領帶的玩意兒，來顯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尼羅說：“聰明的先生，有些戴領帶的人是非常有錢的，甚至比你還有錢。”
托尼說：“尼羅，你真愚蠢。不要被金錢所愚弄，這些只是數字而已。自由是一種精神狀態。”

富有但不獨立

有一種現象被稱為跑步機效應，與我們在第20章中看到的新事物狂熱癥情況類似：為了停留在同一個地方，你需要賺越來越多的錢。貪婪是具有反脆弱性的，但貪婪的受害者則不然。
再回到相信財富使人更加獨立的愚蠢問題上。我們無須更多的證據，只要看看現在發生的事情就可以了：回顧歷史，我們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豐富的物質生活。我們也從未像現在這樣負債那麽多（對古典主義學者來說，負債的人是不自由的，是被奴役的）。“經濟增長”也不過如此。

在地方的層面，看起來好像我們通常要在一定的環境中建立人脈，因此就像在跑步機上跑步。當你越做越好，你搬遷到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去住，隔壁有一棟價值2 000萬美元的豪宅，主人肯花100萬美元開生日派對，相比之下你就是一個窮人。你越來越多地依賴於你的工作，尤其是當你的鄰居在華爾街獲得了一大筆由納稅人支付的巨額獎金時。

這類人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坦塔羅斯，受制於一個永恒的懲罰：他站在果樹下的一潭水邊，每當他試圖摘下樹上的果子，樹就移開，每當他試著掬水喝，水就退去。

現代人就處於這樣一種永恒的折磨中，而羅馬人則規避了這種社會跑步機效應：他們的社交生活很大部分發生在領主和權勢地位較低的門客之間，後者受前者的慷慨庇護，與前者同桌吃飯，並在遇到麻煩的時候依靠前者的幫助。那時沒有公益事業，也並沒有教會來分發善款：一切都是靠個人自發行動開展的（我前面提到過的塞內加所寫的書中談的就是人在這種情況下的個人義務）。領主們與其他有權勢的領主很少來往，就像黑手黨教父除了自己的組織成員也不太與其他黑手黨教父交往。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我的祖父和曾祖父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是當地的地主和鄉紳；權力伴隨著保護圈子內親屬的責任。鄉下的地主須時不時“開門迎客”，免費讓人們盡情吃喝，分享自己的財富果實。另外，宮廷生活則導致了腐敗——來自各省的貴族在那種奢華面前變得卑微；他將面對穿著更加華麗、觀點更為睿智的人，這種壓力讓他擡不起頭來。在都市裏失去地位的人，在鄉下卻能保有身份。

你不可能信任一個站在跑步機上的人。

專業人士和集體

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中有一句古話：“自由之手就是度量之尺。”但是，自由的定義還未能被人理解：誰有自主意見，誰就是自由的。

在梅特涅看來，人文始於貴族階層；在亞裏士多德看來也是一樣，但形式不一樣，在20世紀英國人崛起之前，人文始於閑散的自由人。並不是說不用工作，只是意味著不依賴工作來獲得個人和情感認同，當然，梅特涅認為工作是可做可不做的，更像是一種愛好。在某種程度上，你的職業無法像你的其他特征，比如你的出身（但也可能是別的什麽）那樣能夠對你進行有效界定，正是對金錢不在意的態度讓米利都的泰勒斯能夠度量自己的誠意。對於斯巴達人來說，人文完全關乎勇氣。而對於胖子托尼來說，人文始於“自主”層面。

自主的思想在我們這位肥胖的朋友眼中，要比在我們思想前輩的眼中民主得多。它只意味著你是自己意見的所有者。它與財富、出生、智慧、長相、鞋碼無關，而與個人勇氣相關。
換句話說，對胖子托尼來說，這是對自由人的一個非常具體的定義：自由人不會被強迫做他本不願意做的事情。

拿詭辯當作可選擇性

一個啟發法浮現在我的腦海裏。我偷偷地問坐在我旁邊的主持人，這個人從他的論點中是否能獲得任何利益：結果我發現，這位石化工程師與石油公司深有淵源，他是這些公司的顧問、投資者和咨詢師。我立刻失去了與他說話的興趣，也不想費神與他在別人面前辯論——他的話毫無價值，只是胡言亂語而已。

請註意這與切身利害觀點的關系。如果某人有一個觀點，比如說銀行系統非常脆弱，應該會崩潰，我希望他能根據他的觀點進行投資，這樣，在他的聽眾受損時，他也會受損——這就像一個表明他不是信口雌黃的信用憑證。但如果是有關集體福利的一般性陳述，則無須這樣的投資。這就是否定法。

第二十五章 結語

玻璃杯是死的東西，
活的東西才喜歡波動性。
驗證你是否活著的最好方式，
就是查驗你是否喜歡變化。
請記住，
如果不覺得饑餓，
山珍野味也會味同嚼蠟；
如果沒有辛勤付出，
得到的結果將毫無意義；
同樣的，
沒有經歷過傷痛，
便不懂得歡樂；
沒有經歷過磨難，
信念就不會堅固；
被剝奪了個人風險，
合乎道德的生活自然也沒有意義。